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文革與納粹

劉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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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4日訊】 一、 文革與納粹

毛式領袖象西方哲人一樣宣稱,「人民是不會犯錯誤的」──而他們躲在人民後面,朝向人民開槍。

文革和納粹有何異同──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題目。納粹被戰勝60年,文革40年,人們如何評介,眾說不一。為納粹辯護者,在正常西方社會裡是極少數人,是極端派和邊緣人;而鼓呼文革者,今天在中國卻是大有人在。最近,擁毛成為一種熱潮。北京甚至開張「紅色經典」飯館,大廳高懸:毛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巨幅橫幅,且人潮洶洶,生意極熱。

海外呢,則是鼓吹給造反派翻案,「反對妖魔化造反派」,要進行「二次文革」、「人民文革」。袞袞諸公,從擁毛開始,挺林彪,為陳伯達鳴不平,為中央文革說項;且聶元梓、蒯大富一類造反者也是振振有辭,為自己和文革正名,更有周泉纓等,說文革是「證偽」,毛是「試錯」,且是偉大試錯者(對此,我們會有另文以解);而宋彬彬一類紅衛兵更是毫無悔意,他們借助一個電影來為自身洗脫,甚至按照黨的原則來否定文革,使文革反思和批判黨文化化,也就是為文革前後的劉鄧官僚體制辯護。

有人把這一切稱其為「文革無罪人」!

如此一來,文革和納粹兩個反思,呈現了完全不同,甚至幾乎是完全相反的局面:一個是否定;一個幾乎是要發難和翻案。在這樣一種時刻,反思納粹和文革之關係,就非常必要。其中最為重要是,文革和納粹同屬20世紀極權主義屠殺人類和絕滅人類良知的殘暴罪行。如果對於這一點有所懷疑,就會為東西方歷史打開一個缺口。這個缺口一開,就是災難的輪轉──所謂「下一次」!如果「下一次」真的到來,人類無疑會再次遭受巨大災禍。這個可能性對於中國人尤其大!因為,上述跡像已經說明,文革幽靈已經徘徊在北京上空。

文革死灰復燃的可能性,在於人們不知道文革究竟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是不是烏托邦?

一般而言,人們證明文革的所謂合理性、人民性,是以其有百萬之眾出現在廣場上作為依據的。他們說,這是人民的意志,或者是毛和人民意志的合一。於是我們必須對這個場面加以評定。這是獨裁者一貫的手法,在20世紀一再使用。這個手法就是民粹主義的。民粹其實是獨裁的另一面。我們重複說過,民主的前提和民粹的前提,是完全不一樣的。民主要賦予人民監督,選舉,言論的權利。有這個前提下,人民才會進入民主程序,而在此之前並不能進入。

反之,在人民完全沒有上述權利的情形下,獨裁者利用人民情緒,實行政治操縱,表面上其往往體現為民粹運動。這類運動實際是個人意志的變形,就是「一等於多」的那種假民主和真獨裁遊戲。民粹與民主有著根本不同,卻又極為相似。相似之處在於群眾場面和革命特征。文革,就是這類可以被毛控制的、沒有任何民主因素的人民運動,其完全依靠洗腦後人民的愚昧和精神混亂。

而納粹和文革的異同究竟何在?這個異同的意義如何?延續性如何……?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議題。

簡單來說,魏瑪共和國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國家。希特勒在其崛起的時候,必須按照民主規則行動和言說。他也絕對不是一開始就造就了納粹的一統天下。他的納粹黨也是從少數變成多數,在林立的派別中──也許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文革的派別林立,通過其民粹和愛國主義鼓動,達到其政治目標。這是民主遊戲的規律和一般表象。希特勒慕尼黑政變失敗──這是他走向得逞和勝利的徵兆,他被審判和被寬恕,既說明希特勒受到約制,也說明希特勒受到縱容。

當德國總統興登堡這棵大樹倒下以後,獨裁者才可以跨過他的障礙,得以統一天下,並消滅或者取締任何反對派。這個過程說明,希特勒利用了德國的民主。

文革中,造反派有無希特勒的幸運呢?完全沒有。因為文革造反派不具備利用民主國家之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他們是在毛的國家機制而非興登堡的國家機制裡進行「革命」。他們的不幸,比起希特勒的「個人奮鬥」來,也是完全遺憾的兩回事情。

但是,毛利用人民情緒和希特勒利用民主(同時利用民粹意志和人民情緒)幾乎如出一轍。所以,我們早先援引的許多對納粹和極權主義的研究,往往也適合文革。其原因在於,他們針對的是人類普遍的反價值和負規則。這些反價值和負規則和普世價值相反相成,且從反面,證明了普世價值存在之必要性。

如此推論下去,在兩種前提下出現的東西方極權主義,其本質為一,是屬於一種人類罪惡範疇。東西方獨裁者對於民粹和民主的利用,在一個明確的層面上來看,就是他們全是反自由主義原則,反人性反人類。這個反對的內涵極為明確:

1、他們製造一種理想,毛式和希特勒式理想。

2、他們以非人的殘暴手段,來實現這個子虛烏有的邪惡和愚蠢的理  想。手段的殘暴,證明目的的殘暴,他們違反人類起碼的尊嚴和權益。康德說: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以次可以說明納粹和文革的野蠻虛妄。

3、在煽動人們情緒方面,獨裁者的演說術和宣傳術往往超過其前人的邏輯詮釋和說教效應。興登堡,沒有力量說服德國人遵守起碼的國際協約,讓德國人和希特勒的煽動保持距離。文革中,人也沒有任何可能性對毛的煽動無動於衷。

4、德國法西斯起源和中國法西斯起源完全不同,但是畢竟有所聯系。按照阿倫特的觀念,法西斯的興起,源於壟斷資本主義造就的政治經濟一體化趨勢。被這個一體化趨勢擠壓甚至拋棄的社會力量,形成她所謂的「邊緣人」群體。這個群體的出現,動搖了西方社會原有的法制和文明,他們以「新自由」的名義(見哈耶克語)反對自由,遂形成希特勒及其納粹運動的社會基礎。

中國革命和文革造就的,是本來就自外,或者他外於法定政治框架的廣大群眾。國人在經濟上被盡數剝奪,政治上不受保護,人民中的正面群體,如工農,就是最大的被剝奪者,不受沒有任何法制的保護;而負面群體,如地富反壞右,走資派,黑幫……更是「一無所有」。不像西方社會,只是邊緣人不受保護,中國人,本來就是不受任何現代法制保護的既邊緣又主體的人群。由於他們每日每時都處在社會邊緣地帶,他們的革命性,破壞性非常強烈。這就給毛式革命者一個個無窮的機會──其實,正是毛式革命,含社會主義革命,造就了這個總危機的局面。文革發動,正是毛利用了這個革命潛在性危機。

可悲的是,這個革命,這個文革,是在重複法律和政治架構以外的「解放」意志而無他求。人們根本不意識政治建設和法律建設的任何含義。解放,遂成為動亂和恐怖。西方「邊緣人」群體的特徵──反社會、反傳統、反道德、鼓吹暴力、實行恐怖──現在,輪到國人自己的實踐。毛式人民,由此陷入這個暴力的漩渦,無法自拔。他們在文革中被煥發的破壞力量,與納粹運動訴諸的目的、實行的風格、達致的效果,完全一致。其表層的革命性,與其說是反抗官吏,不如說是破壞社會──而與人民革命的邏輯如出一轍。

人們說,群眾是受壓的──但是,是誰在壓迫他們呢!正好是讓他們造反的人。這個人論是說法的前提,就是一個循環論證──我,壓迫了你,所以,你要革命,要文革──但是,你,還是擁護我的──你,只是在尋找除我之外的壓迫者──於是,你們開始互相鬥爭──然後,我,來收拾你們所有人,收拾殘局──一切,回到出發點。這個矛盾意象,就是文革的全部秘密。

5、法西斯是歐洲文化的怪胎,但是,這無法證明他不屬於歐洲。毛式文革,卻不是中國的貨色。這個貨色,不同於建立在封建文化層面上的皇權統治和農民起義,也不同於任何歐洲民粹派的獨立反抗意識──如,無政府主義。毛式文革,是一個沒有任何傳統和任何文化根據的暴民獸行,其文化意義,比起納粹文化來,也等於零。

6、我們不是說納粹文化有什麼意義可言,而是說,至少,希特勒還會保留瓦格納精神和拜魯依特那座偉大歌劇院……

7、其實,只是在挖掘德國納粹起源和挖掘德國極權主義或者集體主義傳統的時候,經過列寧主義的嫁接,中國人,才逐漸熟悉,並且輸入了和國人精神風馬牛不相及的俄國革命文化。這個馬列主義文化,經過毛式變形,成長為一種極端醜陋和無知,無奈的文化。在這個文化,其實是文化敗類的指導下,文革,得以爆發和進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擺脫這個文化怪胎,回到稍微正常一點的傳統的,或者西方主流式的思維上去。可惜,至今,這個轉型和轉向,來得模糊和混亂。(中國人無法理解西方政治中政教分離的法則,起源和現實,他們以為鼓吹一種宗教和政治合一,由宗教,基督教引導的政治改革和憲政改革,就可以找到方向。筆者不以為然。其中誤解就是,中國人沒有建成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他們還停留在毛式立桿見影的革命思維方式上,以為就像教會直接導致耶穌式反對羅馬,反對猶太貴族的革命起義,是我們的模本。

其實,只有完成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定位和復興,才能夠選擇國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而文革,文化革命,正好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

那麼,民主和民粹,又是如何區別的呢?民主,是不是永恆和永恆正確的人類選項呢?比如,卡爾.波普是如何定義民主,且為民主之前景,有所擔憂的呢?等等。

這些問題,也是我們深層次思索文革的一個角度。因為,文革畢竟牽涉到民主,或者民粹,或者大民主。我們暫且把所有這些概念混為一談。因為,其實這些概念也並不具有其自天然的「隔絕性」,而可以互「不」容和和混淆。他們往往是互相牽涉和彼此滲透的。在此方面,波普說的很好。他的觀點是這樣:

1、民主,首先不可能不被利用。以前,希特勒或者愷撒,就可以利用之。誰,可以規定和保證,以後,民主,就無法被獨裁者利用呢?(如果我們不相信歷史決定論和線性發展觀,像本雅明和福科那樣,把歷史看成為一種偶然和碎片的話,歷史偶然性的發生是完全可能的──中國發生二次文革,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

人類歷史上英雄和領袖動機發生作用,往往就是借助民主乘虛而入,這個是歷史本身的證明。如果沒有必然性的歷史只是讓位於偶然性的歷史,起碼,國人的前途堪慮!

2、如何保證民主之必然性,「崛起」的中國人,是不是需要民主,現在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像愷撒和納粹的歷史所證實的那樣,文革,就是歷史無民主的民粹產物和專制產物。我們甚至不知道這個產物的後續發展方向。不能繼承偉大事務的事務不可能偉大(西塞羅語)──從政治上判斷,國人,繼承了什麼偉大的事務呢!其繼承性和無繼承性,將會出現在何出處呢!

3、卡爾.波普說,「民主這個詞──在語源學上,意思就是『人民統治』──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著)「伯裡克利心裡很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統治,這種事情不能在。」(同上)「我們從休昔底德的記錄中得知,雅典民主其實做出了許多罪惡的決定。」(同上)他們屠殺了米洛斯島邦的男人……

波普對於民主的幾乎是悲觀主義的看法,和文革民眾的呼應一旦東西結合,給我們塗抹的是一幅可怕的前景。在對比德國與中國的時候,我們尤其看重他對於納粹德國和魏瑪德國之比照──他於是說到魏瑪共和國的民主。「自由選舉選出來的德國議會,通過授權法案,讓希特勒平步青雲,成為獨裁者,雖然希特勒沒有在德國贏得任何一場選舉,但是,在兼併奧地利以後,他卻贏得了壓倒性的選舉勝利。」(同上)

4、所以,伯裡克利說,要用全民評價代替全民統治──這個說法有些難點──就在於,只有統治者才有評價權。我們引用上述說法的目的,既不是重溫希臘歷史,甚至,也不是考證納粹德國。我們援引這些說法,是希望我們國人,有一種自我啟迪的能力──就是說,理解和讀懂得毛式民主和其文革──這個假民主,在利用「人民統治」方面做出的負面榜樣。毛式領袖象西方哲人一樣宣稱,「人民是不會犯錯誤的」──而他們躲在人民後面,朝向人民開槍──這是一種對於民心的射擊。

死難者的犧牲帶來了什麼!是要進行再次文革嗎!還是尋找一種有別於文革,卻是「人民多數統治」替代性民主贗品呢!我們的民主自由的基本資源又是什麼呢?國人要全部統合到誕生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和以後被君斯坦定大帝合法化的西方法制和宗教精神嗎?毛式造神運動,難道無法從反面啟迪我們,找到一種本土化的宗教精神嗎?

這些問題不解決,討論文革受難,就很像昔日的憶苦思甜,無法定出文革和後文革的政治去向……

二、文革與民主

民主文化的產生,是隨著其被利用,被歪曲和被校正而發展而存在的(有時被暫時取代,取消),也就是說,民主文化,是一個更加廣泛的文化背景下的產物。這個因果關係,很像因果的兩極,有時候,是互為決定,不分時序的。

古希臘產生民主文化的基因何在?按照卡爾.波普的說法,其實,民主的產生,是源於其文化發展自然的結果;反之,民主文化,又導致其廣義文化的民主特質和民主風範。他說,公元500年前的希臘圖書市場的建立,使得荷馬史詩得以普及;而書市,導致希臘人智性發展,勤于思索,辯論,所有這些,是醞釀民主的有效土壤。

而在政治文化方面,由柏拉圖提出來的「誰該統治」的問題,卻沒有找到希臘化或者世界化的解決方式。從那時起,西方政治文化產生的分歧,遂發展到認識論和本體論的世紀辯論。在亞歷世多德方面,可以說,他主張多數統治,排除精英分子──一則,是因為他認為人傑就地不靈,他要驅逐那些冒尖者,國人說法是,槍打出頭鳥;在認識論方面,他認為,政治上沒有導師可言,該以人民為主。這個思維,很快就成為西方哲學史上著名的自由主義認識論的基礎。

也就是哈耶克和卡爾。波普一類哲學家所反對的,柏拉圖式絕對主義思維方式。人──是不是可以被認識,這個簡單的問題,推演出柏拉圖「誰該統治」的問題,並得出人對於自身認識的不可知論結論──這個結論剛好和極權主義認識論絕對相反──不可能想像毛,或者其他獨裁者會持有此不可知論。

在《自由秩序原理》一書裡,哈耶克為此專門開闢一章論及於此。他的觀點是:

◆社會學家和科學家的區分在於,科學家可以掌握「已知」,而社會學家不掌握這個已知,而只是掌握「未知」;「諸多烏托邦式的建構方案之所以毫無價值,乃是因為它們都出自於那些預設了我們擁有完全知識的理論家之手。」
◆「那種認為人已然擁有了一種構設文明的心智能力,從而應當按其設計創造文明的整個觀念,基本上是一種謬誤。」現在,應該為未來留下修正的空間。
◆「知識,只會作為個人的知識而存在。所謂整個社會的知識,只是一種比喻而已。」
◆「陶醉於知識增長的人,往往成為自由的敵人。」
◆「百萬人中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對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對大多數人的助益,可能要超過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

哈氏所言,這些不可知論的自由深意,是值得我們重新溫習和估價的。因為自由的來源,與其說是知識,不如說是無知和知識的潛在性質。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身以外的,一個所謂未知系統,反之,一切都是無人性的,可以預料和掌控的,甚至,就是消滅他人和他人的知識與秘密,尊嚴與存在。

文革,既是知識的消滅,也是個人,個性和自由的消滅。因為,一個人,「他」,可以解釋一切,一切的判斷和知識只是他的真理和好惡。人與人的關係,簡化為對於他,是不是信任和擁戴,他的言論,成為知識的唯一來源,而一般性的知識,被看成是「知識越多越反動」……

在這個和哈耶克南轅北轍之偉大領袖的鼓噪下,國人一般性的自由和知識,兩兩滅亡,在所難免。其「反對自由主義」的小文章,展示了他對於自由和自由主義的無知。這個無知,成為文革最大的「知識」。無知,也是知識,自由,就是不自由──這個就是文革的「預設」架構和發展模式;就像一些學者諷刺黑格爾一樣,他的「矛盾」,就是「統一」(「合題」);他的合理的現實,就是現實的不合理,和不現實的合理,等等。

在辯證法的胡言亂語之下,一般性的詞彙和概念,也成為一種戲謔而無任何正當性的遊戲之說。

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ABC訓示。

按照波普的介紹,絕對主義思想,在柏拉圖以後,遂變形為種種後「好人」統治時代(柏拉圖語),如後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統治,斯大林統治,希特勒的「我」(統治),乃至發展到毛式導師,絕對真理,頂峰論,不理解也執行……人的絕對工具化和非主體化進程到處展開,到了20世紀德國和中國,遂蔚為大觀,不可一世。幸好,人類沒有允許這個進程無限期進行下去。羅斯福和邱吉爾們把這個逆轉的進程加以逆轉。

但是,逆轉,並不是純粹的。

幾千年來的政治文化演變,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人民和主子之間的關係問題,沒有解決。最好的民主,如何排解精英主義和精英分子的實際操縱,這個問題,反過來頂撞民主的一般操作程序,幾乎完全否定了民主──其理由是,人民的實際缺席和附庸化,被專制主義者誇大為另一種絕對主義。這樣,人們只好強調民主相對而言的優勢(見邱吉爾民主是相對而言的優勢這個話)──人類,只好在比較之中,尋找人民權利的正當性。而可悲的是,這個相對性,往往輕而易舉就被人類自身所顛覆。歷史上類似希特勒的「我」一類人,就以各種方式排擠這個脆弱的相對性,而欲呈現其絕對性──包括絕對真理,絕對領袖,絕對意志。他們在取消自由,尤其是消極自由的絕對方面,屢試不爽──如,今天的中國,他們的觀念是,民主的缺席,成為經濟發展的優勢和前提──他們把絕對正確的政治性內涵,灌輸到經濟層面,於是,「誰該統治」這個問題,就變成了「誰在經濟上保持優勢誰就統治」──須知,經濟發展,不只是為了經濟發展,其存在前提,是人和人性──經濟異化的結果,造就了人類的悲劇,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老問題,現在,被這些人丟棄了。經濟發展,於是成為一種類似文革人吃人的「政治經濟學」。

所有問題歸結到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學上,是不是有所謂絕對真理和絕對「好人」的問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出發點,剛好在此。當人們承認了,一般來說,是用武力和暴力達成的政治目的論,所解釋的真理問題的時候,一切道義和常識性的看法及其生活方式,就告瓦解,悲劇,接踵而來。

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其強調所謂完美化和強健化美學觀點,或者說,是其政治學上,回歸叢林法則,優勝劣汰,種族優越的罪惡行徑。這個法則的原始起因,則來源於柏拉圖的「好人」哲學──這個哲學,一度變成「超人」哲學。這個哲學的本性在於,他反對人性本身的多元性和某種弱勢特徵,而這個多元和弱勢特徵,是人類本性,人類本身的基本構成部分,或者說,是主要的和基本的部分。法西斯主義以美為藉口,要消滅這個特徵。這個消滅的藉口,就是捍衛絕對的美和絕對的強大;而定義「不美」和弱勢者誰,則是一些自封的解釋者。固然,他們並無解釋者天然權威,也無人邀請其解釋,是他們自己賦予自己權利,來解釋一切的──40年代,這個戈陪爾主義肆虐一時,無以復加。

文革時期,西方的叢林法則,轉化為中國的納粹美學──其間的異同是,德國崇尚的優越民族,轉化為共黨宣稱的弱勢群體,他們好像正在強勢化──無產階級,貧下中農,他們獲得了「解放」──而轉變為真正弱勢群體的,是黨的,此前此後的政敵,如地主,資本家,國民黨,三青團等等。於是,法西斯哲學,在德國,是一種以強壓弱的叢林哲學──而在中國,則被顛倒之,成為所謂的,以弱勢群體為正確一方的階級鬥爭,階級混戰。人民,打倒另一部分人民,革命或者革命美學,吞噬中國人本身。

也就是說,文革,是以所謂的弱勢群體,作為革命和黨文化之美學的主體,製造出一系列工農兵下層榜樣,以打擊高層面的地富,資本家和知識分子。這個「超人」和德國不同,是猴子般的超人──是人類下層之超人,其賤民特徵,出現在中國革命和文革舞台上,做他們的表演,而賤民的導師,則對賤民美學做出權威解釋,如,毛說,一窮二白,最美的圖畫,等等,並以此蠱惑來指導人民殺戮,人民文革。

從殺人儀式來看,東西方納粹的手法和風格如出一轍,都是建立一個虛妄的意識形態前提,一個偉大正確的原則和一個未來主義理想。其現實是,為了未來的理想,殺戮和滅絕是合理的,可以製造屠場。

列寧的殺戮,是要消滅一半俄羅斯人,保留一半人(見《普列漢諾夫遺囑》);毛和列寧把消滅人類叫作「消滅一切害人蟲」。納粹,把猶太人叫做「蟑螂和害鼠」。

這個叫法的本質是,在消滅人類的時候,只要一部分人可以殺人,殺掉敵人,這個殺人美學就很正確,很感人。於是,納粹美學,成為一種在瓦格納氣勢恢宏的《女武神》伴奏之下的殺戮,他們甚至可以伴隨著莫扎特的音樂,殺人──而毛的殺人,伴奏就顯得土氣了,他們釀造了無數鬼哭狼嚎的紅色經典,來伴奏文革的殺戮現場。在這個紅燈照耀之下,國人,成為非人,成為餘孽,成為罪人,可以被殺掉──殺人者,是為了真理和美,為了捍衛一個人,為了另一部分人的解放,殺掉幾千萬人,成為一種景觀,一種時尚──一種殺人時尚。這一切,是為了美,為了真理。

更有人推論道,這個殺戮本身是無目的的,是原始儀式的再現──我們想起德國攝影家立芬斯塔爾的人類學/美學──奴巴人的強勁肌肉及其儀式,沒落的法西斯肉感。

我們和一些朋友爭執何為納粹美學的時候,除去引用過蘇珊.桑塔格的言論(見《我看36年柏林奧運會》),我們說過──

「他們(納粹)的問題在於只知道美的強壯的一面,不知道美包含對弱者的關懷;愛情是理解缺點和缺陷,是大人道;不懂得同情,沒有惻隱之心,只有殺戮的無情;不懂得人類是一種可以容忍的惡,是在承認人性的多元性方面製造契約,而不是殺戮惡,自以為可以消滅惡,殺戮異己;不知道裸體的性感,不是紅旗招展和火炬騰空那種空洞和可怕,是隱私和內在的美,是貝多分所有慢板的內在憂鬱之美;希特勒不懂得傷感,是一台機器,他不懂得儀式是暫時的,生活中沒有強行霸道的儀式,貝多芬只是內心的儀式;不懂得自由意志,是消極自由的另一表現,而不是要取消自由才是美;讓所有的人整齊劃一,在表面上是美,其實是集權之美,之醜陋,筆挺的制服之下,奴才的服從和奴隸的盲從沒有任何美;黨衛軍沒有欣賞貝多芬的人性資格,希特勒盜竊人性美,盜竊貝多芬,最後被證明貝多芬不屬於他,而屬於人性。

「我們看到羅丹的老嫗;看到勃德來爾的巴黎妓女;看到馬勒的亡兒之歌;看到特累撒修女,看到古代的托缽僧;看到甘地的骨瘦如柴和悲天憫人;看到耶穌說,他對抹大拉說,你愛得多;看到舒柏特的梅毒和貝多芬的自慰;看到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戀;看到茶花女和辛德勒……所有這些納粹概念是不容納的──和樣板戲高,大,全是一個道理。

只是毛不懂文化,尤其是交響樂,而希特勒,更加不懂得林黛玉和病態美。他連尼采說的,美就是病,也不懂。

我們看重瓦格納,但是,他的慢板,德雷斯坦和伊索而德,看來,納粹也是排斥至少是附庸風雅之。他們在戰爭和殺戮的時候,那種形式感蕩然無存。用推土機剷平屍骨,是什麼形式呢?

惠特曼說,「萬歲,一切遭受失敗的人」──美國精神畢現──納粹,只是懂得勝利,懂得霸佔和奪取。失敗的內涵,就是人性本身的內涵。

對於失敗者的打擊,如果徹底,就是要消滅希特勒這樣的下賤的維也納難民。希特勒沒有貴族血統,按照超級希特勒美學,應該殺死這個維也納賤民!

所有極權主義者領袖,其實都是賤民,很下賤,很卑污。

他們上來談音樂,藝術,詩歌,人類遭殃。

黨,無力反駁納粹,其教科書,沒有這個力量,以至於青年看到那個假形式就感動了。

其實,他們還在搞這個假形式。朝鮮的團體操是強姦人性,是金正日的儀式和慶典。「

……

當然,德國納粹思想,自有其有跡可尋的思想脈絡。雷蒙.阿隆等為此做過專門的分析和論證。他說──

──「記得在1933年我在柏林時,那裡的法國人最喜歡爭論的題目是,《到底有沒有發生一場『革命』》。」

納粹上台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好像有著內在的聯繫。這個聯繫的邏輯是,如果這個民主支持革命,這個民主就是革命的民主,反之,這個革命,就是不民主和反革命──不民主的革命,不人民化的革命,就是不革命,反民主。那麼,何以衡量這個革命,或者這個民主,是不是真貨色呢?「對於這樣一個問題,1933年時在柏林的法國人會如何來回答呢?1月30日的任命的合法性以及沒有出現街頭騷亂,乃是第三帝國的建立與1792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以及1917年在俄國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之間的根本差別。」──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納粹主義抨擊基督教的宗教傳統,抨擊貴族的以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社會傳統,鼓吹」德意志信仰「,大眾動員和領袖原則,而後者確實具有一種革命意義。納粹主義並未表示要回到過去,它在與過去決裂方面表現出來的激烈程度堪與其他激進學說等量齊觀。」(《知識分子的鴉片》雷蒙.阿隆)

阿隆的這段言談很有意思。其義剛好符合我們說的納粹,革命和民主三種涵義。其判斷標準是,革命的人民在民主選擇中,以民粹精華導致對於傳統的毀滅和製造新社會──毛式解讀就是,破舊立新,大亂大治,相信未來。而希特勒和毛,在好像全新的社會中,看到了他們願意看到的新人──衝鋒隊、紅衛兵;新城市──紅海洋、萬字旗、火炬遊行、百萬民眾高呼萬歲;新思想──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敵人、賤民(象遇羅克說的那樣──這兩個孤家寡人都反對賤民)……這個嶄新的場面,連屠殺的氣味都是馨香的,因為,一來,是少年人,小學生都是殺手,另一方面,猶太劣等民族被消滅,地富反壞右被消滅。人們進入狂歡節,愚人節和新的神聖節日。

這個論證和許多極權主義研究學者的成果集合一處,成為我們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雖然,我們要行補充的是,恰恰是馬克思本人,沒有對武器的批判做出有效的示範──因為,正好是他本人,對於和他同時代的自由主義思想置若罔聞,不假思索,堅守其暴力論批判,遂使得「武器的批判」成為一派空話。我們現在批判文革的武器,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或者黨文化;雖然,黨文化,有其一套專門的解釋和限制。我們的武器的批判,首先是對於馬克思批判武器的批判──這個武器,就是自由、民主之武器。

轉自《網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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