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1990年代末期坊間流傳一個笑話，說是江澤民每天早晨醒來必問三件事：「美國人有什麼動向？老朱又說了什麼？阿英走了沒有？」這第三項至今仍停留在坊間傳說的水平，沒有台灣璩美鳳式的「性愛光碟」為證，只好暫存不論。
至於美國人的動向之問，當是屬實，因為中美關係是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如《江選》第二卷中說：「中美關係關乎我國對外工作全局，必須處理好。」[P452，1999年10月1日，「目前的形勢和經濟工作」]至於對朱鎔基言論的過敏，雖無可細考，但從「清官祠事件」及事件之後朱鎔基「再拿清官說事兒」，可見江澤民是封不住「豬嘴」的。並且與「清官祠事件」一同報送的內部材料把方覺的觀點反映給江，導致了江小題大做、藉機批抓方覺的結果。
一、江澤民討厭清官
1998年4月，（估計是）根據《動態清樣》的反映：河南南陽市臥龍區一個地方建造了清官祠，把古代清官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及除林彪之外的九位元帥一同塑像，放在一起供人瞻仰，以勵世風。台灣方面的有關高級官員也寫了題詞，同時，北京某高級官員寫給一位醫生，表揚其醫術、醫德的題詞也被放諸祠中，權充展覽之物。
江澤民為此大為火光，專門信給「政治局、書記處並軍委各同志」，明確表示自己的反對態度：「難道我們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品質，是封建時代的所謂『清官』能夠比擬的嗎？難道共產黨人還要搞封建宗法祭祀，還要台灣當局人的捧場，還借宗教來超度嗎？如果這樣，我們共產黨人的革命究竟到哪裡去了？」〔見《江選》第二卷P111－112，「領導幹部要增強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1998年4月28日〕緊接著江澤民又以傳統的共產黨人鬥爭思維舉一反三，說明年就是「六四」十週年，現在國內外敵對勢力在大肆活動；云云。驚恐之狀，溢於言表。在這封信的最後，他向「諸同志」通報說：「關於『清官祠』的問題，現已派人去南陽調查。待調查的同志們返京後，再向中央匯報。」既然江辦已經直接派人去查處一個廳局級地區下設的一個區（縣）的某個「地方」（或村或街道）的「政治問題」，其他人自然沒必要再說什麼。
其實，江實意並非維護「老一輩」的形象，也不在於有「台灣當局的人」染指大陸民間祭祀（何以後來兩岸三地迎佛骨呢？），而在於「清官祠」對腐敗而混亂的當下社會政治是個嚴重的諷刺。當時的河北石家莊就有諷刺江澤民親信程維高的民謠：「毛主席你向前看，跪到下崗職工一大片；毛主席你往後看，省府養著一夥子貪污犯。」這首民謠有不同的版本，時至今日其生成背景已經公諸於世。〔見《人物週刊·人物特刊》總第17期，杏園、秀靈「揭開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的腐敗權力場」]。
二、朱鎔基一語否定江氏政治
與江澤民重用貪官不同，朱鎔基一直以反腐倡廉為重要工作目標。此中雖不乏政治操作技巧，但在宣傳態勢上確實給江澤民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約在1998年末與1999年初，朱氏對貪腐現象大發激憤之語：「準備100口棺材，99口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
此語一出，立即引起社會轟動，尤其有關對海外僑界發行的中文期刊立迅報速報道。坊間又有傳說，江在政治局會議上責令朱收回此話；朱為「班子團結」，不得不違心作了檢查。江能否封住「豬嘴」已經是個草民百姓皆知的問題，更有好事者傳說：江找老道起了一卦，預言大江將潰，就是由於「天上派下一頭大豬來拱壞長江大堤」，所以1998年發了長江大洪水，云云。
能夠印證朱鎔基大發雷霆的民間版本，在那時多如牛毛，百姓的謠諺、「小故事兒」廣為流傳，構成了言論管制社會的一道特殊風景線。如當時有諺云：「大蓋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反映司法腐敗；又如「農民四大沒治」說道：「大蓋帽，棉鈴蟲，鄉鎮幹部，鄧小平。」——對鄧的不尊重意味著農村出現了否定改革的情緒。民間更有激憤之語云：「把縣長排成一行，全殺了有冤案；隔一個殺一個，準有貪官漏網的。」
「隔一個殺一個」的民間情緒幾乎與朱氏的「99口棺材」如出一轍。
朱氏在江的壓力下「抬回了棺材」，可以猜測他實在不甘心。所以，就有了2000年3月15日在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答丹表記者的看似洩勁的說法。
他的「我是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在國務院的全體同志幫助下進行工作的。」答詞後半部分純屬客套，前半部更是不言自明的「廢話」——不在江領導下又會是誰領導下？緊接著朱氏大打悲情牌，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位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
這是個實話，但又是「出賣同志」的實話，也是對江澤民痛批「清官祠」的不理智行為的柔性回擊。或者說，他的「棺材」賣不動，只能保全自己的名節了。
中國高層政治雖然高度封閉，但在民間也屢有「映射」反應；逆向而言，民間的情緒總會在高層有所反應。當順口溜形式變成短訊之後，權力高層大炮打蚊子般地要求查處「反動政治信息」；當「反動政治信息」被查處或百姓已不感興趣時，「惡搞」又成了新的民間政治產品，從「董存瑞沒舉炸藥包」到開國大典的「大飯鍋成立」廣告語的改造，不一而足。
三、方覺建言，被誣他罪
江澤民在1998年4月12日的信件中還提到了一個與「清官祠事件」不相干的事件，就是「另一份材料反映有人暗中策劃」、「他們採用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中的辦法，一些人已經打入我們的內部，已經鑽到了相當的領導崗位，準備十年後同我們算帳。他們人數不多，但能量不小。」〔《江選》第二卷，P112〕
這為數不多的能量分子究竟有誰，看來時至今日仍是黨國「絕對秘密」。那時的一個重要個案就是曾任福州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方覺被抓。儘管到1998年他已經從官場上淡出三年了（1995年辭職），但他仍自我定位為黨內民主派，針對江澤民政治的反民主本實，先後寫了《中國需要新的轉變——民主派的綱領性意見》（1997年11月15日）與《擴大中國的政權基礎》（1998年4月10日）。《意見》一文廣為國際媒體如Le Figaro（1998年1月10日）刊播，《基礎》一文不僅在民間學者中間廣為傳閱而且也在1998年7月號香港《開放》雜誌上公開刊出。
方覺兩文有一個共同核心觀點：推進黨內民主，反對新的個人崇拜。在江澤民來理解，方覺的言論是專門針對他的，以至於在1998年4月12日的信中發問：「甚至提出什麼『黨的最高權力的程度化轉移』問題。難道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是按黨章和憲法規定程序產生出來的嗎？」很顯然，這是個強詞奪理的說法，他的黨內權力獲取本身就是非程序的，因為發生六四事件，他才得以由鄧小平等重量級老人在「局外協商」而後交給政治局再行所謂程序化。就不用說與普通黨員無關了，就是與中央委員會也沒直接關係。
1989年6月24日，在中共第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責任程序：「盡心盡力做好工作，不辜負老一輩革命家和同志們的期望。」〔《江選》第一卷，P57，「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即首先對賦予他權力的（並沒在程序內的）「老一輩」負責。
既便不說方覺的觀點，那麼江氏與陳希同的對決顯然是非程序化移交權力的一個後果。對於方覺以黨內民主派姿態提出的建議，江氏無法否定，只好以其他罪名抓捕方覺。日前，對趙巖一案的處理，實際上也是8年前方覺案的一個映射而已。然而，方覺的黨內民主（包括最高權力轉移程序化）現在基本上已經為「胡溫新政」認可，至於是否實行仍無可征。同時，它再一次成為體制內精英（如賀衛方與其西山會議派）的一個廣泛共識。
結語：悉心研究當代史以資民主政治
儘管中共極力表明其已經從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並且控制著列寧主義意義上的國家機器，但是在現代政治文明進程中其政治運作確實已成了「前朝舊故」。換言之，中國今日政治之狀明顯呈現二分狀：（一）中共傳統國家政治與民間自由政治共存，雙方都暫無力量「消滅」對方，但亦無對等相接納的「互相合法化」跡象，這種現象將會持續到民主實現之前；（二）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力量對社會的領導已經不是決定性力量，思想領導已經成為與政權領導的平行存在形式。
如此，為民主社會的健康發展就必要研究「前朝歷史」。這既是對中國傳統史觀的一個繼承（如宋初薛居正曾以五代部分歷史見證人的身份撰《五代史》，大益於宋初政治），而且也是防止民主社會出現「權力病變」的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化防疫」功能構建。
2006年8月28日構思於鄉下雨中，8月30日查校文獻，8月31日下午定稿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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