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余傑：好。嘉賓的討論到一段落了。下面還有一點時間，在座的各位可以向章詒和老師和各位嘉賓提問。
一讀者：我的父親90歲了，他有三個名字，第一個名字他是一個老右派，第二個名字他是一個歷史反革命，第三個名字他是一個現行犯革命。聽了大家的討論，我才想起我的父親。我父親90歲高齡了，他有三個光榮的名字，到現在還沒有摘掉這個帽子。為什麼呢？三個名字的性質到現在沒有落實政策。等我父親真的在九泉之下，他不知道他女兒有沒有這個機會，在這麼一個場合替他說這一句話。
剛才那位先生的講話我已經很感動了，我父親受了這麼多的打擊。我講一下童年的記憶，當時紅衛兵造反派來我家，我很小很小，才幾歲，我們家跪在地上一排，寒冬臘月，地都凍裂了。當時我們很窮，我父親戴了三個高貴的帽子，我們家的生活非常貧困，地都凍裂了，我們跪在地上。當時，我父親跟造反派說了這麼一句話，我的小女兒非常小，能不能請她站起來，不要跪在地上，小孩病了怎麼辦？話沒有說完，因為我很小，我沒看見怎麼把父親打倒的，等我父親抬起臉，我看見我父親的眼睛，帶著那麼父愛的眼神瞅著女兒，父親沒有能力說這個情，讓你站起來，你還跪在地上。這個細節讓我對我父親充滿深愛和感激。我一直在想著這個事，記著這個事，在我心靈中一直抹不掉這個事。我父親滿臉是血，眼睛都淌血了，嘴角都在淌血，身上顫抖，他為我求這個情，因為他戴了三個光榮的帽子。
我沒有高的文化程度，我們家是小小的一個家庭。我有時候也跟我父親講，老爺子你有三個光榮的名字，當時飛機都在等著你，為什麼不回台灣？我老父親說，因為我是中國人，我還愛我的國家，愛我的土地。就因為他一念之差沒有上飛機，這坎坷的一輩子。我們這一家的生活一直到現在，坎坷得不能再坎坷。我想把這個歷史寫出來，老爺子受刺激了，他根本不讓提，有的事情還是一點點滲漏一點點說。我希望這兩本書一定要拿給老爺子看看，讓他知道，社會不是他想像的那麼封閉。實際上我父親總說，我感謝共產黨，實際上他在說假話，沒人怎麼揭穿他，沒有辦法揭穿他，實際上他就是在說假話。作為兒女，我們沒有辦法疏通他，讓老爺子把一輩子的坎坷說出來，有一個歷史的記載。我今天非常感動，我也沒有什麼水平，說不好，只能說這一點點。說到更痛苦的事情我更傷心了。
單曉鵬：我想問章老師，您父親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共產黨？假設所謂老百姓被騙了或被愚弄了，您父親這些人有自己思想的，有國外的背景，他們當初為什麼要選擇共產黨，他們的初衷是什麼？
章詒和：我肯定會回答這個問題，但不是在這裡。我可以跟大家講的就是，我父親在文革的時候，給我詳細回顧了他的一生，他一直讓我替他活著，這是很明確的，你一定要替我活著。其實我處境一直很不好。他要把所有的選擇一直都跟我講了，他為什麼到這一段選擇這樣一條路，到那樣一段選擇那樣一條路。他最後跟我講，他和中共的關係。我肯定會講，但是不是用今天的方式，我會寫出來。但我可以告訴你一點，他有一句話：「把我和羅隆基我們這樣一批人都加起來，絕對沒有想到，共產黨後來會變成這個樣子。」
劉檸（獨立中文筆會會員、日本問題研究專家）：我對剛才兩位老師的發言做一個補充。第一，姚教授在發言中提到了我們跟日本之間的歷史問題的關係、糾紛。2004年11月10日，在智利聖地亞哥召開的APCE會議上，胡錦濤最後一次見到小泉，胡錦濤對小泉說，你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當時在那種情況下，日本的反彈很大。第二天，日本第一大報就發表了這篇社論，開宗明義地說《我們如何以史為鑒》。鄰國要求我們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在此之前，我們先要研究一下鄰國的歷史性格是什麼，在這樣的國家從遠到幾千年封建帝王的歷史，近到文革期間發生的歷史罪惡，以及對於領袖的評價，對這些每三五天就有一個乾坤顛倒的變化，鄰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如此的一個國家，有什麼資格要求我們以史為鑒。我把社論翻譯出來跟同行交流，大家認為很對啊。由於歷史瓶頸關係，中日關係深深陷入了一個低谷，但我個人認為，中國作為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歷史大國，在這上面應該給日本做出表率。我們應該檢討自己的歷史，日本的歷史認識確實也是有問題的，在這上面我們應該從自己做起。只要歷史問題依然成為制約兩國關係的瓶頸的話，我覺得中國也要負起他的責任來。
一讀者：我非常喜歡章老師這本書，我其中也讀到像「天國」這樣的詞彙，我看到不止一次有算命先生的描述。我想方便的話，可不可以談一下信仰的狀況？
章詒和：我一直很孤立，我一個人生活，我必須要找一個支撐，這個支撐無論我父母活著還是死去，這個支撐是一個，他和他們那一代人。我在監獄裡能夠活下來，我覺得我有父母，其實那時候我父親已經去世了，出了獄以後，所有的親人全部都故去，就我一個人。但是我總覺得，他們在天上看著我，這個東西很頑強，有時候就覺得真是他們在天上，我還沒有形成一個信仰，但我覺得這一點對我很重要，所以我所有的文章裡，大概都有天國。以後香港出的第二本書序言裡頭也有天國，香港編了《往事並不如煙》系列，我寫了一個總序，序裡頭也有天國，現在寫的第三本裡頭也有天國。我覺得他們就在天堂看著我，所以我要去努力，非常簡單，和信仰和宗教暫時還沒有什麼關係。我不知道將來會怎麼樣，所以我很希望能夠上去和他們團圓。
按你看著的現實你就活不了，要不然你怎麼辦，你看著天堂那麼美麗，對我有期待，又深愛我，就能活下去，我的房間面對的就是我父親的像，我暗自要跟他們說很多的話，如果這一段時間不夠抓緊，我都要心裡想，爸爸我很對不住你，這段時間我沒有抓緊。我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態。
姚仁傑：你是父親很好的女兒，要天下的兒女都要像章詒和，所有的父母都會更高興一些。
王東成：我是大學老師，常常能接觸到青年學生，這個話可能跟老村做一個交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哪怕是很平庸的事情非常重要，因為他的學生給我的作業裡有這樣一種東西，文化大革命是勞動人民的偉大節日，文化大革命很好，現在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被整過的知識分子充滿對共產黨的仇恨，歪曲文化大革命，我們家是貧下中農，我們文化大革命過得很好，一些青年學生的思想裡有這個東西。包括反右，他們都在說，反右鬥爭，像章詒和的書給他們定為必讀書目，這就是國民黨新老遺少對共產黨仇恨的發洩。所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非常重要。
還有一點觀念非常重要，有的青年學生這麼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歷史上許多帝王非常殘酷，做了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們同樣推動歷史的前進，毛澤東做了那些事情，也不失為一個偉大的人物。這些觀念和事實都需要我們認真對待。
一讀者：我愛反思和反省。最近看了一個人寫的回憶，他被打成右派，回家看到孩子受到同學的欺負，他便去追那些小孩。別人說，多危險，你是勞改人員，到時候罪加一等。
我小的時候，我聽說這家反革命，我們家三姐妹和他們兄弟小時候玩過家家好著呢，聽說他們家是反革命以後，我哥哥姐姐說是不是要揭露什麼，我才六歲多，我就跳到他們家外頭的台子上，拿棍子揮舞著。那家的媽媽抱著剛生的孩子，什麼沒說就走了。我現在想，我就是罪犯啊。文革的時候，我媽媽被打成反革命，我老想跟她劃清界線。後來回想，為什麼去北大荒，其實就想跟家庭劃清界線。有一天晚上，我拿到一本《牛氓》，看著看著，書中說「孩子，是你嗎？」我的眼淚就下來了，我的心就涼了——到這樣還劃不清界限，我知道這輩子不行了。文革時候林彪說，49年的孩子是最純潔的，我是47年的。
後來我就帶著這些想法就出國了。我後來到了國外，有一次我的大姨接待我，才告訴我很多家族的故事。我的舅舅是修滇緬公路的總隊長，因為開會的時候和右派坐在一起吃飯也就成了右派。歷史的反覆，我舅舅已經習慣了，一會兒是反革命，一會兒是革命。
一讀者：我剛才聽了好多老師的發言，我也看過你們的書，文章也看過。我想提一個問題，2001年我上長江三峽遊覽，我以前對長江的印象非常好。我在長江坐游輪的時候，發現順江飄下來七八具民工的屍體，當時我就問遊船上的導遊小姐，為什麼有屍體飄下來，為什麼沒人撈一下。導遊沒回答我的問題，他說您看到的屍體就有幸，為什麼呢？看到屍體就是等於看到棺材，「棺材」「棺材」，一「觀」就發「財」了，您有發財的機會了。這些話成為導遊詞的一部分。剛才老師說的都是對歷史的回憶，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對中國同胞的冷漠、麻木，實際上對文革那會兒人和人互相的迫害，延續到現在，不管把人當做非人對待還是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都是中國的悲劇。我覺得記憶不光是記憶歷史上的痛苦，而且應該記憶當代的痛苦，應該把中國的歷史和記憶記下來，才能知道中國這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張大軍：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嘉賓的精彩發言，感謝章老師、感謝余傑，因為沒有餘傑，章老師也不會來。今天的活動是獨立中文筆會主辦的，希望朋友們以後多支持獨立中文筆會的活動。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書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傑整理完畢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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