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遭受了6年的迫害，廣東法輪功學員林倩2005年12月終于離開大陸，而她的丈夫饒卓元却不能陪在她的身邊，他已于2002年8月被迫害致死，以下是她記述自己和丈夫受迫害的詳細經歷：
“我叫林倩，是廣東大法弟子，曾在廣東省口腔醫院工作。在修煉法輪功之前我患胃潰瘍連蘋果都不能吃，一吃胃就痛。更痛苦的是還得了腦垂體微腺瘤，我跑遍了廣州所有的大醫院。醫生說我這種病是現代病，查不出病因。醫生開的顯影藥我一吃就嘔；後來醫生建議用伽瑪刀治療。當時我因經濟困難沒進行伽瑪刀治療。
我于1994年12月21日參加了師父在廣州體育館辦的廣州第五期學習班。師父一共講了九節課，每節課一個多小時。每節課我只要一進場就開始睡覺，狀况就象師父在《轉法輪》中所說的那樣：有些人腦袋有毛病，一進場就睡覺，那是師父讓他睡的，以便在他們睡覺時給他調整身體。聽完九節課，我只會了一句“佛光普照，禮義圓明”。半年後我到醫院復查，結果是所有指標都正常了，至今我沒吃過一粒藥。是法輪大法把我從絕望中拉回來，使我獲得了新生。我患的胃潰瘍和腦垂體微腺瘤都消失了，人也開朗了，工作、家庭各方面都順心如意。
從1994年得法到1999年7月19日，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至今經過十一年的實踐，我深深體會到法輪功是使人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這也是爲什麽我雖經過了六年多的艱苦磨難，然而修煉法輪功的心却從未動搖過的原因。
自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與中共邪黨迫害法輪功以來，不僅再也無法正常修煉，而且我的人權遭到了嚴重侵犯。曾令多少人羡慕的一個美好家庭，因江澤民的一意孤行，導致我家破人亡。
1999年7月20日早晨，我和我的丈夫饒卓元一起到廣州市政府、省政府上訪，回單位後，單位領導多次給我施加壓力，要我交法輪功書籍，不許在單位煉功學法。後來廣東省衛生廳也來人向我施加壓力。我丈夫在1999年9月7日到北京上訪，14日回單位。16日晚上海珠區新港西路派出所（位于廣州市新港西路142號5幢）姓林的惡警到我家騙我和我丈夫“到派出所說說話”。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下了車，我丈夫被强行綁架到位于海珠區瀝窑的海珠區第一看守所，被非法拘留十五天。那年我女兒才一歲多。
當我丈夫饒卓元被非法拘留在海珠區看守所時，一次我冒著大雨給他送衣服，他們却不讓見。期滿（十五天）我到看守所去接我先生，他們說煉法輪功的到期也不能放，吸毒、搶劫犯都可以放。我很失望的回家等消息。直到10月5日我丈夫被放回家後，我才知道十五天期滿後我丈夫又被非法關押到位于海珠區新港西路152號的廣東省輕工學院招待所數天。
2000年7月3日，我丈夫饒卓元在單位正常上班，竟被强行綁架到江村精神病院，被非人折磨達五十四天之久，受盡了欺淩、侮辱以及精神和身體的摧殘。在這五十四天期間沒人告訴我我的丈夫在哪里，直到2000年8月25日饒卓元被放回來，我才知道他被關押在江村精神病院。在江村精神病院遭受迫害後，饒卓元由一位優秀的食品監督員被貶到供應室洗瓶子，工資被扣押，每月只發給700元生活費，後來又降到380元。
2001年9月4日，我丈夫突然又被所在單位廣州市防疫站綁架到臭名昭著的廣州市所謂的“法制學校”（廣州市白雲區槎頭西洲北路56號）强迫洗腦。我帶著兩歲多的女兒去探望爸爸，女兒在那哭著喊著要爸爸回家，但失去人性的警察還是不放人。我再次到廣州市防疫站、廣州市衛生局去要求他們還我丈夫的自由。由于家裏經常被610的惡人干擾，使得我母親精神病復發。在我的强烈要求下，2001年9月30日晚上饒卓元被放回家。饒卓元回家後，610又派人在我家必經的出口處守著。爲避免再遭迫害，饒卓元被迫流離失所，有家不能回。我家電話被監控，他連電話都不敢打。他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直到2001年10月26日，廣州海珠區新港派出所的一位警察打電話叫我去看我丈夫，我才知道饒卓元又遭難了。
這次他被送進了廣州海珠區第一看守所。在他絕食後他又被轉到廣州市花都第一勞教所。這期間饒卓元一直絕食抗議。他的體重由68公斤减到35公斤，整個人完全變了相，只剩下皮包骨頭了。由于在勞教所醫務室打點滴都打不進去了，2001年11月，饒卓元被送到位于廣州市白雲區石井的司法醫院。他在那裏待了兩天。在司法醫院的醫生强迫家人寫“保證書”後，我丈夫才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我抱回了家，當時他已無法走動了。他回家後家人都認不出他來了。小女兒害怕的躲到大人的身後，好久不敢相信眼前的這個人能够與往日的爸爸聯繫起來。
2002年1月19日，饒卓元在家養病期間，海珠區610喪心病狂，教唆我單位（廣東省口腔醫院）人保科科長黎綺和到我科室把我騙到六樓辦公室。我上去後看到我醫院院長章錦才、歐堯、薛國初都在那裏。他們對我說沒有辦法保我了，這次得讓惡警綁我走了。當時已有四個惡警分別在六樓的電梯口，樓梯口把守著。我想走脫，不想讓惡警架走，但所有的通道都被惡人堵住了，要走就只能跳樓了。當押我到一樓停車場時，我想跑，又被惡警抱住了。當他們硬塞我上車時，我大聲的揭露他們的邪惡。當時在停車場有幾十個人圍觀，其中有一位是我的病人。這位病人到我科看病告訴了我科室的同事他們才知道我被綁架了。就這樣我身穿著白大褂，頭戴著白帽子，被强行綁架到位于廣州市江燕路海富花園裏的海珠區昌崗街派出所關押了24小時。
這24小時內共有十幾個惡警來審問我。他們叫我坐在專門審犯人的帶有手鐐的椅子上。我說我不是犯人，我是修煉“真、善、忍”的道德高尚的人，我不應該坐那椅子。晚上11點，一些穿著便服的人拿了一張照片來好象是在核實什麽。我不動心。這使我聯想到有一次我到一個小區去派發法輪功的真相資料，被十幾個人抓住了，幷把我鎖在防盜門裏面，其中有一個惡人還把我的右臉抓破了。那個小區可能裝有攝像鏡頭，把當時的情景攝下來了。這些人報了警，但在警車來抓我之前，我機智的走脫了。後來海珠區610的惡警溫春蘭告訴我說曾派人暗中到我科室去辨認過我。
在昌崗派出所關押24小時後，2002年1月20日，我被劫持到位于廣州大道南1690—1694號“何貴榮夫人福利院”九樓的海珠區所謂“法制學校”强行洗腦。洗腦班强迫所有的大法學員看“天安門自焚”，“傅怡彬殺親”等一些誹謗我們師父，對法輪功進行栽贓陷害的錄像電視，以及其它誣衊、攻擊法輪功的文字材料；還用“不轉化”就得送勞教的話來威脅我，企圖從精神、思想的各個方面來摧毀我，强迫我放弃對法輪功的信仰，幷指派專人對我進行24小時的夾控監視，幷限制我不能走出房門半步。後來又把我換到“單人房”，只有吃飯的時間才能看見人。
我被劫持在洗腦班期間，一直都不讓我丈夫來看我。我婆婆來看我，也被惡警李清華擋住不讓見。在我被關押期間我的家人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我二哥、三哥千里迢迢來洗腦班看我；我母親病在家裏生活不能自理却又沒人幫她；我女兒也很難見到媽媽；侄子、侄女怕我失去工作到我單位去要求放人；洗腦班還强迫我家人每天給他們一百元人民幣。直到我丈夫于2002年6月14日再次被廣州市610、天河區610、海珠區610和廣州市第一勞教所的惡警闖到家裏强行綁架到花都赤泥第一勞教所後的第三天，6月19日不法人員才把我從洗腦班放回家。
我丈夫再次遭綁架後，我和家人强烈要求去見他，却被海珠區610的余强，花都勞教所的黎教搪塞過去了。丈夫身體剛剛才恢復過來一點就又遭惡警綁架，一直見不到兒子的年老的婆婆心裏實在放心不下，2002年6月28日，我婆婆親自到赤泥勞教所要求見見饒卓元，但是，赤泥勞教所的惡警却欺騙我婆婆說饒卓元到其它地方交流去了。婆婆只能傷心的回到廣州……
其實在6月26日饒卓元已被送到花都市人民醫院（位于花都市新華路），我和家人却一直不知道在饒卓元的身上發生了什麽事。直到2002年7月1日下午，由海珠區610、海珠區洗腦班的負責人李瑞民、海珠區610辦公室主任余强通知我的單位，讓單位派人陪我前去看望我的丈夫。他們事先沒告訴我情况。直到車開到了花都市人民醫院，我的心突然咯噔一下，感到情况不妙。
進入花都市人民醫院，該院院長、骨科魏主任、花都勞教所的周所長和惡警何桂潮介紹情况。惡警何桂潮說饒卓元的情况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說是饒卓元自己從七、八級樓梯跳下來，然後又自己站起來撞到墻上，才造成饒卓元的第五頸椎粉碎性骨折。當時骨科魏主任手上拿著說是饒卓元的CT片給我看。我看到在第五頸椎那個部位有一塊碎片，插在那裏。按照醫學的正常角度來看，饒卓元從樓上摔下來後，已經造成第五頸椎粉碎性骨折了，那會造成頸椎以下的全癱，不可能再站起來又去撞墻，不可能有這個動作了。可見，惡警何桂潮在說謊，在掩蓋著他們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實。
在勞教所裏最瞭解饒卓元情况的法輪功學員張文學解教後曾來找過我，說饒卓元在勞教所裏出事後情况不是很嚴重，是在一個秘密的地方被迫害成這樣的。這點可以從饒卓元被送醫院還可以講話，醫生、護士、警察不讓我去看，等到處于昏迷狀態時才讓我去見，可見他們隱瞞了不可告人的醜事。當我見到饒卓元時他已經不能開口說話了，但他不停的在流眼泪。他的右耳周圍連同頸部的四分之三都瘀血、腫脹，手和脚都有被重物擊打過的和擦傷過的痕迹，頭頂有一個血腫，後來發現其實頭部已有兩個血腫。
由于我第一次在醫院看到他時，在做頭部牽引，所以不敢移動他的頭部，直到2002年7月底，我才發現饒卓元的後腦勺還有另外一個血腫的傷口，當我責問責任醫生幷要求看病歷時，責任醫生當時就慌得語無倫次，無言以對，幷拒絕讓我看病歷。這是什麽道理呢？！在花都人民醫院住院過程中責任醫生對我說：饒卓元的病情內環境越來越好，沒有發生感染。但是悲劇還是發生了。2002年8月5日晚上八時左右，花都市人民醫院的院長通過海珠區610人員知道我家電話後通知我及家人，說饒卓元已故。這一天，他才三十四歲。
在我丈夫受重傷住院到火化期間，海珠區610那些喪盡天良的人的邪惡嘴臉暴露無遺，他們的狡猾和奸詐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演。
我丈夫去世後，海珠區610的女幹警溫春蘭還厚著臉皮到我的單位去，教唆我的領導對我進行歧視和誹謗。如：職位、職稱比我低的人拿的獎金比我多（我只拿他們的百分之八十）；在單位同事中造謠說我丈夫是自殺的；人保科長李綺和還找與我走的比較近的同事談話，叫他們孤立我，不要與我走得太近；長期對我家電話、手機進行監控；派人跟踪盯梢，等等。
2005年2月12日，我把我先生受迫害的情况發到了明慧網，4月份，海珠區洗腦班的負責人郭廣庭和小鐘與街委會的人，又到我單位叫黃海把我叫上六樓辦公室談話，又來恐嚇我。兩天后2005年8月3日早上九點三十分，海珠區610的余强、溫春蘭等來找我談話說要我配合他們的工作，那架式就是又想把我騙上辦公室，像上次那樣綁架到洗腦班去。由于有了上次的經驗，我堅决不配合他們，我當著我二十幾位同事、三十幾位病人的面，當衆揭露他們的邪惡，幷要求他們給我補償害死我丈夫的損失。
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持續對我的精神迫害使得我記憶力下降，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爲了擺脫迫害，我决定逃離虎口，2005年12月，終于離開了中國大陸。
我的遭遇，只是中國大陸成千上萬法輪功學員的一個縮影，他們爲了堅守信仰仍在遭到殘酷迫害，被酷刑折磨，失去了一切基本人權甚至生命。作爲有幸來到海外的法輪功學員，我呼籲國際社會和全世界善良的人們，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儘早結束這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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