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5日訊】講演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是一個指稱，希望跨越統獨。
導言
首先我要向這次會議的組織者表達我的謝意，使我有幸與大家交流兩岸關係和發展的問題。非常感佩中華民國或台灣人民數十年的努力和犧牲，使中華民國或台灣擺脫了威權，建立了民主的體制。從中共執政以來，大陸民間抗爭，民間啟蒙和爭取公民權，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共在六四鎮壓17年後的今天，仍然繼續對和平行使言論自由和踐行公民權利的公民進行迫害，維持極權體制。
大陸和台灣不僅有共同的文化認同，更重要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非暴力行使公民權利是人類共同價值和生活不可分割的整體。極權體制的存在和維持，是依靠對敢於行使言論自由和踐行公民權利的公民進行迫害為前提的。對任何一個行使言論自由和踐行公民權利的公民進行迫害，就勢必損害所有公民的權利，其結果導致每一個公民都生活在恐懼和危險之中。
1980年以來中華民國或台灣和大陸發展的不同模式
中華民國或台灣經過威權到民主的過程，是數十年連續努力的結果，台灣社會逐漸經歷了脫離威權意識形態，從自我啟蒙，本土意識到形成集體共識。這種共識逐漸形成了主權在民，對統治者的批判和監督，本土文化認同，本土身份認同等價值。（當然社會各階層和族裔對這些認同有不同理解和解釋）。這種共識形成了一系列的社會運動，加上台灣國際地位的危機和國際的壓力，導致威權體制的變化，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選舉，到政黨輪換。經過這些變化，使台灣從威權制度已經轉型成為一個有雛形的憲政民主制度，公民社會初步形成。
從大陸的發展看，自1992年起，中共繼續維持80年代的經濟政策，保持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的唯一目標，以此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弱人們對極權制度的不滿。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雖然緩解了中共在六四以後的執政危機，但是經濟增長成果的絕大部分為中共執政集團和與中共有密切關係的階層佔有。中國大陸社會階層的收入差距從90年代以來繼續加大。（1） . 「自1993年以後，國有資產年均流失比例達2％。每年要以GDP中的10％予以補貼」 （2）。考慮到這部分收入沒有列入計算，中國的基尼係數將遠遠超過中共公佈的0.46.中國貧富差距已經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0.4，可能接近0.6的危險狀態。
中國大陸幾乎每天都有極權體制和權貴階層造成的災難，人們吃毒米，喝毒水，吃毒藥……日常生活普遍缺乏安全感（3）。權貴階層在徵用土地過程謀取高額利潤中，剝奪農民應該獲取的合理份額，血腥暴力鎮壓了農民的和平抗議。僅去年不完全統計，就有定州血案，汕尾血案， 畫水血案（4）。這些都是極權體制沒有權力制衡，權貴階層的利益不能收到有效的限制，以及中共的公共政策黑箱作業向著有力於權貴階層的利益傾向造成的。中共政權無需對人的生命和財產負責，特別是無需對對社會底層人的生命和權利負責。權貴階層唯一所付的責任是維護極權，保障他們在極權體制獲取的最大利益。當災難發生後，極權體制和權貴階層控制知情權，防止社會和外界對他們的衝擊造成損害極權體制和權貴階層的利益。他們壓制社會和外界要求公正調查，依法追究當事者的責任。假如社會和外界對血案反應強烈，有時中共以中共的黨紀和行政處罰代替司法審判，處理幾個低層官員，以便保障各界官員效忠極權，繼續以暴力對付民間和平的公民抗爭。中共將虐殺的責任，轉嫁到和平參與抗爭倖存的倖存者身上，將這些公民非法關押。 （5）
同時，中共繼續迫害和平維權的公民，壓制民間社會，對媒體全面整肅，壓制信仰自由，恐嚇和迫使所有的人遵從中共的規則和潛規則，否則以公開的鎮壓或以黑社會手段予以絞殺。
考慮中共對信息的管制，大陸的危機比外界知道的情況嚴重的多。大陸發展模式就是不計代價的經濟增長，去除憲政民主制度的構建，以侵害社會正義，揮霍和損害環境和踐踏人權為代價，其核心在於維護極權制度。（6）
大陸發展的問題和促成極權制度的轉變
中共官方拒絕和壓制民間和平理性地尋求歷史和現實正義的努力，繼續維持極權統治。近年來，民間維權運動，即涉及到調查和反思中共在執政期間的制度問題，又要求追究，如反右，文革，六四，法輪功，進一步涉及到當前由於極權制度和有關領導人造成的社會問題。民間和平抗爭，民間啟蒙和爭取公民權，是促生公共空間和建立公民社會的最重要的因素。由孫志剛被中共毆打致死和遭遇SAS危機，許多從事不同行業的公民共同推動廢除了《收容法》。弱勢群體，異議人士，法輪功，地下教會和少數民族爭取民族權利的維權運動是大陸和平轉型的希望，是建立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制度的希望。中共繼續維持極權的兩手硬的極權制度，保持經濟發展，暴力鎮壓和平抗爭的維權公民，阻止社會各界，維權律師以現有的法律框架解決問題的嘗試，將會使大陸和平轉型，形成憲政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的困難和代價加大，最終大規模的人道危機和人類全面文明危機。
中共面對社會危機和人們對中共的普遍不滿，以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雜貨意識形態的合成和沒有實質行動的名詞繼續對中國人洗腦。同時中共也知道這種洗腦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宣揚極端的民族主義，作為壓制和整合內部的手段，以此延長極權統治。因此《反分裂法》不僅是針對台灣，也針對大陸內部。在極權制度的框架下，一旦中共認為內部危機可能顛覆它們的權力，以現在中共維持權力的手段和方式判斷，屆時中共政權極有可能對外放手一博。
面對中共政權的擴張，台灣需要與國際民主社區合作，幫助中國大陸的民間社會從極權制度中解放出來，和平演化中共政制，催生大陸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制度。大陸社會正在經歷社會自我啟蒙，維權運動，積累民間社會資源，這些努力需要外部民主社區的幫助，在吸收外部經驗的實踐中，改變大陸社會內部力量對比，加強民間力量，最終消減極權制度的控制程度，刺激中共內部的分裂，終結極權制度。台灣轉型經驗將會給大陸的轉型提供參考。同時台灣的各種力量如何應對和如何與大陸交往，將關係到大陸發展方向，也關係到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安危。
中華民國或台灣面對挑戰
台灣經過威權到民主的過程，也是尋求歷史正義性的過程。政府對2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道歉和經濟賠償是尋求歷史的正義性的重要標誌。但道歉和經濟賠償不是歷史正義性的本身。台灣社會更重要是理性探討悲劇如何發生，分析制度歷史原因和相關人物作用，如何演變，以便避免另一次悲劇。，這不僅是歷史問題，更是公民意識，公民責任的問題。John Keane 「稱台灣為有民主無國家的模式」，其含義是台灣是一個民主的體制，不能以現代國家的形式在國際上出現。這在歷史上很少見。台灣面對國際關係實力決定規則，國際正義有限的現實，台灣民主如何立足，這將不僅關係到台灣民主存在的問題，而且台灣的經驗和模式為世界民主制度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借鑒。
面對目前台灣發展的問題，下面列舉一些中華民國或台灣需要解決的問題，一些方法台灣可能已經開始實施，淺見僅供參考。
超越傳統的國家邊境，尋找解決危機的方案。重點在台灣建立穩固的區域民主社區，同時和歐盟和北美民主共同演變周邊不民主國家。自身的危機從上述的實踐過程，從歷史和從其他民主體制的經驗中去尋找，提升公民意識和公民直接參與公共生活，防止公共生活政客主導少有公民直接參與的問題。公民需要培養獨立的判斷，不要盲信政客和社會名人，不要讓悲情和政客的言辭控制公民的判斷和選擇。公眾直接參與公共生活，即不通過政黨直接參與社會和政治。防止公民的政治參與變成單純投票民主（7）。
建立公民文化，最終以公民文化代替選民文化和超越族裔文化，使公民的生活逐漸脫離政黨局限和政黨利益，對公共生活的參與從黨派認同過渡到到議題認同， 建立公民之間的相互容忍的多樣認同，形成共同的中華民國或台灣價值，最終代替單一的族裔和黨派認同。（8）
防止統獨炒作和族裔分裂。中華民國或台灣人民的有權決定其前途。但是從國際關係和現實判斷，中華民國或台灣人民需要考慮其選擇可能的後果。其中最重要的考慮是：將選擇獨立作為選項時並推動時，絕不要僥倖中共不會動武，中華民國或台灣需要深刻和全面認識中共極權的歷史和現實，以及中共極權如何決策；一旦中共動武，絕不要僥倖美國等會軍事干預。選擇的後果一定考慮到一旦中共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不僅是大陸社會可能被迫中斷轉型，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存亡的問題，更是引發全面的人道危機和人類文明的危機。
在處理兩岸問題，中華民國或台灣朝野和公民需要有智慧和有良知的進取心。隨著大陸經濟實力的增長，台灣對大陸經濟的依賴將會更大，這個趨勢將很難改變。只有經貿的進取，不能改變大陸的狀況。中共會繼續誘導中華民國或台灣各方力量的衝突，對各方力量選擇不同組合的打壓和懷柔政策。因此中華民國或台灣朝野各方力量需要有底線共識。在與中共的交往中，堅持底線共識。同時台灣朝野各方力量要認識自己的局限和時效性，在能發揮作用時，盡量促成大陸內部的變化，或為內部變化創造條件。在中共極權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經貿的進取如果僅僅是與中共權貴結合，盤剝大陸底層，壓制大陸的維權，將損害大陸內部公民社會的形成，最終中華民國或台灣現有的空間也會喪失，中華民國或台灣現有制度也會被極權演化，中華民國或台灣的公民權利和自由也會蕩然無存。
結語
中華民國或台灣的發展模式從社會自我啟蒙，社會運動和外界壓力造成朝野互動，結束威權，建立和實施憲政民主制度。歷史造成的問題和民主的弱點，只能通過公民社會和憲政制度完善而解決。台灣內部的問題是幾乎所有憲政民主制度經歷過和正在經歷的問題。憲政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的完善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台灣社會外部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共極權繼續存在。因此促成大陸內部公民社會的形成，以及促使大陸制度的和平轉型是保障中華民國或台灣存亡和民主發展重要前提。
大陸的首要問題如何結束極權制度，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的問題。今天中共的獨裁統治和極權制度繼續壓制社會內部要求社會公正，憲政民主，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迫害爭取公民權利的的中國公民。在經過蘇聯和東歐極權制度的崩潰以後，中共政權已經成為最有勢力與民主世界抗衡的專制力量，對內繼續鎮壓異己，調整了極權體制的政策實施，對外以經濟利益化解民主世界的壓力，以維持極權制度不變。如果台灣國際社會和大陸內部不能促成大陸公民社會形成，不能和平演化中共政制和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終將損害人類的文明。
一些人問，是中共的模式了改變民主世界，還是民主世界改變了中國大陸？
謝謝大家。
（本文根據在台北「六四」十七週年紀念－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座談會「的引言稿寫成，在聽取來賓的意見後，修改了第三部分。文章省略了討論和索引，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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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5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