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慧心採訪報導）今年3月4日近40多名中共高級官員、資深經濟學家和法律專家，在北京郊區杏林山莊，舉行「西山會議」，中共官員和學者對於如何推動經濟和法律改革的意見激烈分歧。大紀元昨天特此專訪了貴州異議人士曾甯先生。
以下是訪談內容：
記者：最近在北京郊區杏林山莊舉行得「西山會議」，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曾寧：我是基本上認同他們的觀點，但是有其侷限性和保守性。 因為畢竟他們更多的是站在中共執政黨，中國體制內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存在的許多問題，同時希望從中共體制內提出解決中國危機和矛盾的藥方，侷限性是只能站在中國目前體制內以及中國社會存在的弊端問題，給出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不治本，達不到從根本上來談論、探討和涉及中國社會存在的重大問題及根本問題的高度。
比如說他提到軍隊國家化，提到整過中國目前的權力結構是反憲政的，提到希望首先從中共自身黨內開始進行民主化改革，或者希望中共內部形成兩個派系，或者多個派系，我能夠理解，是因為他們只能站在體制內角度，因為他們本身是體制內人士，更多的從體制內來談這些問題，更容易得到體制內開明人士的認可、認同和接受，更容易得到中共執政黨從上而下的在政策上成層面上的接受或者是逐步地實行。
如果直接從體制外，不是他們的話語系統，不是他們的話語情形，這是一方面我對他們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指出我個人對他們的一些看法。
記者：那麼您覺得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它還是有一定的意義的。
曾寧：從《九評》誕生，從退黨、從三退開始，整個法輪功運動產生的廣泛的中國民眾的道德啟蒙和精神覺醒這種運動，尤其中國政府對網絡的封鎖，使得這種道德啟蒙和精神覺醒，在中國草根階層，普通民眾當中能夠產生的實際效果，還是有一定的侷限。
在此情況下，來自於中國體制內比較理性的、比較開明的和比較健康的聲音，多少能夠緩解中國目前這樣一種社會危機，有其積極性，是一種比較溫和、緩和的，來自於中國體制內比較理性健康的聲音，對中國政策，對中國執政黨的政策產生的影響，和整個中國社會。
尤其是從《九評》、從退黨、從三退開始以後，出現了這樣一種道德啟蒙和精神覺醒運動，兩者之間正在形成一種互相彌補、互相競爭的一種態勢，如果中國社會不能有效地、理性地和良性地實行中國社會和平的變形的話，比較偏激比較激進的，包括九評退黨引發的民眾道德啟蒙和精神覺醒運動， 我想可能對中國社會未來產生民主時代的來臨，後者可能會更有實質性意義，或者後者對中國政府產生的輿論壓力或道義壓力，可能產生中國社會的轉變，後者的影響可能要大得多。
現在對於中國執政黨來說，他也面臨了某種選擇，一方面面對三退，面對《九評》， 面對整個民眾的道德啟蒙和精神覺醒何去何從？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包括體制內的一些開明人士有識之士，多少能夠提出一些解決中國國內問題的方案，同時中國共產黨黨內這些執政者能多少傾聽這些不同的聲音的話， 我想對整個中國社會的良性發展，應該是有益的。
記者：大紀元記者曾採訪賀衛方先生，他說目前不太方便講話，也不方便對西山會議做任何評論。而海外的媒體報導說賀先生的發表引起了國內左派網站的一些注意，而且對他的抨擊也比較厲害。本來說這個西山會議，就像剛才您講在中國像一線曙光一樣，盡管他們在體制內，對中國未來和平轉型還是有一定的幫助，無論是從他的憲政方面啊，或者是從他的軍隊管理方面啊，或者是新聞自由方面吧，總算都提出來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可是現在一些左派網站，甚至認為他是一種陰謀推翻共產黨統治的一種政治吧。
曾寧: 對，是這樣的。你提得這個問題非常尖銳，實際上你提得這個問題，涉及到一個本質的、實質性的和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說中國社會，包括中共體制內的一些良知人士啊，他們的見解、他們的希望、他們的主張，到底能不能為中國的執政者所接受，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本質性問題。
那麼，我想的話，從本質上來說，像賀衛方，曹思源等等一些人士，他們的主觀願望是希望能夠國家走上一條良性發展的富強之路，但是他們的這種主張，未必能夠為中國的現在的執政黨所接受，也就是中共共產的領導層不一定會領他們的情，這個是中國現在嚴酷的一個現實，嚴酷的一個現狀。
你比如說，包括劉賓雁、方勵之等人，劉賓雁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是「第二種忠誠」，這裡面很說明問題，他們主觀上是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通過改革，能夠通過自身的變革，爭取中國走上一條富強之路。但是，中國共產黨未必會領他們的情，中國共產黨未必會認同他們的主張，反而中國的執政黨很容易受到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傳統的、保守的那些極左派，也就是原教質主義的那些人士的影響和左右，因此他們認為這種改革的主張，本身它是一種和平演變，是一種顏色革命。
因此，賀衛方等人，包括劉賓雁，以前的歷史的教訓，本身就已經有了一個結論，已就是說，賀衛方，曹思源等人，他本身很容易為中國共產黨作為異己份子，作為異己力量來打壓，甚至受到迫害。
反而，使得中國社會這樣一種良性的、和平的轉軌變形，成為一種不可能，那麼當中國社會的理性的、健康的聲音，不為中國的執政黨所容納、所容忍的時候，那麼整個中國社會就很容易進入一種惡性的這麼一種狀態。
那麼這個時候，非健康的或者說非理性的各種社會力量，就很容易影響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你比如說，之所以文化大革命在中國能夠發生，那麼之所以以前歷史上的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在中國社會能夠發生，我想的話，這些都和中國社會當中，民眾當中存在著很多很容易受到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非理性的一些社會思潮的影響是有直接的關係。
那麼中國文化本身，中國社會本身應該說在長期的這樣一種封建專制主義的這樣一種揉擰之下，再加上中國的歷代的專制執政者，長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這樣一種蹂躪，一種踐踏，我想的話整個中國社會，中國民眾，他對於一種健康的，一種理性的，一些社會思潮的話，他是缺乏辨別能力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像賀衛方，曹思源等人一方面未必見容於中國的執政者，另一方面，中國的執政者又在強大的中國社會內外交困的這樣一種矛盾危機壓力之下，面臨著一種何去何從的選擇。
我想的話，九評以及三退引起的道德覺醒，這個精神啟蒙運動，應該說對目前中國社會的這樣一種轉軌變形，對中國社會的執政者的政策的調整，它起到的作用可能實際上要比體制內的賀衛方，曹思源等人，從體制內的角度，給中共，給中國的執政者指出一條改良的道路，那麼這個道德覺醒，精神啟蒙運動，他的作用和影響可能要更有實質性的意義。
記者：據報導，這次「會議紀要」匯整後直接向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報告。可是，這份不同尋常的「會議紀要」卻走光了。為什麼？
曾寧：這應該說是恰恰印證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這種危機，是一種非常深刻的廣範危機的結論。因為本身的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話他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智囊部門，那麼他召開的這個會議本身也是給中國共產黨建言獻策，那麼它屬於內部會議，也就是他的內部會議上，人文學者、專家學者的所有的說的話，都是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的，也就是說專家學者你可以暢所欲言。
但是呢，在這個會議召開沒有多久，就被一些人士，有意的批露一些在網站上，恰恰說明瞭現在中國國內， 中國何去何從，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何去何從的這樣一種非常嚴峻的，現實的客觀存在，也就是說中國社會的這樣一種危機，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20多年以後走到今天，面臨著一個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甚至可以說面臨著光明與黑暗，這樣一種進步與反動，甚至可以說是面臨生與死的這樣一種抉擇，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面，各種政治力量都希望都想扮演自己的角色，都想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施加某種影響。
你比如說賀衛方等人的某些言論，有意公佈在網路上的這種行為這種作法，本身就有可能是賀衛方本人敵對面的，他的對立面的一些人士，有意把它批露出來，以圖達到營造更大的輿論聲勢，從而置賀衛方、曹思源等改革人士於死地於不義的這樣一種險惡目的，同時的話，他們的話又可通過在輿論上大造聲勢，達到給中國共產黨執政者施加某種政治壓力，在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層形成更有利於原教質主義派系或者是極左的勢力出現，這種現況足以說明反過來印證中國社會現屬於生死抉擇的這樣一種階段或這樣一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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