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6日訊】曹思源是江西景德鎮人。他告訴朋友，景德鎮手工業發達，是資本主義萌芽比較早的地方，明清時期陶瓷業就很有規模。「解放」後全面落伍，現在更是落後得一塌糊塗。幾次「瓷都」評選，桂冠為外地所摘。
據我觀察，曹思源有四大特點，一曰眼鏡片奇厚，以致眼睛憑空放大數倍，好不「嚇人」；二曰嗓門大，聲若洪鐘；三曰性情詼諧灑脫。雖然年已花甲，但說到高興處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四曰名字多。先叫曹海泉，後叫曹思源，然後又有「曹破產」、「曹私有」、「曹修憲」、「曹憲政」等名號。
據說，曹海泉所以決心改名，是因為叫「海泉」者太眾。「思源」有三層涵義：一，思考問題要深入根源；二，父母是裁縫，養大自己不容易，不能忘記父母的養育之恩；三，表達一個中國人不忘根本的思想。
刻苦研讀，探求真理
曹思源小學時就嗜「讀」成僻，常常在別的孩子玩耍之際抱著報紙不放。大人們對這個小不點的讀報熱情如此之高，既驚訝又新奇，十分不解。望子成龍的父母頗感安慰。
中學時期，曹思源當選為校學生會宣傳部副部長，主管分發報紙雜誌。這項工作可太對他的心思了。本來半個小時就能完成分發工作，曹思源為了滿足自己強烈的閱讀欲望，聲稱非二小時不行，於是班主任老師特許他自由支配每天下午的課外活動時間。這一狀況一直維持到高中畢業。他後來對朋友們說，這一時期為他打下了廣博的知識基礎，提高了閱讀能力和自學能力，受益非淺。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處在高潮，人妖顛倒，是非混淆，大規模武鬥遍及城鄉，社會氣氛極度恐怖。為什麼會發生文革？為什麼那麼多善良的人會無緣無故遭到揪鬥？他百思不得其解，由此萌生了探究文革產生根源的強烈願望。這時，曹思源提前一年大學畢業，參加所謂重中之重的「三線」建設。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曹思源知道，要想搞清楚正在發生的一切的原委，必須從歷史入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他很清楚，當時所有的歷史書籍都是以階級鬥爭的觀念寫成的，不僅簡單化，而且絕對化。為了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無論是《世界通史》還是《中國通史》，他都將新舊、中外三個版本對照著看。然後，他研究中國和西方思想史，最後通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時，他最缺的就是時間。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幹部曹思源主動要求下車間當工人。他告訴友人，自己十分厭惡階級鬥爭，如果做幹部，今天這個運動，明天那個運動，他還不煩死了。另外，他所在的工廠是一家製藥企業，他要求去的一車間負責混料反應。操作工投料、密閉、抽真空後便無事可做，五、六個小時後才出料到下一工序。很多人這時睡大覺或者打撲克，曹思源則大看其書。上班時間能夠看書，天底下還有比這更好的工作嗎？對曹思源而言當然沒有。
隨著學習的深入，曹思源逐步認識到文革不是社會主義，毛澤東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人一旦有重大發現與心得，就會有強烈的交流慾望。俗話說得好，「求其友聲」。但他得不到朋友們的理解。一天，他漫無目的的在景德鎮街頭徘徊到半夜，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將小小的景德鎮走了好幾遍。他發現，自己一個土生土長的景德鎮人，同學朋友無數，居然找不到一個對話者，更不用說知音了。由於內在強烈的交流衝動無法在現實環境中實現，寫作意願油然而生。
1974年，曹思源調到景德鎮市委黨校工作。這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利用下鄉的機會，在農家完成了批判毛澤東的文章《左傾領導路線必須清算》。文革後期，中國的政治環境越發黑暗殘酷，他的行為有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曹思源沒有想到的是，這篇文章改變了他的命運。1979年，他報考于光遠先生的研究生。過五關斬六將，他入圍了最終的候選名單，但是他的外語十分弱，在最後的競爭中沒有優勢，是這篇批毛的文章令于老網開一面，破格錄取了他。曹思源常常對朋友們說，若非于老，他就進不了北京，他終身感激于光遠先生。
破產法、私有化的政治意義
曹思源早就認識到，中國的全部問題是政治制度問題，他將自己的任務確定為批判現實制度。批判制度既可以從思想上政治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基礎出發。曹思源認為，從經濟角度批判更為深入紥實。他借用馬克思的話說，你認為一個制度不合理，僅僅說它上半身不合理是不夠的，還必須論證它的經濟基礎不合理，它會導致生產的倒退、社會的破壞。這才是論證的根本方式。所以，儘管他的思想深處是對整個制度的根本性批判，但表現出來用以說服大眾的方式卻是純經濟的。曹思源認為，這樣才能挖出它的根。
曹思源認為，不論寫多少立論市場經濟的文章，都趕不上做好市場經濟的競爭與淘汰機制這篇文章。他所以大力提倡破產立法，是因為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他表示，工人說起來是所謂國家與工廠的主人，實際上他們根本不關心國家與工廠的命運。因為他們有大鍋飯可吃，差一點的有大鍋粥，再差一點的有大鍋稀湯。總之，別人有他也有，而且基本相當。所以他們認為國家與工廠的事情與己無關，根本不上心。而如果企業能夠破產，飽食終日者突然連大鍋稀湯都喝不上了，他們就會研究企業垮掉的原因。他們將會發現是這個體制砸碎了自己的飯碗，是這個制度搞得自己不得不餓肚子。這就喚醒了老百姓的政治意識，喚醒了他們公民的責任心。這是國家發展與振興的前提。世間之事，重要者莫過於此。
在曹思源持之以恆的努力下，破產立法終於提上了議事日程，並由他擔任起草工作小組組長。有友人問，別人是否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得意地哈哈大笑：沒有。曹思源同時認識到，一分財產一分責任。只有大多數老百姓都能夠擁有財產，即生產資料私有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大鍋飯和奴役制度。他表示，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等於無人所有，等於官有，實際上老百姓如同一無所有的奴隸。於是他又積極推動私有化。
「曹修憲」
1981年，曹思源就提出憲法應該做根本修改。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憲法早已不是當初的模樣。據朋友介紹，曹思源認為，今天的中國憲法「有所進步，尚未到位」。他表示，說它進步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一，將保護私有財產寫進了憲法，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礎。雖然寫進憲法是一回事，落實憲法是另一回事，但畢竟保護私有財產有了憲法依據，開啟了捍衛私有財產權的歷程。二，憲法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國家尊重與保障人權。他認為這是了不起的進步，因為畢竟它將過去一再反對的東西寫進去了。雖然寫進去之前、寫進去之時與寫進去之後所發生的事件證明，那只是假惺惺的表態。但只要憲法寫進了這一條款，人們就可以「循名責實」。這就為維權運動奠定了基礎。
憲法的主要問題在於，依然保留著專政條款。他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說，無產階級專政只能存在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的過程中，進入社會主義它就應該廢止。他又說，有專政就沒有人道、就沒有人權。專政與法治是截然對立的。它是不講任何法律根據的鎮壓，它將人分為「自己人」與「異己分子」，只講身份不講法治，它不是針對行為而是針對人採取行動，理論上完全站不住。專政同樣是一個歷史範疇，應該與時俱進、有其終點，不能萬歲萬歲萬萬歲。另外，違憲審查制度仍然沒有建立。最重要的，政治權力沒有分立，依然是獨裁政治體制。他表示，不管是偉大的獨裁還是善良的獨裁，都不能代表民意，都解決不了權利的歸屬與權力的制衡問題，就是神仙獨裁也不行。
曹思源一隻手抓破產法，一隻手抓經濟私有化，一隻手抓修改憲法。故筆者稱其為「三隻手」。
樂天派
2003年6月，曹思源在青島主持召開了一次大規模民間修憲研討會，提出修憲「雙十建議」。三年多來，不僅他本人遭到當局全面監控，公司活動也受到當局騷擾，以致很多業務望危而逃，公司在萎縮性再生產中艱難度日。
不過，曹思源與警方的「友誼」卻不是始自近日。早在1989年，他即以組織與策劃「反革命暴亂」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監獄。按他自己的話說，到秦城轉了一年。當局最後給出的結論是：沒有查出違法行為。這一結論充分暴露出當局的無能與無知——既無法證明曹思源有罪，又堅持不承認他無罪。
針對公司的經營現狀，有朋友置疑他繼續維持公司存在的意義。他表示，有這個平臺多少還能夠做一點事，而且堅持並不是消極的，而是等待時機。他認為，政治改革已經無法繼續滯後，不可能再拖很久。他說自己是學馬列的，雖然早已超越馬列主義，但馬列主義對自己仍有一定影響。他堅信客觀規律不可抗拒。他告訴友人，如果將眼睛僅僅盯住船板，結論必然十分悲觀；但實際上水在流，船在走，中國的憲政大業希望無限。
2006年1月15日星期日於北京香山
（原載於《開放》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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