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3日訊】最近被中共線民和海外媒體稱為「國師」的汪道涵逝世，在中共的追悼會上少不了要有「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類的吹捧語句。其實，中共許多政要人物的革命歷史並不光彩。按中共自己的標準來衡量，許多人其實在歷史上都有過叛變的歷史。據國民黨軍統局的統計，被捕的中共黨員十有八九在嚴刑逼供下或長期監禁中會叛變或者自首變節。文化大革命中揭發出來的成千上萬的「叛徒」和「自首變節分子」雖然不全部是真的，但是多數恐怕不是「紅穴來風」。
汪道涵其實是1933年春天入的中共，但是如果任何人仔細看他的簡歷，公開的日期卻是1938年。如最近在「人民網」公佈的他的革命歷史是：「汪道涵是安徽嘉山人。早年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抗日戰爭時期，先後擔任新四軍四支隊戰地服務團團長、縣長、行署副主任、專員、地委委員等職。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蘇皖邊區政府財政廳、建設廳副廳長、華中軍區、山東軍區軍工部長、政委、省財辦主任、財政廳長」。這裏隱瞞了汪道涵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後叛黨的一段重要經歷。
1933年，汪道涵已經是中共上海市法南區反帝委員會黨團小組書記，因為言行過於激進，引起國民黨特工部門的注意，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逮捕了他。汪道涵熬不過被監禁的生涯和被槍決的危險，馬上通過其父通過和敵偽要員的關係，向偽上海市長吳鐵城進行活動，求情要求釋放。吳鐵城念他年輕，又是個交大的高材生，便同意在他父親在汪悔過自新的情況下放人。
汪道涵在獄中一聽到父親帶來的消息，馬上向敵人寫了要求釋放的「報告」，在報告中娓娓陳述自己是一個「無知青年」，上了「匪黨中共」的當。為表示與中共決裂的堅決，汪道涵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的上海《晨報》、《民報》上發表《汪導淮(汪道涵)緊要啟事》，聲明：「前因愛國心切，一時誤入共產黨領導之中國領土保障大同盟，旋因發覺該同盟為共產黨所主持，當即無形脫離，茲為避免被該黨所利用起見，正式宣告脫離該同盟，並聲明此後永遠不參加任何反動集團，恐未周知，特此登報聲明」。因此，國民黨當局釋放了汪。
汪道涵在1937年再一次投奔中共，去了延安。在1938年7月重新入黨。這便是他的黨齡的在官方報導中都是1938年的秘密。一九四九年後，汪道涵任華東工業部部長。一九五三年後，歷任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中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汪正在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第一副主任的任上。中共1968年大舉清理階級隊伍，汪道涵的《汪導淮(汪道涵)緊要啟事》竟被專案人員在舊報紙中查出，於是他一下子被打為「叛徒」。
1975年11月，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在其「絕密」文件《關於叛變自首問題的案例》中，對汪道涵的處理意見是：「定為自首變節分子，清除出黨，撤銷行政職務，調基層工作」。
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主持中央組織部的工作。當時百廢待興，急需汪道涵這樣的懂經濟的人才。胡便對汪網開一面，以他第一次被捕中沒有出賣組織，在延安時也有過交待為由，撤銷了他登報叛黨的罪名。也因此，汪道涵一直官運亨通，一九八○年後，汪道涵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副市長、市長。一九八六年任上海市政府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一九八七年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一九九○年當選為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起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被推選為第九屆上海市工商聯名譽會長。一九九四年被上海交通大學董事會聘為名譽董事長。
——原載《動向》雜誌2006年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