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
民眾掘鬆了極權主義的土壤
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七年後，所謂「新中國」的真實面貌如何？
今天的中國，在官方粉飾太平、表面繁榮的掩蓋下，深層矛盾堆積如山。處在矛盾漩渦中的工人、農民、小業主和獨立知識分子切身感受，常有水深火熱之痛。富於正義感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志士仁人，為中國社會進步之緩慢而痛心疾首，於是悲觀情緒和急躁情緒同時瀰漫。一些激進的熱血分子，經歷幾次躁動和失望後，常極易為悲觀情緒所籠罩。
向前看，中國物質層面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在縮小，但憲政、法治、自由、民主、人權等方面的差距，似乎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還在拉大。政府在某些方面的惡劣表現，日益流氓化和黑社會化，讓許多人寧肯在悲慘的事實面前閉上眼睛。
但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此。極權主義板結的土地，已經被注定要在這塊土地上播種莊稼和建設家園的普通民眾掘鬆了。這些普通民眾充當了使板結的土地變得鬆軟的「老田鼠」的角色。
令人鼓舞的啟示
對於中國幾十年來的變化，回頭看，頗為發人深思，蘊涵著令人鼓舞的啟示。
拿學生和知識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來說，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共產黨只需要發動廣大學生、知識分子中的左派和中間派，就輕易地把「右派」打了下去。一九六六年夏季的學生運動，已經不能依靠學生中的一部分來壓制打擊另一部分，出現了兩派長期相持的局面，導致毛澤東像一個計窮力屈的魔術師，對他從地下呼喚出來的「魔鬼」再也不能支配了，親自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欲罷不能，延續十年之久，終使毛澤東「全面專政」的極權主義元氣大傷。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學生和知識分子中要求自由民主的力量穩佔上風。形不成像樣的反對力量，只好依靠工人糾察隊手持棍棒，驅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不但工人中的反對力量已經組織不起來，而且一些警察也站在人民一邊，可憐的當權者只能調動軍隊鎮壓。
再拿工人階級說事。一九五七年鳴放高潮中，「工人說話了」，充當「反右派」的堅強後盾。「文革」中工人分為兩派，激烈武鬥，最後借助軍隊「支左」，才使局勢穩定下來。為了安撫工人階級，恩准工人中的左派「佔領上層建築」而蹂躪知識分子。一九七六年鎮壓「四五運動」的「工人糾察隊」，只是工人中的很少數。而對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工人則選擇了同情的中立態度。現在工人的利益被出賣了，他們認識到民主雖然不能當飯吃，但是沒有民主，他們的飯碗卻輕易被人奪走，於是巴望學生再度起來，自己轉而充當學生的後盾。
農民也經歷了痛苦的轉變。佔農民人口大多數的貧農、下中農，五十年代初積極鬥爭地主，分得少量土地。五十年代中期，又熱衷「農業合作化」，把自己原有和分得的土地，與富農、上中農的土地、農具綁在一起，拱手交給自己並非其真正主人的「集體」。「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使一些長期掙扎在貧困線上的農民，突然獲得「教育者」的地位，萌生出可憐而又可悲的自豪。直到改革開放後，農民才日漸為自己二等公民的社會地位而難堪羞恥。等到政府強征他們的土地，再高價出售給房地產商，他們才感到幾十年來最大的損失，是失去了祖輩立足於其上的土地所有權，才痛心地感到上當受騙了。
群眾是歷史進步的動力
「六四」鎮壓後，「共和國衛士」的頭銜一時何等響亮，而今早已眾口羞言，竟沒有一個人好意思並敢於吹噓自己當年是如何成為「共和國衛士」的。政府和軍方的高級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否定「六四」罪行，公然撒謊「沒有死一個人！」對這種「背著牛頭不認贓」的惡劣行徑不必評說，但從中透露出來的消息，卻是昔日的作案人完全失去了自信，默認「六四」鎮壓是一樁見不得人的罪行。犯罪者的心理防線已經崩潰，公開清算就只是遲早的事情了。又據網絡消息，七月三日，二十七軍的秦副軍長在石家莊市的超級豪華洗浴中心「金伯帆」，因無意摔碎了一隻杯子，被罰款五百元。軍方認為「金伯帆」係「涉黑團夥」，出動五輛軍車，將「金伯帆」砸了個稀巴爛。誰又能料到軍人會在這件小事上出手？
極權統治者的大部分罪行，都不是憑自己「老子獨打天下」的無二勇氣和能力，而是在「捆綁群眾」即拖全民下水的策略下實施的。這一套伎倆現在已經破產。遙想「文革」當年，舉凡「依法」殺人，必交「群眾討論」，結果一定是「國人皆曰可殺！」其中固不乏接受愚民教育而「義憤填膺」的分子，多數則甘受政府淫威挾持，不敢稍有異議。今則不然。幾乎所有的政治案件和一些有貓膩的刑事案件，政府動輒採取秘密審問，惟恐媒體和群眾知道真相，觸怒輿情而引發抗議。沒有群眾的默認和支持，政府違憲作惡的路走不長遠。從這個意義上，必須承認群眾是歷史進步的動力。觀察中國未來的走向，不但不能只著眼於精英而忽視群眾，而且始終要把群眾的意向、情緒、要求、變化放在第一位。輕視「沉默的大多數」，最後必葬身於「沉默中的爆發」；統治者正在犯此錯誤，進步的力量豈可趨其後塵！
前極權主義變成後極權主義
列寧說過許多話，人們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不應忘記：革命的必要條件是：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統治者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思昔撫今，統治者也已發生了許多值得注意的變化。一九七○年「一打三反」，統治者公然揚言要「殺一小批，抓一批，管一批」。而在一九九五年的某一天，我的學生李智英，突然被幾個警察「勸說」，攜妻「旅遊」，地點陝北、陝南，由李智英挑選，車輛、旅遊費用全部由安全部門承擔。乘專車，住賓館，食甘啖肥，「逍遙」了五天後，安全送回。李智英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原來這五天，「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是怕他「干擾」而採取的「防範」措施。趙紫陽逝世後，曾擔任過胡耀邦辦公室主任的林牧先生和他的妻子、女兒，被強行拉到臨潼賓館，公費食宿十三天，直到趙遺體焚化後才送他們回家。
「文化大革命」中，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說批鬥就批鬥，說關押就關押，說虐待死就虐待死。事隔數十年，軟禁廳局級的林牧先生，軟禁「弼馬溫」的李智英先生，何以竟如此溫良恭儉讓？是統治者變得仁慈或者理智了？非也。力量的對比在不知不覺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試問林牧先生和李智英先生手無寸鐵，更無一兵一卒，力量對比何從談起？除了群眾的覺醒和國際的壓力，悄悄發生的另一重大變化，則是前極權主義已經鬼使神差地轉變成了後極權主義。斯大林、毛澤東們犯下許多罪行時，始終自認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偉大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當事實日益證明：打著「共產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旗幟幹出來的，都不過是謀取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的醜事時，後來的「接班人」就再也理直氣壯不起來，反而心虛理虧，預感到最終失敗的結局。官員們紛紛送子女出國並為自己留後路，就是明證。
要看到光明，提高勇氣
鬥爭雙方，除了正義與否這個長期起作用的因素，勝敗定於士氣而得失繫乎人心。所謂力量對比的變化，就是由正義非正義、士氣和人心這些因素的長期變化促成的。回顧半個世紀的變化，是多麼巨大！千百萬群眾的細小努力和堅持抗爭，已經掘鬆了極權主義的土壤。
向前看，中國思想自由化和政治現代化的路正長。往回看，變化和進步都是巨大的。社會變化的方向取決於各種勢力形成的合力。就統治者而言，他們的開明固然有利於社會的進步，他們的反動，安知不正促使事情走向自己願望的反面。歷史上許多變化都是這樣發生的。明明中起作用的是人心，冥冥中起作用的是天意。不論回顧還是前瞻，都沒有理由悲觀。「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毛澤東的話，只要說得對，為什麼不能為我所用呢？
寫於二○○六年十‧一國慶前夕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