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8日
我們的部隊已經到達戈麥爾附近。戈麥爾位於第聶伯河和別爾齊納之間的切爾卡塞和克列緬楚格地區。
隨著多爾馬托夫、尤任和阿列耶夫的離去，我逐漸忘卻了窯洞生活。現在，我住在一所房子的左邊，科列亞住在右邊放電台的屋子裡。
屋裡空蕩蕩的，見不著一個人，深感寂寞！
莫斯科傾向於同意我的意見，這從對我報告的簡短回答中可以看出來。季米特洛夫同志對我最近的報告答復說，不要把毛澤東跟中共看作是一回事。中國革命是反帝性質的，這一革命將給伍億人民帶來解放，這本身就是進步力量的一個偉大勝利。
1943年11月29日
王明臥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絕。在這種情形下，局勢的發展對以他所代表的整個政治路線，越來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會議。現在的這次擴大會議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錯誤。
王明被指責為犯有種種滔天大罪。使”機會主義傾向”在中共黨內扎根的，是他；(伙同博古、周恩來、洛甫等人)向國民黨採取妥協而阻礙了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據說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國民黨幫凶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他們用最卑鄙的藉口，來證明王明的”反革命行為”—他在上海被捕後獲釋，這裡面有鬼。就以這作理由證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們還指責王明忽視共產黨開展鬥爭的民族條件，因而散佈了一系列反黨觀點。一些受到中央委員會譴責，說他們在王明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犯了錯誤的人，污蔑起王明來最為惡毒。
葉劍英、洛甫和周恩來毫不遲疑地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有害的，極其錯誤的，他們的發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線”的破產。
為了鞏固鬥爭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題為《兩條路線》的書。只需對該書略加瀏覽，便足以看出，它是專門為毛澤東王明的”有害”政策(“機會主義”)進行鬥爭服務的。
博古也由於是共產黨當時的一個領導人而受到特別注意。在毛澤東的壓力下，他不得不發言三次來說明他的觀點，每次都承認了錯誤。
博古對我說起這件事時很難受。但是，他蒙羞受辱，並不到此為止。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提出，他必須全面準備，進一步詳詳細細地把所有的問題說清楚。
中央委員會領導人的心情好似送葬一般。他們盡力待在家裡，相互之間存有戒心。他們希望談話時旁無見證，用各種藉口來避免跟人接觸。到處都籠罩著壓抑的、恐怖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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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中共中央的高級人士對蘇聯所採取的態度仍舊感到驚奇。他們對蘇聯總是心懷不滿，因為蘇聯沒有給特區提供武器、裝備，只供應各種貨物。他們無法理解，也不願理解，我國人民正在進行一場歷史上最艱苦的戰爭，蘇聯人民在流血，蘇聯在經濟遭受了極大的破壞。
他們機械地把蘇聯看成跟美國一樣，但是，美國的國土沒有挨過轟炸，城市沒有被焚毀，敵人沒有占去整片的工業區。美國人民沒有被無情地、有計劃地予以消滅。
雖然美國在打仗，但它的經濟一直在極為有利的條件下發展著。因此，它才得以按租借法向反希特勒聯盟的國家提供巨大的援助。
蘇聯要提供任何援助，就是給事實上已經很緊張的經濟再加上沉重的負擔。這兒的人把蘇聯看作是個聚寶盆，從而有可能也有必要從中取得各種各樣的物資。但即使在這些困難的年頭裡，我國還是向中共提供了一筆筆巨額現金援助，這幾乎是傾囊相助了。
我本人就是這種援助事宜的目擊者。毛澤東對此也很清楚，這一筆筆巨額援款都是他親自接受的。(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