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平:曹思源與他的「三隻手」

李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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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6日訊】曹思源是江西景德鎮人。他告訴朋友,景德鎮手工業發達,是資本主義萌芽比較早的地方,明清時期陶瓷業就很有規模。「解放」後全面落伍,現在更是落後得一塌糊塗。幾次「瓷都」評選,桂冠為外地所摘。

據我觀察,曹思源有四大特點,一曰眼鏡片奇厚,以致眼睛憑空放大數倍,好不「嚇人」;二曰嗓門大,聲若洪鐘;三曰性情詼諧灑脫。雖然年已花甲,但說到高興處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四曰名字多。先叫曹海泉,後叫曹思源,然後又有「曹破產」、「曹私有」、「曹修憲」、「曹憲政」等名號。

據說,曹海泉所以決心改名,是因為叫「海泉」者太眾。「思源」有三層涵義:一,思考問題要深入根源;二,父母是裁縫,養大自己不容易,不能忘記父母的養育之恩;三,表達一個中國人不忘根本的思想。

刻苦研讀,探求真理

曹思源小學時就嗜「讀」成僻,常常在別的孩子玩耍之際抱著報紙不放。大人們對這個小不點的讀報熱情如此之高,既驚訝又新奇,十分不解。望子成龍的父母頗感安慰。

中學時期,曹思源當選為校學生會宣傳部副部長,主管分發報紙雜誌。這項工作可太對他的心思了。本來半個小時就能完成分發工作,曹思源為了滿足自己強烈的閱讀欲望,聲稱非二小時不行,於是班主任老師特許他自由支配每天下午的課外活動時間。這一狀況一直維持到高中畢業。他後來對朋友們說,這一時期為他打下了廣博的知識基礎,提高了閱讀能力和自學能力,受益非淺。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處在高潮,人妖顛倒,是非混淆,大規模武鬥遍及城鄉,社會氣氛極度恐怖。為什麼會發生文革?為什麼那麼多善良的人會無緣無故遭到揪鬥?他百思不得其解,由此萌生了探究文革產生根源的強烈願望。這時,曹思源提前一年大學畢業,參加所謂重中之重的「三線」建設。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曹思源知道,要想搞清楚正在發生的一切的原委,必須從歷史入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他很清楚,當時所有的歷史書籍都是以階級鬥爭的觀念寫成的,不僅簡單化,而且絕對化。為了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無論是《世界通史》還是《中國通史》,他都將新舊、中外三個版本對照著看。然後,他研究中國和西方思想史,最後通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時,他最缺的就是時間。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幹部曹思源主動要求下車間當工人。他告訴友人,自己十分厭惡階級鬥爭,如果做幹部,今天這個運動,明天那個運動,他還不煩死了。另外,他所在的工廠是一家製藥企業,他要求去的一車間負責混料反應。操作工投料、密閉、抽真空後便無事可做,五、六個小時後才出料到下一工序。很多人這時睡大覺或者打撲克,曹思源則大看其書。上班時間能夠看書,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好的工作嗎?對曹思源而言當然沒有。

隨著學習的深入,曹思源逐步認識到文革不是社會主義,毛澤東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人一旦有重大發現與心得,就會有強烈的交流慾望。俗話說得好,「求其友聲」。但他得不到朋友們的理解。一天,他漫無目的的在景德鎮街頭徘徊到半夜,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將小小的景德鎮走了好幾遍。他發現,自己一個土生土長的景德鎮人,同學朋友無數,居然找不到一個對話者,更不用說知音了。由於內在強烈的交流衝動無法在現實環境中實現,寫作意願油然而生。

1974年,曹思源調到景德鎮市委黨校工作。這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利用下鄉的機會,在農家完成了批判毛澤東的文章《左傾領導路線必須清算》。文革後期,中國的政治環境越發黑暗殘酷,他的行為有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曹思源沒有想到的是,這篇文章改變了他的命運。1979年,他報考于光遠先生的研究生。過五關斬六將,他入圍了最終的候選名單,但是他的外語十分弱,在最後的競爭中沒有優勢,是這篇批毛的文章令于老網開一面,破格錄取了他。曹思源常常對朋友們說,若非于老,他就進不了北京,他終身感激于光遠先生。

破產法、私有化的政治意義

曹思源早就認識到,中國的全部問題是政治制度問題,他將自己的任務確定為批判現實制度。批判制度既可以從思想上政治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基礎出發。曹思源認為,從經濟角度批判更為深入紥實。他借用馬克思的話說,你認為一個制度不合理,僅僅說它上半身不合理是不夠的,還必須論證它的經濟基礎不合理,它會導致生產的倒退、社會的破壞。這才是論證的根本方式。所以,儘管他的思想深處是對整個制度的根本性批判,但表現出來用以說服大眾的方式卻是純經濟的。曹思源認為,這樣才能挖出它的根。

曹思源認為,不論寫多少立論市場經濟的文章,都趕不上做好市場經濟的競爭與淘汰機制這篇文章。他所以大力提倡破產立法,是因為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他表示,工人說起來是所謂國家與工廠的主人,實際上他們根本不關心國家與工廠的命運。因為他們有大鍋飯可吃,差一點的有大鍋粥,再差一點的有大鍋稀湯。總之,別人有他也有,而且基本相當。所以他們認為國家與工廠的事情與己無關,根本不上心。而如果企業能夠破產,飽食終日者突然連大鍋稀湯都喝不上了,他們就會研究企業垮掉的原因。他們將會發現是這個體制砸碎了自己的飯碗,是這個制度搞得自己不得不餓肚子。這就喚醒了老百姓的政治意識,喚醒了他們公民的責任心。這是國家發展與振興的前提。世間之事,重要者莫過於此。

在曹思源持之以恆的努力下,破產立法終於提上了議事日程,並由他擔任起草工作小組組長。有友人問,別人是否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得意地哈哈大笑:沒有。曹思源同時認識到,一分財產一分責任。只有大多數老百姓都能夠擁有財產,即生產資料私有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大鍋飯和奴役制度。他表示,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等於無人所有,等於官有,實際上老百姓如同一無所有的奴隸。於是他又積極推動私有化。

「曹修憲」

1981年,曹思源就提出憲法應該做根本修改。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憲法早已不是當初的模樣。據朋友介紹,曹思源認為,今天的中國憲法「有所進步,尚未到位」。他表示,說它進步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一,將保護私有財產寫進了憲法,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礎。雖然寫進憲法是一回事,落實憲法是另一回事,但畢竟保護私有財產有了憲法依據,開啟了捍衛私有財產權的歷程。二,憲法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國家尊重與保障人權。他認為這是了不起的進步,因為畢竟它將過去一再反對的東西寫進去了。雖然寫進去之前、寫進去之時與寫進去之後所發生的事件證明,那只是假惺惺的表態。但只要憲法寫進了這一條款,人們就可以「循名責實」。這就為維權運動奠定了基礎。

憲法的主要問題在於,依然保留著專政條款。他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說,無產階級專政只能存在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的過程中,進入社會主義它就應該廢止。他又說,有專政就沒有人道、就沒有人權。專政與法治是截然對立的。它是不講任何法律根據的鎮壓,它將人分為「自己人」與「異己分子」,只講身份不講法治,它不是針對行為而是針對人採取行動,理論上完全站不住。專政同樣是一個歷史範疇,應該與時俱進、有其終點,不能萬歲萬歲萬萬歲。另外,違憲審查制度仍然沒有建立。最重要的,政治權力沒有分立,依然是獨裁政治體制。他表示,不管是偉大的獨裁還是善良的獨裁,都不能代表民意,都解決不了權利的歸屬與權力的制衡問題,就是神仙獨裁也不行。

曹思源一隻手抓破產法,一隻手抓經濟私有化,一隻手抓修改憲法。故筆者稱其為「三隻手」。

樂天派

2003年6月,曹思源在青島主持召開了一次大規模民間修憲研討會,提出修憲「雙十建議」。三年多來,不僅他本人遭到當局全面監控,公司活動也受到當局騷擾,以致很多業務望危而逃,公司在萎縮性再生產中艱難度日。

不過,曹思源與警方的「友誼」卻不是始自近日。早在1989年,他即以組織與策劃「反革命暴亂」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監獄。按他自己的話說,到秦城轉了一年。當局最後給出的結論是:沒有查出違法行為。這一結論充分暴露出當局的無能與無知——既無法證明曹思源有罪,又堅持不承認他無罪。

針對公司的經營現狀,有朋友置疑他繼續維持公司存在的意義。他表示,有這個平臺多少還能夠做一點事,而且堅持並不是消極的,而是等待時機。他認為,政治改革已經無法繼續滯後,不可能再拖很久。他說自己是學馬列的,雖然早已超越馬列主義,但馬列主義對自己仍有一定影響。他堅信客觀規律不可抗拒。他告訴友人,如果將眼睛僅僅盯住船板,結論必然十分悲觀;但實際上水在流,船在走,中國的憲政大業希望無限。

2006年1月15日星期日於北京香山
(原載於《開放》三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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