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郭飛熊律師終於出獄了，從表面上看，太石村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這次事件顯露出非常豐富的思想內涵，值得我們好好反思整理，使之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歷程中發揮持續的影響力。
這次事件的核心是維權，民眾通過合法、理性的手段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這一事件所透顯出來的民眾權利在當今中國的際遇，則具有典型性，它非常生動地展現出了中國社會轉型的獨特階段。為了對這一現狀進行深入的剖析，我們很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中共政權的特質。
決定一個政權特質的是它的合法性建構，也就是意識形態。所謂合法性，是指擁有並行使某種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依據，它決定了一個政權擁有什麼樣的政治權力以及如何行使此種政治權力，前者涉及到政治權力的來源和界限，後者涉及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任何政權都必定要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否則其對政治權力的擁有和行使就沒有依據。合法性構成政權的本質特徵，一種政權與另外一種政權的異同，根本來說是合法性建構的異同。所謂政治意識形態，實際上就是關於政權合法性的言說系統。
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是一種道德合法性，其精義是：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是具有最高道德的人；反過來說，具有最高道德的人，也應該、同時必定擁有最高權力。這種合法性建構直接繼承了中國歷史上的極權政治傳統。中國的極權政治由秦始皇肇其端，但它的合法性建構則在兩漢時期，其思想資源來自儒學。先秦儒學已有以道德作為政治合法性依據的論述，如荀子說的「非聖人莫之能王」，《中庸》說的「大德必得其位」、「大德者必受命」，等等。到了西漢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家將這種政治學說加以形而上學論證，使之更具思辯性，其思想結構由天、聖人、民組成：天是萬物的主宰，它體現一種必然性，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違背天的意願；它還具有合理性，它所施行的一切號令都是最合理的；它還具有最高的道德，體現出最強的倫理性，其所為都在萬物之生育長養上，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聖人則是與天同德的人，正因為其與天同德，所以「天佑而子之」，使之為天子，替天行道，代替天來為人間的主宰，所謂「德侔天地者稱皇帝」。民者，「瞑也」，民眾是需要聖人來為之做主的人，所謂「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即養民；作之師，即教民、導民，「驅而之善。」貫穿這個思想結構的核心，就是道德，道德是天之所以為天、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民之所以為民的終極依據，也因此成為這種思想指導下的政治制度的終極依據。
既然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是具有最高道德的人，所以君權獨尊就成為必然，否則的話，就會面臨邏輯上的困境。西漢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以及由此而至的「天下」觀念的形成，使這種君權獨尊獲得事實上的支撐，否則，如果有一個平行的他者存在，那麼這種道德合法性也不能成立。所以君王都特別強調「王者無外」、「人心無外」，就是這個道理。這樣一種以道德作為合法性依據的政治制度，就是中國式的專制極權，其表現就是君權獨尊，其理想的治理方式就是「以德治國」，猶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眾星拱之。」
這樣一種政治格局在西漢形成以後，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沒有任何實質的變化，唯一的變化只是「城頭變換大王旗「而已。就是在這種變（不斷的改朝換代）和不變（一樣的政治模式、一樣的以道德作為政治合法性依據）中，中國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傳統。中共奪取政權，儘管可以找出很多具體的歷史原因，但從根本上來說，是這種文化傳統的慣性使然。
這種文化傳統的核心精神是以道德作為政治合法性依據的極權專制。儘管傳統道德經過晚清西方文明的激蕩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已經不復挺立如前，但很快一種新的，據說更先進、更科學的道德體系代替了傳統道德，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的批判僅僅停留在舊道德的層面，並沒有深入到以道德作為政治合法性依據這個傳統文化的骨髓，因此，當一種新道德代替了舊道德，以道德作為政治合法性依據這一傳統精神立即重新煥發生機，並相應地建立起了與皇權具有本質類似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對於傳統極權專制的繼承昭然可見，不用說具體的政治體制與從前的君權獨尊何其相似，只從思想結構來說，從前的「天」現在成了「唯物主義」，但其精神內核則一仍舊貫，均以合理性、必然性為郜的；從前的「聖人「現在成了「大救星「，民眾則還是如從前一樣，是德位同一者「全心全意」服務的對象，而「以德治國」則在前幾年還被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公然提倡。
「以德治國」的一個重要表現是道德的普遍性訴求：只有將所有的民眾進行道德重塑、整合到一個共同的價值系統中以後，以德治國才有可能，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也才能夠自洽。中共歷史上的歷次運動，不管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道德整肅，目的就是達到現代「王者無外」、「人心無外」的效果。而「人民」這個幾乎只具有政治含義的概念，則既指稱道德整肅的物件，也標示著道德整肅的效應：只有經過整肅以後、已經歸順到了中共價值系統中的人，才可以叫「人民」，否則就是「與人民為敵」。
如果說道德具有內在的普遍性訴求的話，那麼與之相反，權利的一個最典型的特質就是其個體差異性。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同樣，只要是發自於內心，世界上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因此，權利的體現必定是個體的、差異的。正是因為這樣，任何奉行以德治國的極權專制，其存在和運作，都必然以消解個人權利、消弭個體的差異性為前提。中共也不例外，從其成立的第一天，這種消解個體差異性的工作即已開始，隨著它的日益壯大，這樣的工作在規模和程度上也越來越大、越來越深。文革時期的全國民眾穿同樣的衣服、看同樣的戲劇電影、說同樣的話、只能有同樣的思想等等，都是這種工作的生動體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以道德作為合法性依據的極權專制，天然地與權利為敵，天然地容不下任何權利。這樣的政權必須要塑造一個完美的道德人格，從前是「道大德全」的聖人，後來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救星和先鋒隊，可是，由於人的有限性，這樣的道德人格永遠都不具有現實性，唯有通過謊言來塑造。這樣的謊言在中國歷史上表現為神話，將皇帝說成是「天子」。當人類的理性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以後，神話消淡，就剩下赤裸裸的謊言了。（想想我們上個世紀的造神運動！）。赤裸裸的謊言已經失去了神話的魅惑，於是暴力便越來越派上用場。可是權利由於其真實性，由於其個體的差異性，它在任何時候的出現，都會像針尖一樣戳穿道德謊言的肥皂泡。為了維護這個道德謊言不破裂，控制輿論就成為必須。可以說，對輿論的控制就是為了說謊，就是為了讓謊言不被戳穿。而控制輿論，又是對人的權利的直接侵犯。
如果中國一直維持「天下」的格局，一直奉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閉關鎖國政策，自絕於世界，繼續「天下」的迷夢，那麼，這樣的專制極權還會保持其自身的一致性，還會延續下去。可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堅冰破裂，並逐步瓦解。改革開放賦予了追求富裕以正當性，其實就是承認了權利中最重要的財產權為正當。中共從此開始背叛它自己，民眾也從此開始尋求自己的權利和尊嚴。如果我們將肇始於鴉片戰爭的中國近代史看作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其實質是消滅君權、爭取人權的話，那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則重新接續上了這段歷史，繼續開始遠遠還沒有完成的中國社會轉型。在更大規模、更高水準的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可以說，這一過程是絕對不可逆的，再也不會出現像從前那樣的全面的反復。
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共也制定了許多法律，來保障權利的落實。可是，由於其專制極權的政治性質沒有任何變化，從其自身邏輯出發，它對權利的態度沒有任何改變，它依然與權利為敵，那些法律規章也蛻變為其合法性依據的新說辭。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十分詭異的現象：民眾完全依照中共的法律規章來爭取權利，卻依然受到它的打壓。這次太石村事件，還有許多其他類似的事件，如湖北潛江姚立法競選人大代表等，都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中共對太石村事件的態度是消滅在萌芽狀態，「避免村村冒煙。」如果太石村的村民維權成功，就具有非常強烈的多米洛骨牌效應。這也正是為什麼一個小小的太石村事件，卻引起中共高層密切關注的根本原因。從太石村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政治制度的建設不是從權利出發，那麼任何關於權利的動聽的言辭都沒有用，都只是一種擺設。
儘管如此，太石村事件卻展示了一個維權的正確道路，郭飛熊律師倡導的理性、和平、依法是最合理、最有效的策略，也是推動中國社會轉型最堅實的舉動。從歷史上來說，權利為中國社會向所未見；以和平的手段爭取權利，也為中國歷史上向所未見。中國的歷史充斥著暴力，那是為了謀求宰製「天下」的權力；可是維權是平和的，因為它的目的不是為了權力，而是為了權利，為了將我們本來固有的生命權利和尊嚴落到實處。
當西方文明衝擊中國的時候，李鴻章說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現在，這個變局還在持續，以道德建構政治的合法性這一極權專制傳統必須改變，而代之以權利，權利才是現代文明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天無二日，民無二主」，這句話在中國歷史上被用來證明「民人不可一日無君」的有力證據，現在，我們應該重新詮釋這句話的含義：除了民眾自己，沒有任何人或政黨有能力、有資格來為民做主，我們不要任何人來為我們服務，「全心全意」也不行，我們只要自己為自己服務。權力與道德結合依然是我們的理想，可是決定權力者道德水平的不再是槍桿子，而是民眾自己，是民眾手中的選票和輿論工具，「成王敗寇」的腐朽傳統必須拋棄，那種大奸大惡之人只要攫取了最高權力就披上眩目的道德外衣的歷史必須止步。任何人不可以任何道德理由來侵犯我們的權利，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信奉何種道德是每個人自己的事，任何他人無由置喙，以德治國在權利面前不具有任何正當性。
權利如何爭取？太石村事件給我們作了很好的示範。其實，權利的爭取完全可以從我們每一個人做起，從每一句真話開始，從堅持每一件事的自身一致性開始，從對極權的每一個不妥協開始，哪怕它是多麼地細微，都是戳向極權道德肥皂泡的一根針尖！
2005、12、31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