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雪兒、許珀珩香港報導／1966年5月16日，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發出的當天，《五一六通知》標誌中國文革的爆發。中共在奪權前後，整風運動不斷，然而最大面積，及最災難性的一次運動要數文化大革命；文革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最徹底的催殘和扭曲。中共政權通過文革災難，完成塑造現代中國人扭曲思想和心靈的最後一步。價值的重塑，形成一套的黨文化，取代了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中國人天賦、原始純樸本質被嚴重地壓抑著。
文革後，運動風氣暫援告一段落，但中共對中華民族的監視從來沒有鬆懈過，壓根兒不讓埋藏在中國人心靈深處那種人類與生俱來的純真本性絲毫露出端倪；「六四」學生為民主自由理想的爭取，以及接下10年後出現眾多民眾對「真、善、忍」的追求都遇到中共政權殘酷的打壓。
曾在文革期間撰寫《出身論》一文而遭殺害的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最近美國舉行的「文革40週年紐約國際研討會」上曾說過：「讓受害者忘掉『文革』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不想，忘掉文革對誰有利？毫無疑問，施害者最希望受害者得健忘症……禁止受害人對受害經歷的紀念，就正如王友琴女士所說的，那是『不正義的延續』。」
| 1968年底，毛澤東宣布解散紅衛兵，結束暴力鬥爭。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青年捲起鋪蓋，開始艱苦的上山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的過程。中國青年的流放歷經了10年以上。一些人到現在還呆留農村。（AFP/Getty Images） |
情緒被利用將批鬥合理化
《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王友琴在談到中國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的心路歷程時，引用了老舍自述的一段話，形容他如何在被煽動的情緒下，把批鬥地主的行為合理化：「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王友琴說：「從他（老舍）的自述中，我們看得到人的從眾心理怎麼被利用，人的仇恨怎麽被煽動起來，人的暴力行動怎麼被合理化。這顯然也是為什麽15年後的鬥爭會還是用相同的模式組織進行的原因。」
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在文革發生時只有16歲，當年是一位紅衛兵，「屬於第2、第3波（即反動派）」，是毛澤東強烈的擁護者。
他說自己當年「沒有資格鬥人」：「如果我是高幹子弟出身我也去鬥人。我們都是被共產黨洗腦，覺得鬥人是光榮的事情；是革命的事情。」不過，他還是有過鬥人的經驗，被批鬥的對象是其班主任，姓楊，很年青，而且是黨員。當時這位楊姓老師給黨執部提意見，結果黨執部派人，帶著高年級班的高幹子弟來串連，他也跟著鬥。他說，事後他深感抱歉，並向該位老師道歉，那位老師也原諒了他，表示，明白是黨執部要搞他，宋永毅也只是跟班而已。
宋永毅形容文革是一件非常態的歷史事件，是一個民族的災難。他說，文革是反文化的、反人類的（他相信文革中至少200到300萬人被殺死）。宋永毅指文革把中國長存的道德破壞；煽動兒子鬥老子、互相揭發等。他說，人們的行為是共產黨的洗腦的後果，整個社會提倡的是階級鬥爭，那些人都很幼稚，現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但當時他們覺得是很偉大的事業。
宋永毅說，在文革中「年青人的青春會被這個專制的惡魔所吞噬、浪費。文革開始時我16歲，文革結束時，我是26歲，（在我的）黃金時代，我有5年半在監獄裡渡過；10年中間，只有幾年是馬馬虎虎有自由，6年都是沒有自由。」
| 紅衛兵運動是當年文革的特殊社會產物，他們激情和盲目的投入加劇了文革的破壞性。很多參與那場運動的人士現在都表示對他們當年的狂熱不堪回首。（AFP/Getty Images） |
| 毛澤東的呼籲，鼓動了數以百萬計的激進年輕人成為紅衛兵，展開武鬥，致使全中國陷入動亂之中。（AFP/Getty Images） |
中國人真正在水深火熱中
他又告訴了記者他自己親身體驗、關於文革的「一個笑話」，他說：「我們當時接受的教育是說全世界的人有三分之一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等待著我們去解放，美國的黑人在街頭都是敖敖待哺、倒斃街頭，但我到了美國看到跟本不是那麼回事，美國人都生活得很好。結果實際上這三分之一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是中國人民！但那個時候是相信的。」
文革中讓宋永毅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己於1970被抓，因68年組織地下讀書會，讀一些歐美的翻譯作品：「我們有一個同學被抓，把地下讀書會供出來。我就被迫上了幾個月封閉式學習班，把你關到很遠的、偏僻的倉庫裡，用10個人天天鬥，要交待。」
反思結論是改變專制
《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說：「對文革的反思非常重要；這是在中國發生的一件大事，對當時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中共當局方面當然對這件事閉幕如深，因為文革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去反思文革都是是得出一個結論——必需要改變中共的一黨專政。」
胡平說，反思文革是對歷史負責。文革時期的年青人像他自己，現在已快60了，如果文革的重要史實不盡快納入民族的集體記憶，那可能就被淹末、失傳，就意味著千千萬萬人的痛苦、犧牲也都付諸東流。
胡平又說，毛澤東和文革是分不開的，也只有在一黨專制下才能做出這種事。所以反思文革的意義：「是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一黨專制的罪惡和進一步體會進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啟發人投身到自由民主化的抗爭中來。」
關於文革對中國的影響，胡平說：「文革對中國的歷史影響非常大，對教育的破壞——當時打老師，幾乎發生在每一間中小學校，很多老師被打死，中國人講尊師重道。小時候長輩對老師都是很躬敬的。沒有想到在這麼一個幾千年來都重視教師的國度，化成這種百份之百打老師的狀況……這不是文革唯一的大罪惡，但單單這一點，它發生在文革，和過去很長時間共產黨的教育是分不開的，所以它會在文革中爆發，表現出來。單單這一點就知道中共的一黨專制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何等大的摧殘；給年青一輩帶來的毒害是多麼深重。」
文革殘害中國人心靈
胡平又提到文革中一個普遍現象：「每個家庭都可以見到的分裂和鬥爭，中國傳統重視家庭關系，是重視天倫親戚的民族。文革對中國人的心靈，及道德傳統的傷害。對生命的不尊重，在革命中死了多少人，而且那些批鬥會和一般人想象的批判會是完全不一樣，一般無非是動一動嘴或筆，文革中批鬥會的野蠻和對被批判對象人格的侮辱，以至肉體上蹂躪，在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對民族心靈的摧殘，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過來。」
胡平說，類似延安整風的運動不斷，一直都存在中共的歷史存在著，而文革把這些運動帶到頂點。他認為，文革是中共歷史中最激烈的運動，因為它牽涉人數之多，而文革時間之長，在整個運動中反反覆覆：「今天那派得勢便打倒這一派，明天這派得勢就打倒那一派，對每個人的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我們當年下鄉去過很多鄉村的地方，這些地方對於改朝換代也不清楚，而文革卻去到那邊去了，可以想象影響是多麼大面積。」
對世界造成負面影響
此外，文革也對世界造成了相當的影響，那是負面的、非常惡劣的。當時包括一些西方人，由於他們不瞭解文革的真相，有些年青人隨毛澤東提出的「造反有理」，也搞了各種各樣的活動。
胡平提到，文革結束後，隨著毛澤東的死亡，和四人幫被抓，中國人曾經有一段時間讓人精神振奮的復興，80年代對文革的反思和強烈的對民主的追求，接著發生89年那麼大規模的民主爭取也是很少見的。
89民運後，中國人再度變得消沉，胡平分析說：「89年民運，中共再進行屠殺，很多人感到恐懼，加上在這之前共產黨長期的統治，做成了人心區分不開，單單是一場屠殺不可能造成那麼強烈的消極後果，（當年出現的爭取）民主（運動）本來就是帶著病的，那麼好不容易，剛剛有一個很短時間恢複時期，結果又遭到如此沈重的打擊，老病加新病，剛剛恢復人性復甦的萌芽，又被搓掉。人民普遍變得非常消沉，玩世不躬，對政治，對別人的不關心，只管自己的發財，冷漠；對他人遭受到痛苦不聞不問。」
胡平指出，最近在紐約舉行了3天關於文革的會議，發言的人和一般的聽眾都非常活躍。他說：「我們在海外華人社區各種活動中，只要是討論文革，吸引的人數一般是最多的，討論也是最熱烈的，可以看得出來很多人都是經歷過文革的，都表現出很強烈的關切。」
華人討論讓中共恐懼
他認為，海外華人對文革的熱烈反應，解釋了為何中共政權禁談文革：「現在在中國，當局知道如果不壓制對文革的討論，對文革真相的挖掘、清理，和對文革教訓的反思，造成很大的聲勢，這是令當局感到恐懼的一面。」
胡平認為，很多人不是不再關心如文革、「六四」的事情，而是很多人有一種無力感、很無奈，覺得每次參加後，事情都沒有變化，對自已參加能起多大作用就懷疑，然後就放棄了。
他說：「和共產黨抗爭是需要我們有堅韌不拔的精神……從每一個人做起，自動參加每一項活動，對別人是一種示範。對於我們現在還關心的人，要互相鼓勵，堅信共產黨的統治是不長久的，人間還是有公理的……只要關於文革的討論能衝破共產黨的壓制，成為國家民族的公共話題，這將會吸引到年輕一代的關心。文革是一件重大事件，是值得年輕人去關心和了解的。」
| 在《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年，毛澤東就發動了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的運動，先聲奪人，有意識地抬高軍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AFP/Getty Imag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