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0日訊】1956—57年度在蘇俄和中國發生的事件，對這兩個共產極權社會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蘇俄經過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紀的殘暴統治後，人道和自由的信念開始復甦，社會主義作為國家制度和歷史道路的抉擇面臨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權在被斯大林其同夥退出歷史舞台後開始要求得到起碼的尊重。俄國一千年的東正教救贖傳統、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經驗、俄羅斯知識界一個世紀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偉大精神遺產，以及無辜、淳樸、兩手乾淨的俄國人民，已經不能繼續容忍遠比羅曼諾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為暴虐和偽善的政權了。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是命運安排來履行俄國歷史良心的共產黨人。在擁有如此深厚、強大自由傳統的俄國，自由對奴役的勝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義被埋葬三十五年後才會蹣跚而來。
中國卻在那個年度災難性地轉向黑暗。毛澤東還有二十年時間，在中國全盤推行斯大林主義，並且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鞭屍」後總結出兩條「教訓」：一、發動一次又一次黨內鬥爭，清除掉中共的赫魯曉夫；二、發動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把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劫持到中國特色的暴政中來。
這個年度，既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和兩千年東方專制主義的大復辟，是斯大林主義的幽靈在中國的復活，又是登峰造極的毛式共產極權主義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後，劉賓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澤東不在1957年和1958年兩次發狂，中國絕不會是一個今天這樣窮困和落後並且危機四伏的國家。然而，畢竟是中國人民允許甚至歡迎過毛澤東把他們一步步引向一個又一個災難！」殷憂啟聖，劉賓雁在這個年度的出場，命中注定他將與人民一起經受磨難，走向覺醒，迎接新的考驗。
一
1979年，再次成為蘇俄和中國當代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年頭。
蘇俄一批政治權貴、軍界、警察首腦、軍工鉅子和御用文人準備借斯大林百年誕辰為這名老暴君恢復名譽。他們示威性地開庭審判了西尼亞斯基、丹尼爾和布洛茨基三名持不同政見作家。以薩哈羅夫、卡波查、帕烏斯多夫斯基、瓦連岑、涅克拉索夫、索爾仁尼琴、丘科夫斯卡婭等蘇俄著名科學家、作家和詩人為首的自由知識界採取了果敢的抗議行動，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的廣泛支持，蘇俄軍方和克格勃等新斯大林分子們被擊退了。美國歷史學家科恩認為，這一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表明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從精神上被埋葬了」，更具歷史象徵意義的是，在這一公開交鋒中，蘇俄持不同政見運動從此誕生，並為自己選擇了許多世界聞名的發言人。
1979年，劉賓雁開始了他八十人生的第二個階段。在以後的七個年頭裡，劉賓雁將用新的語言、新的聲音、證明，他是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新的發言人，中國的良心。
1979年，劉賓雁55歲，人生最關鍵、最美好的二十二年無謂地消逝了，但他並非一無所獲。雖然他無時無刻都擺脫不了那個意識：你是任人侮蔑的賤民！你對妻子兒女有罪！但農民和社會底層尚存的質樸使他感到人間還有溫暖和慰藉，只要人民沒有敗壞，中國就有望。在大別山麓的勞改營裡，他拿著放大鏡在油燈下一行一行地閱讀馬克思、恩格斯、黑格爾、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企圖找到困擾他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叩問：
這些從來沒有見過法西斯分子是什麼樣子，也無機會間接瞭解殘酷虐待同類的事實與情景的青少年們（紅衛兵），他們那種冷酷無情的心腸和那些慘無人道的手段是從哪裡學來的？
中國究竟是怎樣落到這步田地的？
中國究竟怎樣才能走出這個火坑？
這個黑暗的時代幾時才能完結？
中國將以什麼方式走出這場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災難？
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爆發，仍是待罪之身的劉賓雁經常混跡人群，流連忘返。「這是中國人自己第一次自發的而不是由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群眾運動，又是對於這個黨公然表示蔑視的公開抗議，這標誌著二十七年來中國人民第一次大覺醒」。
1979年的劉賓雁，恢復了黨籍和公民權，卻仍然是共產黨和國家政權的異端。他重操舊業發表文章，日益獲得了人民的期許，也日益為權力當局難容。劉賓雁沒有如毛澤東們所願，改造、墮落成極權主義的政治標本。非但如此，與古今中外所有志士仁人一樣，劉賓雁心有鬱結必將發憤著述並磅礡於世：「一定要有所作為，要使我的妻子和兒女有一天為我感到驕傲！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寫出一部震撼中國的作品！」
從1949年到1957年，劉賓雁與毛澤東們的分歧存在於對中國現實的觀察和分析，他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歷史道路並無深切的思考和批判。從1979年到1987年，劉賓雁與鄧小平們的分歧，已經上升到了攸關國家安危和人民命運的大問題。
1976年，郭沫若以其九十高齡繼續公開販賣其奴隸哲學「感謝華主席、感謝黨中央」；1977年，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領袖」華國鋒公開威脅說要再發動一次反右運動；1979年3月16日，劉賓雁在人民大會黨聽完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報告後，在心中問道：「這四個中國人最熟悉不過的政治概念，同毛澤東在1966年以前推行了十幾年，文革期間又以它們為名把中國推入黑暗深淵的那一套，連措辭都大同小異的四個『念念不忘』，究竟有什麼不同呢？沒有一位政治家做過解釋，而它們後來居然寫到憲法裡去！」
1979年，鄧小平如日中天，其影響力僅次於1949年的毛澤東。鄧小平聲稱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他以其自身遭遇和特殊的眼光得出結論，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群眾政治運動，不僅勞民傷財，禍國殃民，而且會使共產黨的合法性徹底喪失，乃是荒唐而愚蠢的統治術。同時鄧小平深知，無論毛澤東的政治品質和個人道德如何卑鄙無恥，他畢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象徵，既是中國的斯大林，又是中國的列寧。對毛澤東的否定就是對中共的否定，那就不僅僅是對統治方式和毛澤東個人的否定，而且黨的全部歷史合法性和整個統治根基的動搖。
事情很清楚，鄧小平不想做中國的赫魯曉夫。毛澤東當年為斯大林辯護，決非出於捍衛歷史真理，也非出於對後者的個人尊敬（相反，毛澤東本人曾長期遭到斯大林冷酷、訓斥、挖苦，甚至廢絀），而是共產黨領袖們特有的政治實用主義。
1883年，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對後者的貢獻作了簡短的總結，稱道這位亡友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運動規律，最後他「大膽地說：他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過一個私敵。」
七十年後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再也沒有一個共產黨人能夠用這種評語為死者送終了。科學知識幾乎等於零的毛澤東用「三七開」為他的導師蓋棺論定，除了政治流氓和暴君之間「無所畏懼」的結算關係外，已經毫無任何道義底氣和人間常情可言了。
又二十多年後，鄧小平重拾毛澤東余唾，稱毛澤東「功大於過」，再次陷入政治犬儒主義的泥淖，意味著這個黨永遠告別了在歷史真理和政治道德領域進行懺悔和更新的可能，共產主義的全部正義性和莊嚴、神聖感到此土崩瓦解。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全面世俗化、歷史性腐敗和大規模道德淪喪，也就從此開始了。
客觀而言，鄧小平與毛澤東幾乎在一切個人秉性方面都大不相同。鄧小平未必還有魄力有興趣照走毛澤東式充斥狂妄、血腥和荒唐的死路，未必沒有對世界現代化潮流的基本感悟，但二人之間卻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共識：中國只能實行專制，必要時實行獨裁。
1979年的劉賓雁痛苦地面對著中國的嚴峻現狀，從此失去對「中南海」的寄望和興趣：「他們是在進行一場新的試驗，在經濟生活領域實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時，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堅持四個不改：沒有民主與自由的社會主義，大權獨攬，不受監督的黨的領導，沒有人民參與、對人民不承擔責任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澤東式的『馬列主義』。」
二十二年的煎熬，換來的仍然是專制主義的勝利，劉賓雁已經清晰預見到1957年以來的悲劇還會重演：
「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只能有一個理由：它表明這個領導集團企圖把中國的改革嚴格限制在經濟領域，絕不觸動舊的政治制度和舊的一套意識形態。至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其效用則是可以在任何時候對於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團及其意識形態的思想或行為給以懲罰。一九八一年以來已經在全國範圍內以這個名義進行了三次大掃蕩。作家、記者、詩人、教育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編輯、政治家，一概未能倖免。
二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劉賓雁飽經風霜的面容背後，已經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內心革命：從「革命的良心」變成「人民的良心」。劉賓雁永遠變換了歷史身份，他成了人民中的一員，被侮辱、被損害，被歧視、被踐踏的最底層成員。塞萬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在苦役和絞刑架下「設身處地、將心比己」地放棄了貴族意識和一切優越感。索爾仁尼琴寫道，只有「在古拉格群島，則是幾百萬人的頭腦和靈魂，真實而且永遠地陷入奴隸、囚徒、伐木工和礦工的境地，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在這樣的規模上）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只有群島的知識分子犯人才最終失卻了由於憐憫下層而出現的優越感」，從而在世界文學史上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下層人描繪下層人。
比斯大林主義更恐怖的毛澤東主義已經以「物質的、鐵一般」的形式在中國建立起來了。直到這時劉賓雁也沒有與革命告別（革命對於劉賓雁，猶如初戀，永遠不可能告別，至於後來《告別革命》一書中那種理性、詩意、布爾喬亞式的「告別」，在劉賓雁的人生哲學和辭藻裡，不可能出現），更沒有與革命「決裂」（他一生都沒有「拋棄」馬克思和共產主義，也許他最終也沒有找到比他當年遭遇後者更使自己覺得這個世界值得為之奮鬥乃至犧牲的那種啟示）。但劉賓雁發現了對革命的可怕背叛和革命自身的異化。
民國肇始，孫中山、蔣中正等國民黨人對中國和世界大勢已有較清晰和客觀的認識，中國可能走上逐步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正面滿足中國民族主義（「恢復中華」，收回失地，廢除列強不平等條約……）和社會正義與進步（法律、經濟、政治平等、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歷史性要求。借助孫、蔣二人的儒家和基督教背景，中國還有可能在東、西方文明對話、交融的偉大進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於一系列外來因緣和偶發事變（主要是凡爾賽條約、西安事變、日本入侵、蘇軍出兵東北），代表中國主流傳統和歷史方向，以知識界、新興資產階級、社會賢達和富裕守法農民為主體的現代化進程，被可悲地阻斷。蘇美冷戰和國共內戰把中國推向另一種命運。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創造性貢獻在於，把人民提高到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之上，再把自己封為人民領袖。他發現並堅信，中國數以億計的人民，其基本成員是毫無現代意識，缺少文化教養，對世界無所貢獻而充滿疑惑和仇恨的無賴痞子，正是這些缺乏獨立思想、人道關懷和自由精神而數量巨大的芸芸群氓，相對於馬克思的「生產力」、「歷史規律」，列寧的「職業革命家」、「布爾什維克鐵的紀律」，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內務部行刑隊，具有不可比擬的破壞性力量。
人類歷史上，還沒有第二個人像毛澤東那樣，把「人民」推舉到如此令人眩目的地位，毛澤東的所有想像力、創造性、靈感和力量，都是在「人民」的名義下獲得的，「人民」代替了上帝、真理、永恆和無限，毛澤東發明和製造了「人民拜物教」。
無論如何禁絕，無論中國如何被虛無主義征服到何種田地，1979年《人民文學》九月號發表的《人妖之間》都像一道鋒刃，割開了中國層層密織的面紗，堪稱中國文學、歷史、新聞和政治思想史上劃時代的作品。
這是1949年以後三十年間第一聲洪鐘大呂，是1957年中國萬馬齊鳴二十二年以後振聾發聵的稀世警鐘，是對全面奴化狀態依然籠罩中國的混沌昏庸時世的當頭棒喝。近三十年過去，它所激起的排空巨浪依然高懸於中國歷史天空。
勿庸贅述，人民從來是毛澤東的工具，玩弄人民於股掌間的毛澤東是中國現代最大的動數，而要最終化解這個劫數，擺脫和摒棄毛澤東的幽靈，需要特殊的智慧和罕見的勇氣。堂堂中華，偌大中國，只有劉賓雁將毛澤東強加於中國的「遺產」分撿於光天化日之下。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真正面目，明白了他們遭受著什麼力量的支配，他們的命運坎陷到了什麼樣的田地。與索爾仁尼琴一樣，劉賓雁親身領教了毛澤東們直接加諸的磨難，他已經從這場革命的血腥過程和恐怖前景，將當年的懷疑和憂慮轉變為批判和抗議，——他已經在精神世界和道德王國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了。
《人妖之間》主人公王守信，與權力人物結為死黨，幾年間由一名土匪姘頭、媒建公司收款員上升為黑龍江賓縣事實上的統治者之一，具體而微地完成了權力結構、功能及其交換的全部過程，完成了中國社會的「大顛倒」。
異化（Entfremdung），無論在黑格爾、費爾巴哈，還是馬克思那裡，主體外化為異己力量，都是「上帝本質」、「絕對觀念」和「歷史規律」中最重要的現象。《人妖之間》第一次發現，國家最高權力的異化，乃是天下底下最深重的災變和最可怕的倒退。
馬克思從解剖商品入手，對資本主義進行了獨特的分析批判，被恩格斯概括為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劉賓雁從權力演無疑是對當代中國具有顛覆意義的重大發現。
考茨基、盧森堡、魏特夫吉拉斯、盧卡奇、葛朗西、馬爾庫塞、弗洛姆等東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曾對共產主義走向極權主義和絕對主義作過研究，劉賓雁的獨特貢獻在於，他把晦澀抽像的哲學概念「還原」到了二十世紀人類最大一片試驗地——中國社會，提示了權力異化這個籠罩在億萬性靈命運之上的時代之謎。
劉賓雁指出，「王守信絕不是一種獨立的社會現象，她不過是一團污水中的一顆泡沫，貧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過對這顆泡沫和這株莠草的解剖，劉賓雁以其簡潔的文字，對中國人民發出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信號：
這種「社會主義」交換，比起資本主義交換確實有相當大的「優越性」：交換雙方個人不須擁有資本，不須支出任何私有財物，不冒任何虧損或破產的危險，而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顯，每一次這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間接或直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損害，或都使黨紀國法失靈，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這最終就必定傷害社會主義制度，使黨的領導徒具虛名。而在這種反覆不已的交換中，黨政幹部本身也就逐漸蛻化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會主義制度的蛀蟲，黨和群眾的關係也隨著惡化了。
中國權力異化的一大惡果，是人民的普遍物化和道德淪喪。連王守信這樣一名毫無任何現代文明意識的半文盲，居然發自本能地運用毛澤東們發明的枷鎖，鉗制對手，總攬大局，實行「全面專政」。
在形式上，劉賓雁與毛澤東一樣，信奉「人民至上」、「人民萬能」。但二人之間的分歧卻如天壤之別。劉賓雁從來沒有任何利用人民以謀私慾的陰暗心理，他為人厚道、正直、真誠，一生沒有任何損人利己的劣行。他們之間的差異不僅在道德上，而且在對歷史真實和人性本質的洞察和理解上，劉賓雁遠比毛澤東深刻、坦蕩、富於真知灼見。
在當代中國，劉賓雁第一個指出，人民與共產黨、毛澤東並不等同，也並不一致，如果兩者出現矛盾、衝突，責任全在後者。劉賓雁更深刻的發現是，人民也可能蛻化，甚至可能墮落，而這正是毛澤東們不可寬恕的罪過。能使「廣義上、宏觀意義上不會出錯」的人民變壞，這是中國獨有的悲劇，劉賓雁由此臨近了中國命運最複雜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歷史內幕。
事實上，從1949年、1957年、1966年、1989年以來，毛澤東們在相當程度和規模上，不僅限於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領域，而且在道德、精神和人性上征服了中國。在《人妖之間》，小小賓縣裡的人民，已經在精神上瀕臨破產了。正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人民萬歲」的時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大分化，人民出現了大變異、大墮落。
三
魯迅曾被人稱為「民族魂」。他的最大貢獻，是寫下了《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兩篇揭示中國國民性的小說。日益增加的檔案材料表明，魯迅關於國民性的「發現」，來自北一輝、籐田劍鋒、大隈重信、宮崎滔天、幸得秋水和內籐湖南等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精英的「支那觀」、「中國印象」。在魯迅那裡，中國人愚昧、自私、冷漠，已經無藥可救。惟有仰仗「外力」（日本入侵和斯大林主義入主），中國這所「鐵屋子」才可能打破。他對中國歷史的詛咒：「吃人」，被奉為對中國的最大發現。魯迅精神的西方譜系源自尼采、叔本華、易卜生、波德萊爾、王爾德等近代虛無主義和價值取消派。魯迅在中國的得勢，他在1949年以後的至尊地位，他對仇恨、暴力、專制的公開頌揚，他對溫情、諒解、懺悔、寬恕和一切人道主義的公開進攻，完全契合毛澤東們的需要。毛澤東革命造反的第一根據，就是舊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它是新中國人民偉大的必要前提和自然反題。魯迅和毛澤東對中國國民性的論斷，正是他們設計的歷史天秤的兩端。魯迅深得毛澤東青睞，尤其在文革時期被抬高到與馬恩列斯並列（其實更高）的地位，豈非偶然！當年的狂人、阿Q們已經被毛澤東改造和培養成了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接班人：土改和鎮反的劊子手，反右運動的打手和積極分子，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紅衛兵，《人妖之間》裡的王守信。魯迅的貢獻在於為革命捏造了一個奴隸式的自然基礎，毛澤東則把這個基礎發展和上升為一代禽獸、法西斯黨徒和奴隸主。從1936年魯迅去世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40年間，一部分中國人從奴隸變成了主子，這就是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上演的變形記。魯迅污陷孔子是由權勢者們捧起來的偶像。今天，稍有歷史常識的中國人都清楚，從他病逝到文化大革命，先被上海地下黨和左翼文人包裝成「民族魂」，既而被先在延安、後在北京的毛澤東冊封為「中國一等聖人」。而他虛構的狂人和阿Q們，已經早已沖決「禮教」和「封建」羅網，成為天安門廣場山呼海嘯般地向全世界公開顯示神權浩蕩的現代奴隸，進而演變成現代極權主義的巨大肉身。他們愚昧、自私、冷漠、滑稽依然，卻平添了狂妄、殘忍、無恥、虛偽，這就是這位「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中國第一聖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對現代中國的貢獻。
劉賓雁痛心疾首地發現，與共產黨一樣，人民出現了大退化。「經過反右和文革，許多中國人良心消失，懺悔意識消失，不能獨立思考，不信過諾言，相互仇恨、猜忌，冷酷和仇恨成為主要人性，弄虛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風，刑訊逼供，野蠻殘忍，沒有思想，健忘，易滿足，因幻覺代表現實……」。「中國人不承認傑出的天才人物，不承認才智上的豪傑，但他們承認暴力的豪傑，越是優秀的人、越是傑出的人，在中國越難生存，中國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庸才的天堂？」
在王守信的「學習班」、「賽師會」上，劉賓雁為後人留下了一幅風俗白描：「又擊起鼓來，又接著作詩。人人心裡也有個鼓，咚咚敲個不停，都是成天鼓搗煤的，會做啥詩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輩子倒了胃口，以後聽見詩就和發抖。你不作詩，不罵得蠍虎點，就要懷疑到你頭上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別人背後，看人家編個啥，沒文化，憋不出來的，索性站起來朗誦散文——破口大罵……，祖國啊，這就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無產階級的主人，這就是我們的工人階級嗎？王守信——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共產黨員嗎？」
《人妖之間》發行了140萬份。由於人人要看，所以無論圖書館的或個人訂閱的，都被人們借走。每次以幾小時計，連續傳閱，直至被磨搓得不像樣子為止。在有些工廠和學校，由於大家都急於先睹為快，而雜誌只有一份，於是便在下班、放學之後不回家，集聚起來，由一人朗讀。「一九七九年中國的文學作品第一次走進普通人的生活，成為很多人生活裡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大部分小說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或揭示現實中影響千百萬人命運的矛盾，因而受到從知識分子到普通青年勞動者的歡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產黨組織的腐敗和社會的嚴重病患，並且寫的就是仍然發生在眼前的現象，又是紀實性的，《人妖之間》是第一篇。」
富於原創力和獨立精神的美學家高爾泰指出：「如果不聯繫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不聯繫中國人民在與『極右』勢力進行的艱難困苦而又百折不撓的鬥爭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那麼中國的現代派們「是連接受美學也接受不了的」。他以其獨有的精神視野評價劉賓雁作品的獨特意義：「如果說西方美學的諸流派要比我們的文學評論更科學些，那麼我願意指出，無論是唯美主義的佩特還是未來主義的馬裡內蒂；是意識流派的詹姆斯還是表現主義的布萊希特；是超現實主義的布列東還是新小說派的葛利葉；是結構主義的弗拉亥還是語言學派的瑞恰茲，都不能說明，為什麼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以馬蒂斯式的粗線條而能如此以雷霆萬鈞的力量，震撼著億萬人的心靈。」
近三十年過去，中國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劉賓雁在《人妖之間》裡對中國的「發現」，不但沒有「過時」，反而為權力異化的歷史性災難所證實。當年王守信似乎無師自通獲得的膽量和能耐，已經被整個政權和全社會（尤其1989「六•四」後）接受並極度恢宏堂皇地發展了。今日中國權力與金錢的神聖聯盟已經成為現代世界最大極權制度抵禦一切壓力、危機、風險，拒絕自由、民主、人權最強大的力量。一個新的、龐大無朋的幽靈在東方徘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們地下有知，當會目瞪口呆，用「龍種生下跳蚤」已不能比喻其間的變異。全世界神智正常的人們對這個戴著各種面具的歷史怪物，除了迷茫、厭惡外，似乎無能為力。
在八十壽筵答謝辭中，劉賓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當下中國充斥著對帝王將相歌功頌德的作品，引起他極大的失望。激憤之極，劉賓雁厲聲譴責中國人遭受專制是「活該！」
中國人先在毛澤東統治下淪為狂熱、極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種，後在鄧小平、江澤民的權錢聯盟裡，集體墮落，乃是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歷史大潰退。儘管如此，劉賓雁還是把希望寄放在人民身上。
四
1985年1月，《第二種忠誠》在《鐘山》發表，立即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是年，文革結束已近十年，中國歷史道路危情潛伏，準備復辟倒退、收拾殘局的舊勢力磨刀霍霍。時代亟需的對國家基本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進行嚴肅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斷，毛派「極左」勢力的反撲和復活已經直接危及到艱難步履的中國。不對毛澤東的罪過進行揭露，不檢討那個時代駭人聽聞的悲劇，不發現與那些罪過和悲劇相對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國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進半步，隨時可能出現專制復辟。
正是出於對中國歷史與現實命運的雙重關切，劉賓雁以「第二種忠誠」為名，在近半個世紀中無人敢於問津的政治、歷史、法律、外交、司法、軍隊、人性和毛澤東以及雷鋒等領域縱橫激越，鋒芒所向，盡在要害。
在此之前，兩代中國人只能傾聽和仰視最高領袖。聽憑他們指點江山，品評歷史，裁斷是非，制定國家大法，操控億萬人命運，一切天經地義。劉賓雁將兩封「萬言書」公諸於眾，直截了當地拷問毛澤東亡靈和當政的鄧小平：「中共中央近年來在國內外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犯有一系列嚴重錯誤，其中有一些屬於原則性方向性錯誤。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總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等等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賓雁借兩封萬言書當年對毛澤東的告誡「千萬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告誡中國，「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就錯到底，後患無窮！」
在《人妖之間》裡，劉賓雁發現的是中國令人絕望的最大陰暗面，毛澤東極權主義帶給中國社會的人民分化，權力異化帶給人民的腐蝕和毒化惡果。
《第二種忠誠》是中國現代文學和社會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標誌著中國歷史和精神發展中一種新範疇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人民在普遍奴化、獸化、物化過程中，同時出現的另一種重大變化。一種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義和「人民至上」觀的確立。
《第二種忠誠》破天荒第一次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劉賓雁把兩名死囚變成原告，把毛澤東和那直接濫殺無辜的劊子手還原成被告。歷史以其異常曲折的形式證明，兩封萬言書的公開展示，不僅大大拓展了中國人民的政治視野和人生境界，撕開了中國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嚴的禁忌，而且直接預告了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前景。劉賓雁將這種類似專制社會的「死諫」冠以「第二種忠誠」，分明是對幾十年來肆虐成災的奴隸主義的鄙棄，而把真實的「人民」寫在時代的旗幟上。它是對極權統治的政治術語和語言符號的無畏挑戰，在中國第一次公開頌揚獨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從，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義和人民性，「在中國政治原野上雖然貧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種忠誠》同時把鋒芒指向「無產階級專政」本身。「萬言書」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著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幹下的殺人罪行。」目擊者陳世忠與死者非親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後第三天，就不斷奔走為死者鳴冤，要求懲罰兇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籲中國人「想一想，死者的親屬──年輕的寡婦和孤兒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想一想，人民鋼鐵長城的聲譽怎能讓殺人兇手玷污！想一想，這些製造假象、殺人邀功的敗類至今還隱藏在黨內、軍內，成為我們事業的接班人！再想想，這件事本來很可能輪到你、我、他的頭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親屬，你又該怎麼想？……還有，這種事若不查個水落石出，連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徹底否定掉，你能擔保今後不會再發生嗎？」
劉賓雁評論道：「問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卻不是他的這些觀點，而是他的那種感情，說起來似乎也很簡單，無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對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陳世忠身上，這種感情為什麼這樣強烈，如此執著，本人二十年的淒涼遭遇沒能衝破它，幾千萬人經歷的曠古浩劫（那十年，死一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陳世忠不可能是個先知先覺，黨內水平比他高出許多倍的有識之士多得很，難得的是他在那種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1962年，《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新世界》發表，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在簡短的《代序》中寫道：「一個新的、獨特的並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進入了我們的文壇。」索爾仁尼琴從此改寫了蘇俄文學史，並且在八年後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
不難設想，劉賓雁即使沒有提到毛澤東，只是把那樁虐殺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學化」地展開為一個中篇，其藝術和社會成效也許與《一天》有同工異曲之妙。
五
從五十年代胡風的「精神奴役創傷」開始，經過馮雪峰、秦兆陽、邵荃麟到八十年代李澤厚從康德那裡借來的「人是目的」，王若水等人對「異化」、「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在當代中國，有關人道主義的論爭充滿了風險。劉賓雁獨特的貢獻在於，他深知，人道主義在中國的特殊困境從來不是經院哲學問題，而是鐵一般的物質性現實，是極權制度對人本身進攻的所有細節和惡果。它集中在毛澤東為首的「極左」勢力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奪上。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開大學的演講中，劉賓雁對當代中國的十個方面坦率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在談到人道主義的命運時，他說：
「人道主義的地位是什麼？它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在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時，當時在極其特殊的條件下，鬥爭是非常殘酷的。有一個清醒的政治家，當時在德國已經被逮捕了的盧森堡，一個女革命家，給列寧寫信，寫了本小冊子，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提出忠告，說你們一定要注意，無論革命環境如何的艱苦、如何的殘酷，但是希望你們注意你們採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應該是人道主義的……回顧我們幾十年的歷史、幾十年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我認為有這樣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國際上，共產黨的威信是怎麼樣被破壞的？頭一個就是斯大林的所謂肅反擴大犯，……這是對共產黨威信的第一次打擊；第二次打擊，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厲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爾布特，我們扶植起來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幫』剛剛垮臺不久，當時華國鋒當政，汪東興也去過一次柬埔寨吧。這一次流血，這一次屠殺，我們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考慮！」
把劉賓雁封為中國「極左」勢力的公訴人，大概符合實情。在「極左」勢力充滿罪惡陰謀、也所向披靡的歷史上，劉賓雁沒有改變力量對比，但他改寫了中國最肆無忌憚的黑暗勢力的精神病歷，並多次用劉賓雁式的簡潔寫好了他們的墓誌銘：
極左路線，中國的極左路線，跟外國的極左路線不一樣。因為他們是掌權的，掌權的極左，又是東方的國家，它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仇視，對人的輕蔑，對人的侮辱，對人的踐踏，和對人的殘害。這個事情，毛澤東早就總結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簡單說：不把人當人。……極左路線把人變成了非人，把應該享受自由的人變成了沒有自由的人，把應該是有獨立人格的人變成了所謂馴服工具，把人變成獸。這個過程，就包括人的內心，中國民眾心裡良心的消失。一種懺悔心情的消失。作為人的特徵的許多東西，獨立思考，信守諾言，……良心消失了。……發展起來的是什麼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為美德。……在這個基礎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懼，對暴力的恐懼，對權威或者叫領導的恐懼。明明是在那裡大行不義，但是我們可以袖手旁觀，我們可以退避三舍，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毀滅掉。……所以我說左的核心，中國的左，東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事實上，從《人妖之間》到《第二種忠誠》，劉賓雁在能「為中國寫作」的八年期間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極左」勢力的憤怒和反撲。「一篇報告文學得罪一個省」，甚至有五、六個省聯名在北京「告狀」。以至連胡耀邦、萬里一類黨內開明派領袖都被迫對劉賓雁發出告誡，而他們在內心其實很贊成和欣賞劉賓雁。
直到1987年1月24日，忍無可忍的鄧小平直接下令，開除劉賓雁中國共產黨黨籍，他第二次從中國共產黨「聖殿」被放逐。劉賓雁本人的文字記錄的歷史裁決，其含義已經勿需多寫一字：
八年前也是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結束了為期將近二十二年的政治殭屍生活，重新回到中國共產黨內。兩次開除，一個原因：我公開批評了共產黨內部的弊端。
這一生中，我因受難而得到過別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過人們的祝賀。我蒙受過最大的屈辱，也享受過極高的榮譽。今天，我卻同時經受著這兩種東西，這是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是幸福嗎?是的。我應感到幸運，因為只有極少的人有緣得到這種享受。
劉賓雁第二次為中國人民效勞的短短七年如此清晰、完美、波瀾壯闊，充滿史詩式悲劇特有的雄偉壯麗。「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地方像中國這樣發生著如此普遍、深刻、劇烈的變化，而十幾億人民命運的改變，必定是具有全人類意義的」。毫無疑問，在這個最大的生命共體中，在這艘最大的生命方舟上，劉賓雁始終據於中國歷史風浪的最前沿。在濁浪排空、雷鳴電閃、豪雨傾覆的生死關頭，劉賓雁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漢，始終站在不幸、苦難和犧牲者一邊，對中國的危情、凶兆和險境不斷發出警示。在半個世紀裡，他一直是中國悲劇檔案無畏的收集者，中國罪惡不妥協的公訴人，中國命運和希望不知疲倦的代言人和預言家。在暴君、精神行刑隊、肖小庸人合謀挖掘的滔滔忘川之上，劉賓雁像珠穆朗瑪峰一樣，使中國保持著它的高度、尊嚴、蒼茫和生機。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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