【大紀元8月24日訊】隨著中國經濟﹐軍事﹐政治力量的不斷增長﹐其對外擴張的表現更加明顯﹐即使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也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壓力﹐中國的整体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前蘇聯的壓力﹐這并不是中國的軍事力量﹐政治力量變得強大的緣故﹐而是來源于中國由于改革開放導致的畸形的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規則的局部捆綁和曲線聯盟引起的思維上的困惑﹐導致西方對于中國存在無限的幻想和莫名其妙的恐懼﹐就象西方人熱衷于的探險心理一樣﹐一切似乎有無窮的保障﹐但是又充滿了未知的恐懼﹐可是一旦尋到寶藏又會帶來巨大的財富﹐所以西方對中國的關注完全在神秘下的可能尋到的未知財富﹐至于中國的政治變動﹐賄賂﹐貪污橫行﹐環境污染﹐政治落后等等的實際問題并不在西方實際考慮的范圍﹐因為現實的西方已經在經濟﹐政治領域局部實現与中國的有效捆綁﹐而且中國已經使用西方的規則實現了自身影響的海外擴展﹐使這种有效的捆綁完成了在西方政治領域的有效傳達与反映﹐導致西方許多國家對中國的關系重點從傳統的政治關注轉移到非政治﹐軍事領域。使中國的國際政治壓力得到极大的緩解﹐進而使中國的政府有能力將精力轉移到國內問題的解決上來﹐延患了政權的危机爆發。
我們先重點看一下﹐中國的經濟捆綁戰略的整体實施情況。
一﹐中國的政治發展戰略
1﹐中國的內部發展問題
中國的經濟松綁于政治之外獨立發展的思路實際上起源于文革后期導致的政治危机﹐就是說如果不在經濟上進行改變﹐國家就會瓦解﹐因為﹐當時的國家理論上是穩定而團結的﹐似乎思想上依然保持紅色﹐這只是官方的言論﹐實際上當時中國共產党政權危机四伏﹐搖搖欲墜﹐隨時都會瓦解﹐政治問題并不隨思想問題而有任何的改變﹐所以才會有對越作站緩和國內危机﹐壓制軍隊內部的矛盾﹐而且對于中國最嚴重的的政治集團﹐就是官方定性的農民﹐工人﹐軍隊﹐知識分子﹐當時的鄧小平采取了巧妙的利益分配戰略﹐就是對農民采取同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鼓勵鄉鎮企業﹐改革開放實際上的壓力來源于工人集團﹐對知識分子的戰略是允許其參与分享國家權力及管理﹐對軍隊自然是使用一貫的手段﹐對外發動戰爭﹐因為軍隊的最大的不滿基本上是無仗可打和軍餉問題﹐因為無仗可打的軍隊等于壓制了軍人升遷的道路﹐等于說軍人在軍隊沒有机會。至少沒有未來。四大集團的壓力對應的策略直接導致了國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注意這些政策的背后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所謂的官方所稱的國家的四大統治階級﹐因為這些集團在中國的地位中一直是從屬階級﹐統治階級的稱呼僅僅是官方的一個口號罷了﹐沒有任何的實際意義。因此﹐在中國官方的地位中可以發現﹐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弟兄﹐就是工人的地位要高于農民﹐共產党來源于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是說共產党領導工人階級﹐就是說共產党的地位高于工人階級﹐党指揮槍﹐表明軍隊從屬于共產党之下﹐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是沒有的﹐因為在法律及規定上沒有其地位﹐ 中國的國家憲法實際上已經將等級制度寫的清清楚楚﹐就是說中國共產党在中國擁有無限的特權﹐注意中國統治集團意義上的共產党實際上僅僅包括有就職官員能力的共產党員﹐就是共產党官員﹐其他的非官員地位的共產党僅僅是与工人階級同等地位的從屬階級。而這些共產党官員又按照共產党的規則分為普通﹐中級﹐高級﹐ 特高級干部﹐相應的獲得的權利也不同﹐在中國并不能將某一個官員作為政治制度的焦點﹐就是說并不是你消滅中國的國家元首﹐中國的國家制度就會變革﹐并不是這樣﹐就像美國﹐如果美國總統突然死亡﹐美國還是根据內部的規則有另外的人繼承總統職位﹐美國的國家制度并不會變革﹐中國也一樣﹐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死了﹐國家并不會變革﹐會有新的領導人繼續根据現有的規則繼位并進行管理﹐國家的制度不會變革﹐這是制度導致的后果﹐并不是說北京出現混亂﹐中國各地會混亂﹐官員會和人民一起走向民主﹐或者是中國通過經濟發展逐步走向民主﹐不會的﹐一切都不會改變﹐前蘇聯和東歐的例子在中國﹐在亞洲是行不通的﹐混亂﹐ 經濟發展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會有任何的影響﹐相反只會增強中國共產党的國家實力﹐鞏固了共產党統治集團的地位﹐因為共產党可以調動的資源空前的雄厚﹐共產党官員有了巨大的可以調動的資源來實現其鎮壓工具的發展与延伸。
2﹐中國共產党內部的問題
中國的共產党集團可以說非常的殘酷﹐但是任何的人即使他是善良的﹐但是通過中國共產党制度也會變成一個屠夫﹐也就是說共產党員的冷酷并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性的問題﹐中國的官僚主義体制在56年的發展中實際上可以加上建國前的時間﹐一共是84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制﹐如果任何人想從這個階梯向上發展必須按照這些規則﹐否則是無法實現的﹐如果說1976年前中國共產党是毛澤東的獨斷專行的話﹐現在也一樣﹐講的具体一點﹐就是帝制﹐就是說中國共產党內部采取的依然是封建傳統的帝制﹐唯一的區別就是現實中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在繼承上拋棄了血緣繼承而改變為指定繼承而已﹐一切都沒有改變﹐還是封建帝制﹐既然是封建帝制那么國家的一切的統治就不言而喻了﹐就是中國的統治机器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体系﹐至于被委任官員的能力問題并不在具体的范圍內。 中國的國家体系經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四代發展已經形成制度﹐已經不隨某個人的意志而改變﹐即使這個体系上的任何人缺失(死亡或去職)﹐都會有新的人代替﹐一切都會繼續下去﹐經濟的發展并不會改變什么﹐可以想象在中國建國初期有巨大的反對集團的條件下﹐經濟出現嚴重的倒退下﹐文革后期國家甚至面臨崩潰的時候國家都沒有倒台﹐現在的經濟發展會使國家瓦解嗎﹐不可能﹐有人會說文革前中國的封閉導致人民的思想被封鎖﹐失去反抗動机﹐這僅僅是一個方面之一﹐導致國家變革的原因是綜合的﹐并不是某一方面決定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并不是所謂的由于國家的各階層壓力導致的問題﹐導致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因實際上就是一個權力的分配問題﹐或許這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財富(現在看僅僅是暫時性的)﹐但是鄧小平的初衷是鞏固個人權力獲得正統地位。從文革末期而言﹐正統的帝位繼承人是華國峰﹐華國峰到底有沒有能力管理國家并帶領中國走出困境﹐無法而知﹐因為歷史沒有給予他施展的机會﹐可以說即使華國峰也走改革開放的路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鞏固政權﹐穩定個人地位﹐所使用的最佳方式就是延續毛澤東賦予的正統繼承人方式﹐先行使用延續毛澤東的路線﹐權力穩定后在行推行改革開放的路線﹐很遺憾歷史沒有給予他机會﹐鄧小平借用所謂的民眾需要為借口發動了不流血的政變奪取了政權﹐華國峰被赶下台﹐需要注意的是﹐鄧小平的一切手段基本上是使用共產党制定的規則實現權力轉移的﹐結果是鄧小平奪取了帝位﹐如果說鄧小平在繼位初期為了穩定民心﹐鞏固個人權力﹐讓利于民﹐大封諸侯的話﹐在鄧小平整個執政期間通過其是否擴大民主權力就可以看出其改革的本質﹐實質上是維護共產党集團的利益﹐對應人民而言﹐根本就不在其考慮之列﹐當初的賦予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隊的利益實際上都是為了鞏固個人的統治地位﹐一旦個人帝位穩固﹐這些權益就開始收回﹐四大階級又回到了歷史上的等級森嚴的制度之下﹐任何的共產党統治者都知道共產党政權如果生存必須保持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保證共產党的絕對統治地位﹐因此﹐任何的共產党的統治領袖在繼位初期都會為鞏固地位﹐對各級的利益集團進行各种的所謂的新政﹐給人民的感覺是中國的未來又會光明了﹐實際上這個所謂的新气象僅僅是歷史延續的把戲而已﹐一旦地位鞏固﹐國家又會恢复原來的高壓恐怖統治﹐共產党允許百姓及各類草根階層使用所謂的個人才能獲取財富﹐甚至許諾其政治地位﹐但是必須了解的是共產党可以給予經濟﹐部分政治地位﹐但是是絕對不會分享政治權利的﹐任何人都清楚﹐沒有政治權利就表示所獲得的任何的個人財富和小許的政治地位隨時都會喪失﹐沒有任何的基本保障。因為沒有政治權利表明國家的服務机器不會對你服務﹐這就是等級制度的基本表現。中國的改革初期是鄧小平為排擠反對力量借改革為名大力扶持個人勢力﹐基本上都是為了獲取個人權力﹐就是中國的帝位﹐至于改革為民謀福利﹐只是他偶然盡心的一個措施而已﹐中國的三農問題﹐工人問題﹐等等許多問題實際上的惡化原因都是鄧小平執政時期就進行的﹐并不是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引起的﹐只是當時被掩蓋而已﹐中國的四代共產党帝王在繼帝位之初所進行的動作如出一轍﹐都是親民作風﹐發布一系列的利民措施﹐穩定各派政治集團﹐在帝位穩定后﹐帝系人馬就位后﹐一切就都恢复正常了﹐保持政治上的高壓恐怖﹐壓制百姓的有限權力﹐使用嚴厲的恐怖手段是共產党生存的基礎﹐因此﹐所謂的江朱清風﹐胡溫新政都是政治游戲而已﹐歷史慣例而已﹐指望共產党的帝王發善心完全是痴心妄想﹐中國的帝王是通過怎樣的殘酷斗爭才獲得的帝位決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如果大家看到基層的共產党的殘酷与非人道﹐那么中級的更殘酷﹐越向上越殘酷﹐殘暴﹐能成為共產党的帝王不但要心狠手辣﹐還要失去人性﹐因為﹐所有的帝王都是從基層通過殘酷斗爭一級一級上來的﹐中國的高級統治集團的殘暴可以說是中國的凶殘的顛峰﹐所以中國領導人給予百姓的小許福利僅僅是狼掩飾牙齒的微笑﹐無法改變狼的凶殘本性。任何人都可以想象﹐現在的共產党官員在升到中央領導人的時候是經歷怎樣的洗禮﹐怎樣的殘酷鎮壓异己實現上升的﹐任何領導人都是踏著百姓的尸体走向新的官位﹐他們的手上都沾著人民的鮮血﹐成為領導就意味著需要失去人性﹐這在共產党官員中是基本的要求﹐在經歷許多的殘酷后而留存下來并登上高位的領導人會變得善良嗎﹐中共党員的官僚体系本身就禁止善良﹐善良意味著被淘汰﹐被奴役﹐失去一切的政治權利。因此﹐對于任何的共產党官員不能有任何的幻想﹐中國的領導人是怎樣的通過殘酷斗爭才獲取現實的巨大權力与地位﹐他們會拱手讓權嗎﹐那當初的努力不是白費了﹐而且共產党的內部會選出用來瓦解共產党的領導人嗎﹐不用考慮﹐期望中國的共產党自身變革就如同指望狼改變吃肉的本性改吃草一樣的可笑。中國改革開放還不能講是成功了﹐因為他僅僅是處于一种階段﹐鄧小平所謂的成功并不是公利﹐僅僅是處于私心﹐如果給予他基本的評价﹐可以說改革開放在他活著的時候處于發展階段﹐人民相對從前而言﹐權利有一定的松動﹐社會的緊張關系有較大的緩解﹐因此﹐相對文革而言﹐鄧小平的工作僅僅是比文革要好一些﹐但是并不標明改革開放獲得成功﹐因為﹐總体而言﹐鄧小平推行的任何政策其出發點都是以共產党統治集團為核心的﹐為民謀福利僅僅是表面現象﹐雖然有客觀實現的成份﹐但是這并不是鄧小平的初衷。我們可以看一下﹐鄧小平在政治制度上的最大變動實際上并不是使人民獲得更大的政治權利的實現﹐ 相反是削減﹐六四并不是偶然性的﹐即使沒有東歐前蘇聯的共產政權的倒台﹐中國也會發生与六四性質相同的政治問題﹐六四的核心并不是反官倒﹐反腐敗﹐實際上就是共產党內部的帝位之爭﹐在共產党的國家里有能力進行巨大的牽扯統治集團內部巨大紛爭的只有一种﹐就是帝位之爭﹐毛澤東時期的林彪問題﹐華國峰時期的鄧小平問題﹐鄧小平時期的趙紫陽問題﹐帝位之爭是共產党最大的政治問題﹐是一切政治問題的核心﹐在出現帝位爭奪時國家會非常反常的出現罕見的混亂﹐注意是有秩序的﹐有針對性的混亂﹐而且一旦帝位确認國家迅速恢复平靜﹐繼續制造混亂的會被嚴厲鎮壓﹐鄧小平實際上避免了毛澤東后期的華國峰事件的重演﹐就是在他活著的時候退位﹐并連封二帝﹐一個皇帝﹐一個皇太子﹐使中國出現三帝共存的歷史局面﹐一系列的帝位的确認實際上保障了政權的長期的穩定性﹐所謂的一百年不動搖實際上已經告訴人民﹐鄧小平為中國的百年內的帝王埋下伏筆﹐這個所謂的一百年不動搖實際上是針對皇帝而言的﹐也就是說鄧小平已經選擇了未來的帝王人選以保障共產党中國的百年基業。不确認帝王誰能保障未來的新帝不會改變現實的路線呢。關鍵當然還是領導人的确認。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六四實際上有鄧小平授意發動的部分﹐就是說六四在實際上并不是中國群眾自發進行的行為﹐而是鄧小平為清除共產党內部的反對勢力﹐穩定新帝的地位而精心策划的一場運動﹐因為在中國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沒有官方的嚴格許可是無法實現的﹐可以發現當時的運動的最激烈的主体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部分共產党官員﹐許多在當時都是在未來可能進入統治階層的人士﹐如果鄧小平和平交權給下一位領導人﹐這些游行的主体就是未來的統治集團內部的最大的顛覆政權的力量﹐因此﹐鄧小平先生秘密授意不同的人員通過學生發動所謂的游行示威﹐并在媒体公開制造混亂的假象﹐引起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游行示威﹐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新帝江澤民﹐任何人都可以想象鄧小平真的是六四倉促選擇的領導人嗎﹐當然不是﹐鄧小平連百年內的人選都已經選定﹐當然不會倉促選帝﹐而是專門的盡心竭力進行培養﹐考驗﹐保護﹐試探﹐測試﹐最終确認為帝位人選﹐這個過程沒有五年﹐十年是無法實現的﹐六四的鎮壓是必然的﹐是清除异己﹐共產党有一句話是沒有問題制造問題﹐就是說六四是一場戲﹐是鄧小平指揮演的一出戲﹐戲的名字叫新皇登基﹐江澤民即位后可以說采取的是高壓勢態﹐實際上這是鄧小平繼續在演戲﹐鄧小平懲罰﹐鄧死后江澤民來寬恕﹐這是權術的一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日本的幕府將軍德川家光在德川秀忠死后的措施和表現﹐和江澤民即位初期何其相似﹐六四事件使反對江澤民的潛在勢力被陸續消滅﹐留下的都是共產党的死硬領導人﹐都是誓死效忠的領導人﹐從江澤民開始中國共產党開始執行所謂的穩定路線﹐因為﹐各個帝王已經被內定﹐需要的只是穩定的過渡﹐歷史上的混亂局面不在需要﹐因此﹐任何帝王在位時都會嚴厲鎮壓任何的不穩定因素﹐江澤民鎮壓法輪功﹐胡錦濤鎮壓新疆﹐四川﹐安徽﹐河南﹐青海﹐西藏叛亂都是如出一轍。
3﹐改革后的發展變化
与外國的敵對國家實現經濟捆綁實際上是共產党不斷發展逐步形成的﹐可以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可以說是共產党采取了歷史上的傳統政策﹐方向改變而已。可以說通過56年的發展﹐中國的狀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口高達13億多﹐官員高達5千多万﹐國家的財富也達到歷史的高峰﹐但是即使發展到了高峰﹐共產党考慮的只有一點﹐就是維護其政權﹐需要注意的是共產党的權利与老百姓沒有基本的關系﹐百姓的政治權利的需要并不在共產党的考慮范圍﹐在今天的發展中我們開始認識改革開放的真實含義﹐并不是針對全國百姓的﹐簡單而言只是鄧小平當年的一個緩兵之計而已﹐只不過不小心形成体系﹐發展壯大﹐今天的金融問題﹐教育問題﹐環境問題﹐腐敗問題﹐等等﹐都是毛澤東時期開始并形成慣例的﹐鄧小平時期發展壯大并形成体系﹐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僅僅是延續而已﹐這里需要了解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政策就是中國的共產党為了奴役廣大的百姓﹐深化等級制度而創造的几個措施﹐許多的中國的農民﹐工人﹐學生在六四以后感覺非常的迷茫﹐因為六四事件導致許多人失去進入權力机构的途徑﹐而實際上這些群体的地位一直就是低下的﹐所謂的政治地位也是徒有虛名﹐只是六四后公開了而已﹐導致心理上難以接受﹐中國的農民可以說在建國后曾經有兩段短暫的微小的幸福時光﹐僅僅就是几年而已﹐大部分時間一直處于完全的奴隸地位﹐為了進一步奴役這些窮苦的農民﹐共產党創造了農民工的詞語﹐人為的制造了一個農民工階層﹐就是從事工人工作的農民﹐其目的就是禁止農民享有工人的政治權利﹐保障等級制度的繼續﹐隨著時間的發展﹐農民工的范圍擴大﹐你可以在中國發現﹐除了中國的國家的共產党官員﹐任何人离開其戶籍地都叫農民工﹐就是說离開你的戶籍地你的權利同時喪失﹐任何國家机构都不保障你的權利﹐你所有的只有義務﹐而且現實中即使在戶籍地基本的政治權利也是沒有保障的﹐就是說工人下崗﹐學生失業﹐農民務工等等措施和路線并不是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開始的﹐而是在六四后已經大規模開始了﹐你可以留意一下鄧小平的執政時間﹐1978到1982年是幕后操縱﹐ 1982到1984年獲得正式帝位﹐1984到1988年是正式施政﹐1989到1996年是幕后操縱﹐1997年死亡﹐江澤民是1989年即帝位﹐到 1992年政權穩固﹐1993年到1996年都是鞏固權力時期﹐江澤民的權力完全鞏固是在1999年﹐2000年到2002年進入頂峰隨后下野開始幕后操縱﹐胡錦濤是1989年升為太子﹐1999 年變成儲君﹐2001年即位﹐2001到2004年為權力鞏固時期﹐從時間上可以發現中國目前的將農民﹐工人﹐學生的有限權利剝奪并降級到完全的從屬奴役地位的時間實際上是在1988年開始的﹐并在1991有局部變成公開全國化﹐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的實質并不是討論什么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問題﹐因為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僅僅是中國的官員拿來進行政治活動的工具而已﹐我們知道江澤民在89年即位后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當年与華國峰一樣的問題﹐就是鞏固權力﹐ 樹立帝王威信﹐鄧小平還專門起用了几個老臣來輔助﹐三年內江澤民初步站穩腳根﹐但是反對江澤民的力量依然很強大﹐可以以种种的借口發難﹐實現歷史重演﹐這時候鄧小平鼓動廣東的嫡系–葉劍英系﹐發動了以所謂意識形態為特征的所謂的南巡﹐仔細看同當年鄧小平從華國峰奪權的手段何其相似﹐如出一轍﹐通過南巡江澤民的地位得以得到鞏固与加強﹐而且通過南巡反對江澤民的力量進一步削弱﹐在中國任何的領導人的講話都表示一次運動﹐可能是外部与百姓相關聯﹐可能是內部的清洗運動﹐無論如何都是權力分配的目的。這些政治上的變動也在經濟上發生不斷變化的反映﹐需要注意的是前蘇聯的消逝和俄羅斯的出現并沒有在本質上改變中國与俄羅斯的關系﹐兩國間依然保持密切的聯系﹐俄羅斯在實際上共產党并沒有因為制度變革而失去權力﹐相反目前的俄羅斯的權力核心完全處于原共產党的強硬派手中﹐被壓制和消滅的僅僅是共產党中的中間和立場不堅定的力量。因為將民族主義和共產党主義有效結合是共產党的有力武器﹐俄羅斯也一樣。如果你認為鄧小平為中國人民帶來幸福生活﹐你就大錯特錯了﹐鄧小平或許沒有毛澤東的高明和血腥﹐但是也不在其之下﹐你可以注意一下鄧小平即位后有沒有給予百姓什么具体的政治權利﹐答案是沒有﹐而且毛澤東時期的一些權利也被剝奪﹐至于經濟財富﹐前面講過﹐沒有政治權利的個人財富是沒有任何保障的﹐隨時都會被掠奪。改革走到今天我們終于看到了鄧小平推行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通過奴役9億人﹐建立2億人的外圍緩沖勢力﹐保障剩下的近1億的共產党集團的利益﹐維護政權的延續。這是什么概念﹐共產党官員及其親屬形成了中國最大的利益統治集團﹐主宰著中國的一切資源﹐包括其余人的生命﹐財富的支配權。國家的一切机构及法規的建立都是為保障這近一億的特權集團而制定的﹐而且這一億的特權集團還嚴格分為三六九等﹐至于那2億人是僅次于共產党集團的外圍勢力﹐他們的利益來源于對共產党集團的維護程度﹐剩下的9億多人完全處于最低層﹐改革的目的是人為的制造階級﹐完善統治等級体系﹐你會發現中國使用世界上最廉价的勞動力生產世界上許多昂貴的商品﹐這些勞動力很多沒有任何的保障﹐很多人可能惊訝于許多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的非人待遇和沒有保障的權利﹐實際上這一點前面已經提過﹐國家制造農民工的目的就是讓農民干工人的工作﹐進而使工人失業﹐農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享受的都是農村的待遇﹐就是沒有任何的權利保障﹐進入城市也一樣。中國正是通過不斷的剝奪農民﹐工人﹐學生的政治權利實現其經濟權益的掠奪﹐試想在這樣的條件下﹐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導致中國的商品以世界上難以想象的低价格沖擊世界﹐成為所謂的世界工厂。也使中外的資本集團緊緊的團結在一起﹐使外國資本成為維護共產党統治的那2億維護集團中的一員﹐實現了所謂的經濟捆綁。也就是中國的統治集團与外國資本結合實現利益共容﹐共同壓榨中國的底層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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