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日訊】震驚中外的「6．4」屠城慘案已經過去了17年，當年誕生的嬰兒迄今即將進入成年。這段慘痛的歷史，一直是全世界華夏子孫的心結。它是一道陰影，籠罩著一切具有正義和良知人們的心。
近悉：李鵬已就「6．4」事件著書，並希望出版，遭到現在中共當局的拒絕。
且不知這位當時身居總理要職之人所著之書要出版而遭到拒絕的真正原因。但是，有一點可以想像到，「6．4」事件不僅使全世界炎黃子孫深感痛心，也使鑄成這一慘案的時任當權者感到惶惶不可終日。以此之心，李鵬欲出書，洗刷他在這場血案中的罪過，試圖將屠殺民眾的罪責推到已經作古的鄧小平一人身上。不過，他這樣做，完全是徒勞的。李鵬，永遠不要想逃脫「6．4」屠城的罪責。
作為當時掌握軍權的鄧小平，是調動軍隊實施戒嚴的決策拍板人，他的行為致使民眾與軍人的對抗而發生流血慘案。鄧小平堪稱「6．4」屠城的罪魁禍首。
李鵬的罪過是否比鄧小平要小？他的罪責是否比鄧小平要輕？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全過程，看一看時任總理究竟應該在「6．4」血案中負什麼樣的責任。
1989年4月15日，人們獲悉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對這位清廉開明的前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突然逝世，舉國上下有良知的民眾，無不感到悲痛。當日，學生和民眾自發組織悼念胡耀邦，紛紛走向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敬獻花圈，以表示對這位卓越領導人的哀思。
胡耀邦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以清廉開明著稱。在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及總書記的幾年間，為國為民嘔心瀝血。他廢寢忘食地平反了幾十年來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所產生的一切冤假錯案，不辭辛勞地在山區、邊區、老區訪貧問苦。他是知識份子的良友，平民百姓的貼心人。
胡耀邦作風正直，生活簡樸。他家沒有任何人涉足於商場。
然而，這樣一位傑出的中共領導人，卻因1986年發生的學潮而在1987年初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
人們對這種現象感到疑惑不解，心頭存有一股悶氣。在這種悼念氣氛中，人們不由自主地回憶起自胡耀邦辭職後中國發生的事情，自然地將他的清廉與時任領導人的狀況進行對比，這種「廉」與「腐」的情景不可避免地在人們的思維中浮現出來。由此，人們會為他受的冤屈感到不公，會對時任領導人的所作所為不滿。
那時，利用高官之職作為蔽蔭開始經商，在全國，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鄧小平之子除任中國殘疾人基金會主席外，開辦康華公司。鄧小平作為當時中共當局實際最高領導人，他的子女進入商海，其優越性，中國的普通民眾是無法比擬的。李鵬，繼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後，其李氏家族迅速涉足商場。有如此領導人的家族下海，下面的官員豈能不效仿之。所以，「官倒」之潮遍及全國。「官」和「商」相聯，「權」和「錢」相結。腐敗之風搞得全國一片混亂，平民百姓無不怨聲載道。
在這種追思廉潔，厭惡腐敗的心境下，由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引發起反對腐敗、剷除官倒的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學生們鮮明地舉起「反官倒、反腐敗」的旗幟，深深符合全國人民的民心。從而，學生運動喚起全民的共鳴。他們的正義呼聲，直接衝擊著鄧小平、李鵬這些在官倒中有著舉足輕重地位人物的根本利益。
常言道：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這是一種常規，違反這個常規，往往被打臉的人，或者被揭短的人會惱羞成怒。而學生這次高舉的旗幟恰恰打了最高統治者的臉，揭了他們的短。這就使得鄧小平和李鵬以及中共統治當局的高官惱羞成怒。
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無非是就他們的民主訴求希望向最高統治當局討一個說法。他們手無寸鐵，沒有武裝，因此，絕對不會去進攻新華門，絕對不會以武力推翻中共的統治。這裏需要當局面對學的訴求，正視學生的行動。如果當局有誠意，曉之以情，動之以理，胸懷坦蕩地走進學生中去，與他們面對面地、開誠佈公地就學生所提出的訴求會談，學生絕對不會賴在天安門廣場。這樣做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就可體現「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這句格言。
關鍵是統治當局沒有這種心襟，真正是對打了他們的臉，揭了他們的短感到心虛。所以他們才會無視學生的訴求，仇視學生的行動。
讓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無非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動口，一種是動手。動口，就是趙紫陽強調的理智；動手，就是鄧小平醉心的鎮壓。前者是通過坦誠的會談；後者是通過血腥的暴力。
不可否認，中共當局起初也採用過動口這種形式，力圖讓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不過，方式不妥，既不能讓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贊同，也不能讓全國關心學生民主運動的民眾滿意。
在此，不妨分析一下那場令中華兒女疚心的事件中發生的大事。
4月22日，在舉行胡耀邦的追悼會期間，有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臺階上，手舉請願書，希望政府當局能接收他們的請願。然而，沒有一個政府人員走過來對這三名學生表示什麼。漠視學生代表，就等於沒有看到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儘管跪拜這種行為從貶義上講，是封建社會的禮儀。可是，中國民間仍認為跪拜是一種行大禮，從褒義上講，它是一種表示誠意的方式。如果，這次有來自政府部門的官員，哪怕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員，接收了跪拜學生的請願書，學生的心情是不是會感到平和一些，所有關注在天安門廣場學生情景的全國民眾，心情是不是會平衡一些。熟視無睹就是對學生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進行無言的挑戰。這件事情，政府官員有沒有責任？作為政府首腦的李鵬總理，有沒有責任？
可以說，漠視學生的誠懇請願，導致了學生的義憤。從而，使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紮寨，誓與當局討還一個公道。
天安門廣場已經由政府當局對學生的熟視無睹掀起了一層波浪。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使得未平的波浪再起一波。學生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官倒、反對腐敗這種激動民心的愛國行為居然被政府當局汙稱為動亂，還要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無疑給天安門廣場的局勢起到強烈的推波助瀾作用。
「動亂」這個帽子，雖然是鄧小平所扣，難道李鵬沒有責任？
這時的天安門廣場，豈止是學生不滿，全民都不滿。4月27日天安門廣場大遊行，就是對「4．26」社論最強有力的回答。
政府當局企圖利用輿論去混淆視聽，以為民眾會在他們的譴責口徑上去指責天安門廣場聚集的學生。沒想到弄巧成拙。不僅沒有平息學生的抗議，而且引起全民的憤慨。
只是這時，李鵬才開始正視學生的能量，才準備以與學生會談的形式解決問題。然而，這位總理仍然心虛，沒有膽量親自面對面地與學生會談。所以任用他的幕僚，以往並不出名的袁木以國務院發言人的名義去與學生會談。
很可惜，袁木與學生的會談，絲毫體現不出政府的誠意。這位發言人，以居高臨下的態勢，盛氣淩人的口吻，用大人哄小孩的方式與學生代表談話。本來，學生在人民大會堂跪交請願書是一種誠意，他卻指責學生以封建社會的禮儀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另外，他在談話中，避實就虛、避重就輕，時而答非所問，時而空口說白話。儘管袁木以其能言善辯的口才，表面與學生交言顯得談吐自如，仍然掩飾不住其心虛氣短的本質。
一種毫無誠意的會談，自然不能得到學生的滿意，自然不能得到全民的認可。
從李鵬任用代言人一事，可以看出，時任總理根本沒有勇氣，或者根本就不願意就中共統治當局包括總理自己在內的高官所涉及到的官倒問題與學生進行會談。
毫無成果的會談，使學生感到受到政府的愚弄。為抗議當局無視學生訴求的蠻橫態度，喚起全民認識中共統治，學生決定以絕食的方式，繼續與當局進行鬥爭。
歷史上對統治當局有過「言諫」，有過「兵諫」。而這次，學生對中共當局採用的是「死諫」。他們要用自己年輕的生命，敦促政府當局正視全國出現的官倒、腐敗、貪污以及導致國家走向衰落，人民走向貧窮的一切現象。
學生們發表的絕食宣言，震撼了全民的心。學生們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精神，極大地鼓舞著有著正義感的平民百姓與邪惡勢力鬥爭的信心。
學生開始絕食後，天安門廣場上的聲援、示威遊行一波高過一波，所參入的部門之多，人員之廣，可謂史無前例。而學生在絕食過程中出現的危及生命之事，更是牽動著全民的心。人們在電視機螢幕上看到學生被搶救的畫面，聽到那令人撕心的救護車警笛聲，無不關心著學生的命運。
只是在這時，廣場上才出現關心慰問學生的政府部門官員。然而，作為人民公僕的政府總理，李鵬，仍然沒有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之中。
一場大規模由悼念胡耀邦引發的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延續時間如此之長，作為政府首腦，居然沒有勇氣，或者根本就不願意走到學生中去，李鵬，應該負有什麼樣的責任？
平心而論，最應該走到學生中去的人，就是李鵬。鄧小平雖然實際控制著中國的政局，可他在政府部門並沒有掛職。他沒有必要親自走到學生中去。趙紫陽雖然是党的總書記，可學生的一切訴求是針對政府當局，因此，他也可以不首先走到學生中去。
應該走進學生中去的李鵬，卻沒有走進學生中去。難道他，能洗刷掉他的罪過嗎？
學生的絕食從5月13日開始，直到5月18日上午，李鵬才開始與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見面。從4月15日悼念胡耀邦開始，這時已經有一個月零三天。在這段時間，天安門廣場該發生了多少令全國人民疚心的事件？
然而，5月18日，李鵬以蠻橫的態度並且回避實質問題與學生代表交談後，5月19日，就殺氣騰騰地公佈戒嚴令。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時任總理對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是多麼的仇視。
戒嚴令的公佈，最終導致義憤填膺的民眾與執行戒嚴任務的軍人發生對峙，導致震驚全世界的「6．4」屠城血案。
李鵬的罪責，絕對難以逃脫！
2006-03-31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