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8日訊】看了凌鋒的「雷震精神資產與現實政治」感慨不已。1960年，雷震在台灣出事時，我也「正在中國大陸生活」。雖然我從祖父那兒已知道了雷震事件，但當時我只是個16，7歲的少年，當然不可能瞭解真實的內幕。只記得雷震是因為身邊一個潛伏的共產黨特務而受到了牽連。其它的細節，我就都記不清了。
祖父張東蓀和雷震私交不錯，先後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上學，算是校友。雷震是國民黨中和民主人士關係最好的人之一。1946年1月間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雷震任秘書長，負責協商各黨派意見，和民主黨派打交道也就多些。雷震本人是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是國民黨的高官，但思想開明，和想在中國走第三條道路的民主人士，有思想相通的一面。
祖父和我談起雷震事件，一定聯想起自己的經歷和處境，多少是動了感情的。他給我看他的刮鬍子刀，那是一把很舊的刮鬍刀架，質地是黃銅的，舊雖舊，但保養得不錯。祖父告訴我，這就是雷震送給他的。算算這架刮鬍刀架的「工齡」，它為祖父也服務十幾年了。
至於雷震為什麼會送他這個刮鬍刀架呢，原來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而要說清這件事，就必須談談葉篤義的回憶錄「雖九死其猶未悔」。
先引葉的原文：「張東蓀在1947年1月初到上海參加民盟一屆二中全會。會後他到南京去見蔣介石，我陪他一道去南京。當天車站上人群擁擠，秩序太亂，我隨身攜帶的一個手提箱被擠失了。此事為當時京滬報所披露。到了南京之後張東蓀去見蔣介石。我沒有去。蔣見他一個人去，第一句話就問’葉篤義先生為什麼沒有同來呀？’張馬上回答說我因另有事，故未能同來。蔣馬上說報上註銷來我在車站上被人擁擠丟失了手提箱，理應賠償，隨即目視站在旁邊的沈昌煥予以照辦。沈昌煥第二天即到民盟找我，帶了二百萬法幣的賠償金。當時二百萬法幣足以低償我受到的損失了…… 」【第42頁到43頁】
我祖父的說法，與此卻有著很大的不同。1960年，我的祖父張東蓀告訴我的是：他和一個朋友【從頭到尾，我祖父都沒有提到葉篤義的名字】在南京下船。碼頭上人非常擠，祖父一手拎著一個箱子【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朋友的。葉篤義是我祖父的學生，是小輩。為什麼祖父會給葉篤義拿箱子，他沒有提，可能是葉篤義的行李多】。人太擠，我的祖父拿不住了，就大聲嚷，我要放手了，葉篤義也沒有辦法，祖父就把兩個箱子都丟了。第二天，各大報紙都登了這條消息，說是國民黨的特務，偷了民盟的機密文件。
因為祖父所有的行李都丟了，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了，南京的政要和朋友，紛紛出面，送了些日用品。我祖父只提了二個人，一個是雷震，送的就是這個從1947年一直用了十幾年的黃銅刮鬍刀架。另一個是宋子文，給了我祖父一千元的支票，我祖父全數轉給了葉篤義。葉篤義和我祖父說的肯定是同一件事，但兩個人的說法不一樣。究竟誰是誰非，如果我是法官，和張東蓀有親屬關係，理應迴避。但如果我是律師，我就可以把看法提出來，供大家分析。我祖父和我的談話，是在1960年或1961年，那時我只有16，7歲，他不知道那次談話後的30多年，葉篤義會在他的書中提到此事，也不知道，在那次談話的40多年後，我會再次提出此事。而葉篤義是在寫回憶錄，是有心昭示於世人的。兩個版本相異之處極為明顯：首先是地點，一曰車站，一曰碼頭，這無關大體。其次是一個箱子和兩個箱子之別。葉的回憶錄中既沒有提及我的祖父幫他拿箱子的事，也沒有提及我的祖父丟失箱子之事，這就實在很難以疏忽細節來解釋了。很明顯，葉篤義沒有提這兩個細節，是他沒有辦法解釋，如果我祖父把他的箱子丟失了，怎麼還會保存我祖父自己的箱子；又如果葉篤義曾提到過兩個箱子的遺失，那為什麼蔣介石、沈昌煥只單單賠償葉篤義，而不賠償給我的祖父？我祖父沒有說謊的動機，從雷震送給我祖父的一把小小刮鬍刀架，就證明了我祖父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丟失了。另外，葉篤義也沒有提報刊登載「說是國民黨的特務，偷了民盟的機密文件」一事。倘若僅就葉篤義丟失箱子一事，應該不是什麼大的新聞，豈值得北京，上海的報刊都做報導！至於蔣介石、沈昌煥予葉篤義賠償之事更為不可思議，為什麼你民盟的葉篤義丟失了箱子，國民黨的蔣介石就理應賠償？蔣介石用的是什麼名義？又是以哪筆資金賠償葉篤義的？之所以由眾多的政要出面，每個人送一些日用品，就是避免輿論的胡說八道和外人的猜疑。如果葉篤義拿了蔣介石的錢，很多事情就說不清楚了。這就從私人的交往，饋贈，變成了政黨，政客的金錢來往。加上報紙所說的國民黨偷走了民盟的機密文件，蔣介石由政府出面給錢，不是等於承認了這些謠言？
歷史真是很難分辨出真偽，這不過是幾十年的光景，當事人的敘述，就會有這麼大的出入。當然，這只不過是給自己臉上貼金的無關緊要的小事，但正因為連小事都尚且如此，更何況大是大非的問題！誰又敢輕易相信？
06、05、06墨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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