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心采访报导）今年3月4日近40多名中共高级官员、资深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在北京郊区杏林山庄，举行“西山会议”，中共官员和学者对于如何推动经济和法律改革的意见激烈分歧。大纪元昨天特此专访了贵州异议人士曾甯先生。
以下是访谈内容：
记者：最近在北京郊区杏林山庄举行得“西山会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曾宁：我是基本上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是有其局限性和保守性。 因为毕竟他们更多的是站在中共执政党，中国体制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同时希望从中共体制内提出解决中国危机和矛盾的药方，局限性是只能站在中国目前体制内以及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问题，给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达不到从根本上来谈论、探讨和涉及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根本问题的高度。
比如说他提到军队国家化，提到整过中国目前的权力结构是反宪政的，提到希望首先从中共自身党内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革，或者希望中共内部形成两个派系，或者多个派系，我能够理解，是因为他们只能站在体制内角度，因为他们本身是体制内人士，更多的从体制内来谈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体制内开明人士的认可、认同和接受，更容易得到中共执政党从上而下的在政策上成层面上的接受或者是逐步地实行。
如果直接从体制外，不是他们的话语系统，不是他们的话语情形，这是一方面我对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指出我个人对他们的一些看法。
记者：那么您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曾宁：从《九评》诞生，从退党、从三退开始，整个法轮功运动产生的广泛的中国民众的道德启蒙和精神觉醒这种运动，尤其中国政府对网络的封锁，使得这种道德启蒙和精神觉醒，在中国草根阶层，普通民众当中能够产生的实际效果，还是有一定的局限。
在此情况下，来自于中国体制内比较理性的、比较开明的和比较健康的声音，多少能够缓解中国目前这样一种社会危机，有其积极性，是一种比较温和、缓和的，来自于中国体制内比较理性健康的声音，对中国政策，对中国执政党的政策产生的影响，和整个中国社会。
尤其是从《九评》、从退党、从三退开始以后，出现了这样一种道德启蒙和精神觉醒运动，两者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弥补、互相竞争的一种态势，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有效地、理性地和良性地实行中国社会和平的变形的话，比较偏激比较激进的，包括九评退党引发的民众道德启蒙和精神觉醒运动， 我想可能对中国社会未来产生民主时代的来临，后者可能会更有实质性意义，或者后者对中国政府产生的舆论压力或道义压力，可能产生中国社会的转变，后者的影响可能要大得多。
现在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他也面临了某种选择，一方面面对三退，面对《九评》， 面对整个民众的道德启蒙和精神觉醒何去何从？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包括体制内的一些开明人士有识之士，多少能够提出一些解决中国国内问题的方案，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内这些执政者能多少倾听这些不同的声音的话， 我想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应该是有益的。
记者：大纪元记者曾采访贺卫方先生，他说目前不太方便讲话，也不方便对西山会议做任何评论。而海外的媒体报导说贺先生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左派网站的一些注意，而且对他的抨击也比较厉害。本来说这个西山会议，就像刚才您讲在中国像一线曙光一样，尽管他们在体制内，对中国未来和平转型还是有一定的帮助，无论是从他的宪政方面啊，或者是从他的军队管理方面啊，或者是新闻自由方面吧，总算都提出来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可是现在一些左派网站，甚至认为他是一种阴谋推翻共产党统治的一种政治吧。
曾宁: 对，是这样的。你提得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实际上你提得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本质的、实质性的和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社会，包括中共体制内的一些良知人士啊，他们的见解、他们的希望、他们的主张，到底能不能为中国的执政者所接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本质性问题。
那么，我想的话，从本质上来说，像贺卫方，曹思源等等一些人士，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希望能够国家走上一条良性发展的富强之路，但是他们的这种主张，未必能够为中国的现在的执政党所接受，也就是中共共产的领导层不一定会领他们的情，这个是中国现在严酷的一个现实，严酷的一个现状。
你比如说，包括刘宾雁、方励之等人，刘宾雁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是“第二种忠诚”，这里面很说明问题，他们主观上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改革，能够通过自身的变革，争取中国走上一条富强之路。但是，中国共产党未必会领他们的情，中国共产党未必会认同他们的主张，反而中国的执政党很容易受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传统的、保守的那些极左派，也就是原教质主义的那些人士的影响和左右，因此他们认为这种改革的主张，本身它是一种和平演变，是一种颜色革命。
因此，贺卫方等人，包括刘宾雁，以前的历史的教训，本身就已经有了一个结论，已就是说，贺卫方，曹思源等人，他本身很容易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异己份子，作为异己力量来打压，甚至受到迫害。
反而，使得中国社会这样一种良性的、和平的转轨变形，成为一种不可能，那么当中国社会的理性的、健康的声音，不为中国的执政党所容纳、所容忍的时候，那么整个中国社会就很容易进入一种恶性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非健康的或者说非理性的各种社会力量，就很容易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你比如说，之所以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能够发生，那么之所以以前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社会能够发生，我想的话，这些都和中国社会当中，民众当中存在着很多很容易受到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非理性的一些社会思潮的影响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中国文化本身，中国社会本身应该说在长期的这样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这样一种揉拧之下，再加上中国的历代的专制执政者，长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蹂躏，一种践踏，我想的话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他对于一种健康的，一种理性的，一些社会思潮的话，他是缺乏辨别能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像贺卫方，曹思源等人一方面未必见容于中国的执政者，另一方面，中国的执政者又在强大的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的这样一种矛盾危机压力之下，面临着一种何去何从的选择。
我想的话，九评以及三退引起的道德觉醒，这个精神启蒙运动，应该说对目前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转轨变形，对中国社会的执政者的政策的调整，它起到的作用可能实际上要比体制内的贺卫方，曹思源等人，从体制内的角度，给中共，给中国的执政者指出一条改良的道路，那么这个道德觉醒，精神启蒙运动，他的作用和影响可能要更有实质性的意义。
记者：据报导，这次“会议纪要”汇整后直接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报告。可是，这份不同寻常的“会议纪要”却走光了。为什么？
曾宁：这应该说是恰恰印证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这种危机，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广范危机的结论。因为本身的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话他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智囊部门，那么他召开的这个会议本身也是给中国共产党建言献策，那么它属于内部会议，也就是他的内部会议上，人文学者、专家学者的所有的说的话，都是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的，也就是说专家学者你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呢，在这个会议召开没有多久，就被一些人士，有意的批露一些在网站上，恰恰说明了现在中国国内， 中国何去何从，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何去何从的这样一种非常严峻的，现实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危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20多年以后走到今天，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甚至可以说面临着光明与黑暗，这样一种进步与反动，甚至可以说是面临生与死的这样一种抉择，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都想扮演自己的角色，都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施加某种影响。
你比如说贺卫方等人的某些言论，有意公布在网路上的这种行为这种作法，本身就有可能是贺卫方本人敌对面的，他的对立面的一些人士，有意把它批露出来，以图达到营造更大的舆论声势，从而置贺卫方、曹思源等改革人士于死地于不义的这样一种险恶目的，同时的话，他们的话又可通过在舆论上大造声势，达到给中国共产党执政者施加某种政治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形成更有利于原教质主义派系或者是极左的势力出现，这种现况足以说明反过来印证中国社会现属于生死抉择的这样一种阶段或这样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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