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3日讯】最近被中共线民和海外媒体称为“国师”的汪道涵逝世，在中共的追悼会上少不了要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类的吹捧语句。其实，中共许多政要人物的革命历史并不光彩。按中共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许多人其实在历史上都有过叛变的历史。据国民党军统局的统计，被捕的中共党员十有八九在严刑逼供下或长期监禁中会叛变或者自首变节。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叛徒”和“自首变节分子”虽然不全部是真的，但是多数恐怕不是“红穴来风”。
汪道涵其实是1933年春天入的中共，但是如果任何人仔细看他的简历，公开的日期却是1938年。如最近在“人民网”公布的他的革命历史是：“汪道涵是安徽嘉山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县长、行署副主任、专员、地委委员等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长、政委、省财办主任、财政厅长”。这里隐瞒了汪道涵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后叛党的一段重要经历。
1933年，汪道涵已经是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反帝委员会党团小组书记，因为言行过于激进，引起国民党特工部门的注意，在同年十一月三十日逮捕了他。汪道涵熬不过被监禁的生涯和被枪决的危险，马上通过其父通过和敌伪要员的关系，向伪上海市长吴铁城进行活动，求情要求释放。吴铁城念他年轻，又是个交大的高材生，便同意在他父亲在汪悔过自新的情况下放人。
汪道涵在狱中一听到父亲带来的消息，马上向敌人写了要求释放的“报告”，在报告中娓娓陈述自己是一个“无知青年”，上了“匪党中共”的当。为表示与中共决裂的坚决，汪道涵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的上海《晨报》、《民报》上发表《汪导淮(汪道涵)紧要启事》，声明：“前因爱国心切，一时误入共产党领导之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旋因发觉该同盟为共产党所主持，当即无形脱离，兹为避免被该党所利用起见，正式宣告脱离该同盟，并声明此后永远不参加任何反动集团，恐未周知，特此登报声明”。因此，国民党当局释放了汪。
汪道涵在1937年再一次投奔中共，去了延安。在1938年7月重新入党。这便是他的党龄的在官方报导中都是1938年的秘密。一九四九年后，汪道涵任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九五三年后，历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中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汪正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任上。中共1968年大举清理阶级队伍，汪道涵的《汪导淮(汪道涵)紧要启事》竟被专案人员在旧报纸中查出，于是他一下子被打为“叛徒”。
1975年1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其“绝密”文件《关于叛变自首问题的案例》中，对汪道涵的处理意见是：“定为自首变节分子，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调基层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当时百废待兴，急需汪道涵这样的懂经济的人才。胡便对汪网开一面，以他第一次被捕中没有出卖组织，在延安时也有过交待为由，撤销了他登报叛党的罪名。也因此，汪道涵一直官运亨通，一九八○年后，汪道涵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长。一九八六年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七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九○年当选为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起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被推选为第九届上海市工商联名誉会长。一九九四年被上海交通大学董事会聘为名誉董事长。
——原载《动向》杂志2006年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