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6日訊】引言
第一篇 回顧歷史
篇首語：心靈之光熄滅，人類歷史就進入黑暗的世紀。
一、鐵律
二、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
三、中國民族文化失敗主義
四、馬克思主義
第二篇 現實與預言
篇首語：當代中國的全部問題，都集注于一項命運的挑戰——如何在心靈的地獄中，點燃屬於自由人和中國文化的希望之火。
一、心靈地獄
二、政治現實
三、中國民族文化失敗主義在當代
四、悲劇性預言
第三篇 拯救之路
篇首語：中國文化命運的救贖和復興所需要的並不多，只是心靈的自由和文化的自信。
一、無魂的民族主義
二、摧毀心靈地獄
三、重建心靈家園
四、創造自由人
結語
引言
過去的無數歲月，在西方人企盼朝霞的視野中，歐亞大陸東部這片遼闊的山河，神秘而壯麗，因為，那是生命之源太陽居住的地方。
中國，曾經是一個輝煌的歷史命運，一首悲愴的英雄史詩，一種魅力無限的生命哲理，一次詩意豐饒的心靈體驗，一項情趣盎然的生存方式——中國曾經是絕美至尊的文化存在；這流光溢彩的文化現象如果不曾照亮歷史，人類存在的價值都將黯然失色。
歷史進程中，中國先後兩次被北方蠻族的長刀征服。但是，中國又總能浴血重生。其原因就在於，中國身死而魂未滅；中國文化之魂征服了武力征服者的心靈。這種征服是比現實的勝利更具文化價值的凱旋。
今天，中國的命運卻處於從未有過的危機之中——作為文化存在的中國瀕臨滅絕。
中共暴政，這個文化意義上的外來強權，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國家恐怖主義專制，已經迫使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殖民地。中國的文化之魂喪失了精神的故鄉和心靈的家園。
對中國文化命運的責任，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天職。拯救中國文化的命運，同時意味著拯救中國人的尊嚴，意味著拯救中國知識份子生命的價值。令蒼天都欲哭無淚之處在於，即便將多如夏日飛蠅的中國文人的胸膛都血淋淋地撕裂，也難於找到幾顆願為中國文化命運跳蕩或者破碎的心。
但是，無論如何，高貴的生命必定視拯救中國文化命運為神聖的使命——那是蒼天用雷電刻在中國知識份子白骨上的使命。
我的靈魂早已融入我的著作，化作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因而成為獻給中國文化命運的血祭。《中國文化之命運》就是我的心宣讀的祭文。
第一篇 回顧歷史
篇首語：心靈之光熄滅，人類歷史就進入黑暗的世紀。
一、鐵律
人類文明史是從心靈間湧出的生命波濤匯成的海洋。激情與理性的搏殺，物欲與信念的衝突，精神與本能的決戰，偶然與必然的撞擊，仇恨與熱戀的角鬥，自由與宿命的矛盾，等等這一切同心靈有關的範疇，又使人類歷史的海洋動盪不息，永不寧靜。
許多富於野心的思想者試圖以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的名義，規定人類永恆的宿命。然而，歷史的進程一次又一次對這種確定人類宿命的努力作出冷峻的否定。儘管如此，人類歷史還是用浴血的苦難確證了一項鐵律。這項鐵律可以簡要表述如下：當某種精神形態，無論他是特定的宗教教義和信仰，還是世俗的思想理論和精神觀念，一旦同政治的獨裁權力結成神聖同盟，對社會實施絕對的精神專制統治，歷史之輪便不再轉動，並停滯在千年如一日的僵死之中。
心靈是生命自由的依據，也是思想和意志的源泉。而思想和意志正構成自然歷史之上的人類文化史的起點。絕對精神專制之下，自由被剝奪的心靈喪失了創造思想和意志的活力，歷史也就隨之喪失前進的精神動力。由此可以判定，精神的暴君是萬惡之源，因為，他殺死心靈的同時，也殺死了歷史——殺死了屬於人類的文化史。
任何精神形態都意味著智慧的結晶，都表述著精神的探索，都有益於文化的發展。但是，任何精神形態只要借諸獨裁權力，登上絕對真理的王座，他便立刻異化成精神暴君和文化宰夫，並以摧殘其他精神探索，來論證其反人類性。
精神豐饒的心靈以思想自由為前提，絕對精神專制使心靈之光熄滅之後，人類歷史的黑暗便開始了。心靈的黑暗是真正的黑暗。心靈無自由，萬古長如夜——無論西方文明，還是東方文明，都在自己命運的悲歌中，反復吟詠過這句箴言。
同美神一起從地中海萬傾碧波中湧現的古希臘文化，在創造出璀璨如星群的精神價值之後，突然喪失活力，並隱入歷史停滯的黑暗之中。這一停就是千年。時間繼續流逝，精神卻枯燥地重複著千年不變的舞步。那是僵屍與白骨之舞。然而，當那種心靈死亡引發的歷史停滯達於極致之時，堅硬的黑暗竟又驟然破碎，在復興古希臘文明的名義之下，精神創造的社會進程洪波湧起，引領人類走進超越歷史想像力的時代。直至今日，西方文明仍處於精神的制高點。
從朝陽中獲得生命靈感的中國文化，數千年都保持著人類文明之冠的榮耀。中國文化秉天地之精華而創生，以華美超群的精神魅力，吸引了人類的千年仰視。然而，近代史上，中國文化的萬年輝煌竟成南柯之夢。一夢醒來，輝煌不再，中國文化淪為西方文明斜視下的卑微的存在。
上述希臘文明和中國文明命運的戲劇性改變，是怎樣發生的？
已經有無數學者文人對此進行過研究。嚴肅的學者把探索的思想觸鬚伸向種種具體的原因，可是，由於具體原因過分繁雜，他們的研究便迷失於瑣碎化的叢林中，而無法達到明確的真理。淺薄的文人把西方文明近代的勝利歸因於西方文化比中國文化優越。然而，這種觀念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為什麼過去數千年間，中國文化都以精神王者的榮耀，高踞於歷史之巔，並曾在漫長的中世紀俯視西方文明。
其實，只要超越具體問題的瑣碎和文化的偏見，我們便立刻能夠與真理對視——造成西方文明和中國文化命運變化的共同原因，就在於前述的鐵律，即一種精神形態一旦同政治獨裁權力結成同盟，對社會實施絕對的精神專制，歷史便必定由於思想的枯竭而失去前進的動力。
邏輯說服人，而信仰感動人——用精神魅力感動。基督教從產生之日起，就表現出令人心靈震撼的精神魅力，即博大的愛。頭戴荊棘之冠，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基督教教義的象徵。這個象徵所表述的對人類苦難的獻祭與悲憫，使人的心靈得到愛的救贖。
基督教最初是一個受到政治強權摧殘的精神派別，同時也是人類心靈苦難的拯救者。但是，基督教被羅馬皇帝定為國教之後，便開始了另一種命運——基督教由被摧殘者，變成摧殘者。
在政治強權的衛護下，基督教登上絕對真理的王座，並以教宗裁判，實施絕對的精神統治。一次又一次殘酷的宗教戰爭用白骨和血淚論證基督教對全人類進行精神奴役的野心；無數燃燒的火刑柱，焚毀了自由的心靈和思想。天堂仍然在聖經中，地獄卻已經降臨人間。
思想死去了，歷史凍結在絕對精神專制的千年暗夜之中。屬於古希臘文明的關於正義的學說，關於生命的哲理，以及豐饒的詩意，和凝結在阿芙拉底特眼睛裏的審美激情，都被荒涼的黑暗吞噬。就這樣，偉大的古希臘文明的後裔在歷史的停頓中，被中國文明超越。
信仰一旦獲得精神專制的強權，就立刻轉化為對人類的惡毒詛咒。上帝由此變成魔鬼，救贖人類的博大之愛則變成對不同精神形態的浴血的恨，和對自由心靈的仇視。鐵律就是這樣，以怵目驚心的悲劇，來證明自己的真理性。
西方進入中世紀黑暗的時期，中國大地雖然屢經戰亂，但中國文化仍然繼續著她的輝煌。儘管曾經有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武帝的獨尊儒術，不過，宋代之前，中國總體上並沒有形成某種精神形態的絕對精神專制。政治獨裁的強權雖然一定程度上侵入精神領域，卻還沒有達到如基督教強權那樣的對心靈的絕對控制。因此，文化的多樣性和精神自由還有生存的空間。正是這種皇權下的並不廣闊的生存空間，為中國文化的持續發展提供思想的活力。
宋代，鐵律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詛咒——儒學被奉為國學。基督教享有的絕對真理的榮耀，儒學也在世俗的意義上得到了。但是，這種榮耀卻意味著中國文化開始走上沒落的命運。
由於儒學在主體上屬於倫理道德的譜系，而不是心靈信仰，所以，儒學的絕對精神專制同中世紀基督教對心靈的徹底奴化有所區別；由於歷史發展的慣性，宋明之際社會經濟文化還在繼續發展，但是，精神絕對專制必然引發的歷史停滯的效應已不可避免——思想死去的地方，歷史也必定死亡。
就在中國文化走上沒落的宿命之後不久，西方文化卻通過“文藝復興”的精神運動，徹底否定了中世紀的精神絕對專制，從而擊碎了使歷史停滯的鐵律。於是，歐亞大陸西部，歷史之輪重新生機勃勃地轉動起來，而在歐亞大陸的東部，歷史變成一位步履蹣跚的年老的乞丐。
上述這種歷史命運的反差，恰使我們可以對鐵律作另一種表述：只要命運走出絕對精神專制的陰影，文化便會復興，死去的歷史便會隨著思想的復活而再生。
二、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
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再次論證了一個真理：人的意志是人類歷史的最終動力；心靈自由是社會自由的前導。
以“文藝復興”命名的心靈運動，撕裂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的千年鐵幕，開拓出一個人性自由發展的時代。而“文藝復興”的根本精神原則在於人本主義。
自我確定自己的意義；人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人本身就是自為的絕對價值——這些表述構成人本主義的基本內涵。正是人本主義蘊涵的價值原則，掃蕩了中世紀千年黑暗的神權政治的精神基礎。
不過，人本主義並非對“人為萬物的尺度“這句古希臘哲學箴言的簡單回歸，而是在更為豐饒和廣闊的價值領域內，對人的肯定。人本主義的自由意志，引發了三項人類命運基本範疇內的狂飆突進，這三項範疇便是生命的美化、生命的強化與社會正義。
美化生命是所有生命哲學的一項天職。自由的心靈是美的意境的創造者，而自由人則是生命美色之冠。人本主義通過否定神權的絕對精神專制，表達出對心靈自由的渴望，而自由的心靈則成為審美激情噴珠濺玉的源泉。“文藝復興”進程中湧現出對生命美的豐盈的文化表述，正是這種表述使人類對生命美的理解進入更深刻的意境。而更深刻地理解美，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心靈。
生命的強化同生命的美化一樣，是人類命運永遠追求的目標。人本主義在引領人的心靈走出神權精神絕對專制的陰影的同時，也引領人類探索的意志走出粗糙的巨石築成的中世紀城堡。
一時之間，浩瀚大海上的探險與客體世界內的探索並駕齊驅。海洋的探險發現了新大陸，更為重要的則是，客體世界內的探索創造出近代科學理性，並極大擴展了人類理性在無限的客體世界內的存在疆域。探索的意志就是用這種方式強化了屬於西方文明的生命能力。這種以征服自在客體為標誌的生命強化，對人類命運的正效應和負效應之比較，或許還須若干世紀的反思，才能最終得出接近真理的結論。但是，無論如何，生命能力的強化，為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擊敗中國文化提供了現實力量依據。
人是追求正義的動物。人本主義通向社會正義的思想邏輯清晰而明確：自由是屬於主體的絕對價值；人由於自我確認的自為者的資格而成為主體，所以人生而自由；人的社會自由需要以諸項基本人權為基礎，基本人權的保障唯有通過堅守“主權在民”原則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則才能實現。
從上述思想邏輯中，人們雖然可以聽到古希臘學者的民主、法治思想的遙遠的回聲，但這個思想邏輯主要還是一種創造——以人的精神自由被基督教神權政治剝奪的千年悲愴為經驗基礎而進行的思想創造。
人類否定了基督教神權政治，上帝的信仰便處於危機之中。危機催生出基督教自我拯救的精神運動，即宗教改革。實施絕對精神專制的政治權力，乃是一個魔鬼的毒咒——對於任何精神形態都是如此。因此，從基督教被迫放棄神權政治那一刻起，恰又開始了由魔鬼向上帝複歸，由千年罪惡向博愛複歸的歷史進程。因為，放棄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意味著基督教擺脫了毒咒的千年詛咒。宗教改革之後的基督教，則獲得在自由、民主、人權的時代繼續存在的資格與價值。
不過，基督教之所以沒有被人類連同基督教神權政治一起埋葬在歷史的廢墟間，還有更深刻的超越基督教本身的原因。這個原因在於人類對精神信仰的需要。
科學本質上是人類探索客體的實證理性。然而，科學理性只屬於有限的範疇，他沒有能力在無限的意義上窮盡客體。科學理性雖然將永不止息地擴展自己在客體中的疆界，但無限卻是永遠也不會達到的地平線。
理解有限者需要實證的科學理性，理解無限則需超實證的智慧。而精神信仰是所有超實證智慧的歸宿；無限屬於精神信仰的王國。所以，科學理性止步之處，恰是精神信仰起步的地方。
人是自由與宿命的結合體。人因心靈而自由，心靈甚至可以把無限與永恆作為觀照的客體和追求的目標，從而成為超越無限與永恆的意境性存在。人同時又是宿命的。經過短暫的時－空之後，便湮滅於虛無之中。而宿命最終會在物性存在的意義上戰勝自由，生命由此成為一首悲歌，一種終極的心靈痛苦。
所有文化形態的根本價值，都是在虛無的宿命之上，以審美激情和高貴的智慧播種生命的意義；都是為了通過確認生命的意義，慰籍終極的心靈痛苦。根據應對終極心靈痛苦的方式，人可以分為三類。
人本主義雖然從理念上授予人自我確認生命價值的權利，但是，數量眾多的人群卻缺乏自我確認的自信和精神能力，因此需要一個高於人的存在，為他們確定生命的價值和道德準則。這種狀況正是宗教情懷的生命基礎。而絕大部分人心底裏都潛藏著對宗教情懷的嚮往，因為，人的心往往太脆弱了——心只有經過信念之火的熔煉，才會變得堅硬，才堅硬得足以對抗終極的心靈痛苦。這是第一類人。
面對終極的心靈痛苦，第二類人則採取無賴漢式的態度。“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就是這種無賴漢式的生命哲學的經典表述。這類人的生命衝動中，沒有生命的神聖感，沒有精神的高貴性，沒有對道德原則的敬畏。這群本能的動物，只能聽懂物欲的召喚，而物性的實用主義是他們生命的原則。他們的全部追求，就在於用重重物欲麻痹心靈，忘卻終極的心靈痛苦和對死亡宿命的畏懼。這類人充斥的時代和國度，是最墮落的時代和國度。
有極少數人，寥若星晨，卻構成最高貴的一類。他們是精神之王，是宇宙之魂，是人類精神的立法者。他們高於一切信念，因為，他們的心靈就是自由的根據，就是人類意志的源泉，就是生命意義的創造者。正是這高貴的族類創造出支持人類生存價值的生命哲學或者宗教信仰。他們的心靈就意味著無限與永恆，他們的心靈之外不再有任何存在——他們是自為者，並以此超越神，而成為真正的自由人。這是第三類人。
高貴的族類畢竟如大漠清泉一樣稀少，而絕大部分人需要宗教慰籍。於是，西方文明在否定神權政治，獲得思想自由的權利之後，開始向宗教情懷的回歸。放棄絕對精神專制，基督教，這個曾以神權政治埋葬了古希臘的民主、法治理念的教派，又因人們對宗教情懷的需要，在以古希臘政治法律理念為思想起點的近代民主政治之下，找到了生存權——那是對中世紀千年罪惡懺悔之後獲得的生存權。
基督教把思想自由的權利還給人，人便在心靈的意義上複歸上帝，以求得終極痛苦的解脫。
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在本質上是一次精神創造過程。不過，精神創造過程以“文藝復興”命名，則顯示出對古希臘文明的不朽的依戀，顯示出西方知識份子越過千年黑暗對文化故鄉的心靈回歸。“文藝復興”是在否定精神極權主義的神權政治中湧現的思想狂飆，但是，在擺脫精神不自由的命運之後，西方文明卻又寬容地接納了基督教的文化內涵。這種歷史性接納凝結著對屬於自己歷史的文化精神的珍視。
回顧西方文明近代崛起過程，人們很難找到西方知識份子向曾經在許多世紀中領先於世界的中國文化學習的充分證據，儘管百科全書派巨星伏爾泰對中國文化豔羨不已。
沒有學習中國文化或許造成西方文明崛起的某種缺憾，但是，只以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對不自由的歷史命運的否定為基礎，西方文明就創造出近代崛起的奇跡。在這裏，西方知識份子既顯示出對自己文化歷史的信心，又顯示出精神創造能力的自信。命運則以歷史性勝利獎勵了這種自信。
人們，特別是近現代的中國文人從來沒有看清一個基本史實：西方文明的崛起，並不是向任何文化學習的結果，而是自身的創造意志和創造思維能力創造的奇跡。
三、中國民族文化失敗主義
命運是公平的。絕對精神專制的毒咒造成西方中世紀黑暗後，終於也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詛咒。
儒學在宋代被皇權政治確定為國學。這是中國絕對精神專制的起點，也是中國文化衰落的起點。儘管由於歷史仍然在慣性中運行，絕對精神專制的歷史效應在幾百年後的清代才最終徹底展現出來，但是，中國文化衰落之源就在於“國學”的確立。
經過皇權政治的加冕，儒學成為思想之聖，獲得絕對真理的權威。這意味著春秋以降多樣性的文化傳統被政治權力否定，皇權專制由社會領域全面侵入思想範疇。思想一旦在絕對精神專制之下枯死，歷史進步之鐘的停擺就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西方中世紀神權政治是以宗教信仰的名義，實施對心靈的絕對專制。儒學主體上屬於全方位的道德倫理譜系，而不是心靈信仰，因此，以儒學的名義實施的絕對精神專制，只達到思想意識的層面，還沒有形成對心靈的絕對壓抑；儒學的絕對思想專治之下，仍然有宗教信仰存在的餘地。不過，歷史已經證明，只需絕對的思想意識形態專制，就足以使輝煌萬年的文化趨向沒落，甚至滅絕。
西方文明踏碎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回復生機，走向自由與強大；中國文化則在絕對思想意識專制之下日漸衰朽。十九世紀，上述兩種趨勢，以生機勃勃的強大者對衰朽者的緊逼，發生碰撞。中國文化命運由此遇到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歷史上，承載中國文化的王朝曾兩次被北方的遊牧民族征服。遊牧民族的鐵騎帶入中原的只有來自大漠草原的強悍之力，那是缺乏文化內涵的自然之力。中國文化每次都以豐饒的精神魅力，馴化了強悍的征服者——無論多麼強悍的心，都有依戀文化神韻的天性。中國的概念由此得以延續，因為，屬於中國的高貴的文化之魂未死。
十九世紀中國文化遭遇的命運的逼迫卻完全不同。命運的逼迫者不僅擁有來自科學理性的強大的物性能力，而且是另一種自信而驕傲的文化存在。處於絕對思想意識專制下的衰朽的中國文化，不具備馴化這種強大的文化存在的能力。
命運的挑戰越嚴峻，戰勝挑戰之後的榮耀便越輝煌。所以，英雄男兒渴望直視銳利如刀鋒的挑戰。不過，戰勝嚴峻的命運，需要堅硬的意志。人的心經過信念之火的焚燒，可以變成比岩石更堅硬的意志。遺憾的是，對於十九世紀以降的中國文人而言，從整體上審視，他們的胸膛裏沒有意志的岩石。中國文化如果最終滅絕，也定然會化成悲愴的鬼魂，對兩百年來中國文人的精神醜態，作萬年詛咒。
近現代中國文人之所以整體上成為精神醜陋的族群，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靈魂被中國民族文化失敗主義的鐵錘擊碎——他們是失魂落魄的行屍走肉，他們背叛了文化的祖國。
西方文明殺出中世紀黑暗的刀光劍影中，時時閃爍著對於文化傳統的自信和熱戀。對古希臘文化理念的回歸，成為精神創造的起點；甚至鑄造出中世紀黑暗的基督教也受到寬容——在基督教放棄對心靈的裁判權和真誠地懺悔之後。西方文明就這樣在獲得自由的同時，也保存了具有深遠歷史感的文化精神。自由是活力的源泉；與深遠的歷史感同在的民族文化精神，則產生對文化命運的自信。活力和自信，正是西方文明近代崛起，並澎湃於世界的依據。
西方知識份子在歷史最艱難之處，在命運最黑暗的時刻，肯定了西方文明的文化精神，捍衛了自己文化的祖國。但是，當歷史命運的劫難降臨於中國的時候，一批“先知先覺”的中國文人卻開始了對中國文化本身的百年詛咒，這種詛咒至今仍然回蕩在某些自命為自由知識份子者的空洞的心中，並和露臀溝的低腰褲一起，成為一種色迷迷的時尚。
西方知識份子曾敏銳地意識到，特定精神形態的獨裁政治權力化是歷史停滯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們批判的鋒芒總指向不自由的文化命運，指向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指向絕對的精神專制，而不是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傳統本身。
中國文人則將中國近代的衰落，最終歸因於傳自遠古的中國文化，儘管這種文化形態數千年間都曾是人類文明之冠。由絢麗多姿的審美激情和通天徹地的智慧所構成的中國文化聖殿，竟被視為魔鬼的宮殿，視為罪惡的淵源。對人類的命運作縱橫觀，沒有哪一個民族的知識份子，象中國文人這樣，如此輕賤、侮辱屬於本民族歷史的文化精神，並從這種輕賤和侮辱中體現驕傲。
文化史是人類歷史之魂。任何對人類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化形態中，都有已經喪失活力並只屬於過去的部分，也都有屬於現在和未來的價值。因此，對一種文化形態絕對肯定和絕對否定，都違背文化史的邏輯——絕對肯定，文化就被剝奪繼續發展的可能；絕對否定，文化歷史就湮滅於虛無，而喪失了過去，必定喪失現在與未來。一批中國文人恰恰選擇了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絕對否定。事實上，在作出這種選擇時，他們也否定了中國文人存在的文化價值。
再過百年，無論中國文化之魂已經滅絕，還是再度與萬里朝霞一同升起，人類的歷史都不會忘記，是一批中國文人，離棄了心靈的家園，荒蕪了精神的故鄉，背叛了文化的祖國。他們應當為中國人淪為精神和文化的亡國奴，承擔鐵鑄的罪責。
任何為人類開拓新的時代精神的命運過程，都不可能是向過去的全面回歸，而必然是創造意志引導的歷史突進。“文藝復興”運動也不例外。“文藝復興”時期，在生命美化、生命強化和社會正義這三項人類命運基本領域內取得的精神成果，並非古希臘的智慧和審美激情的簡單再現，而是從蓬勃的創造意志中湧現的精神價值。以傳自歷史深處的文化精神為背景，以創造意志為原則，西方知識份子由此孕育出一個文化崛起的奇跡——他們並沒有著力試圖向當時發達的中國文化學習，但是，他們把生命能力聚焦于創造。於是，他們受到命運的賜福。
當一個民族面臨關乎生死存亡的嚴峻挑戰，他就必須以創造歷史的雄心來戰勝命運。創造歷史則需要創造的意志和創造性思維的能力。然而，創造歷史所需要的，正是近代中國民族的“智慧之鏡”，即中國知識份子所缺失的。
或許由於宋代以降的絕對思想專制泯滅了民族探索的激情，或許由於先後馴化蒙古和滿兩個蠻族已經使中國文化精枯力竭，面對西方文明的強勢逼迫，中國文人猶如精神意義上被閹掉雄性之勢的宦官，完全喪失了創造新的精神生命的意志和思想能力。至今尚未落幕的中國文化的百年悲劇，一直在哭訴中國文人精神創造力的喪失。
喪失創造意志者應對命運的挑戰無非有兩種方式：一是以食古不化的顢頇，堅守過去的生存原則；一是以五體投地的謙卑向強大者“學習”。只是這兩種方式都不可能達到光榮的命運。
只懂得堅守過去的生存原則，不僅沒有未來，不僅會失去現在，而且也將被過去拋棄。因為，過去的輝煌早已被時間埋葬在歷史的記憶中。命運的大河需要充沛的水源，才會波濤壯闊。唯有創造的意志才是命運之河永不枯竭的源泉。
謙卑地向西方“學習”——這是絕大多數“先進”的中國文人至今不改的選擇。他們不理解，創造意志是學習之魂；由創造意志駕馭的學習，才是通向真理之路；向強者學習不是為了重複強者之夢——任何重複都意味陰鬱的宿命，而是為了以創造意志，超越強者，開拓屬於自己的光榮命運。
喪失創造意志的學習，至多不過是猴子式的模仿。這種意義上的學習，只能造就卑微的精神乞丐，而與真理的探索者無關。然而，作精神乞丐，卑躬屈膝，向強勢的西方文明乞討真理，正是中國文人留在近代史上的可悲形象。之所以可悲，是因為真理只愛戀高貴的人格，而不屑於賞賜屈辱地伸出的乞討的手。
從西方知識份子對文化傳統的忠誠和澎湃的創造意志中，湧現出近現代西方文化的輝煌；離棄心靈的故鄉，詛咒文化的祖國，喪失創造意志的中國文人最終為中國乞討到的，卻是西方文化中的極端極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全盤西化，即全盤馬克思主義化，構成中國前所未有的大劫難。歷史就以這種方式，控訴中國文人精神的卑賤和猥瑣。
四、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的死劫；討論現代中國，便不能不正視馬克思主義。
近代科學理性以近乎神跡的方式，滿足了人類對於強化生命的渴望；建立在“契約自由”法律原則上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僅推動強化的生命力演進成一種充滿活力的經濟秩序，更演進成一種生活方式。但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最初高歌行進百年的過程中，也逐漸顯現出兩項致命的缺陷，即人道災難和經濟性災難。
過長的勞動時間、過強的勞動強度、惡劣的勞動條件、過低的勞動報酬、女工的非人道待遇、童工的大量使用——所有這些屬於勞工階層的苦難，構成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人道災難。而人道災難是以“契約自由”為基礎的；勞工階層似乎是在“自由意志”的引導下，“自願”承受苦難。
亞當 . 斯密斷言，一隻“無形的手”會通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機制，將追逐個人私利的衝動，導向有利於社會整體利益的秩序。然而，事實卻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亞當.斯密的斷言。
追逐個人私利的衝動，目標雖然明確，但那是眼界狹窄的明確——狹窄到只關注個人的願望，而無視社會整體的運作邏輯和利益。亞當.斯密崇拜的那只“無形的手”，並非總能將無數追求個人利益的個體活動，整合成社會經濟的總體和諧。相反，無數明確追求個人利益的過程，往往會形成社會總體經濟發展的盲目性。當這種盲目性超過一定度，蘊涵巨大社會災難的經濟危機就會狹然降臨。
人道災難和週期性經濟危機震撼了人類的良知和理性。“契約自由”的人道災難告訴人們，無限的自由只應當屬於心靈，絕對的自由只應當在思想範疇實現，而社會自由則必須受到正義原則和人道原則的嚴格制約。另一領域中，經濟危機則告訴人們，追求個人利益並不是當然具有與社會整體發展邏輯一致的合理性。
自由市場經濟受到歷史性質疑。從這種質疑中，湧現出改良和徹底否定兩種思潮。
改良主義思潮中產生的改良措施主要有兩類。一是通過以人道原則為基礎創制的法律以及工會制度，制約“契約自由”，保護弱勢者，成功地消減了人道主義災難；二是通過國家運用法律措施和經濟杠杆實施的總體調控，使自由市場經濟具備整體協調性，從而極大弱化了經濟危機的社會效應。迄今為止的史實證明，改良主義取得了成功。
徹底否定的思潮主要表現為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那群臉色蒼白、極端神經質的無政府主義者，除了有能力給歷史留下幾縷政治理想主義的詩意之外，沒有在社會實踐的領域取得任何成功；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無一例外把泯滅多樣性和個性的同一性，視為人類社會的理想。這種把人類變成蟻群式的平等觀顯然違背人性。同時，空想社會主義理論中又缺乏實現理想的現實道路，而沒有現實道路的理想，只能被冠以“空想”。
在徹底否定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中，唯有馬克思主義，以鐵與血的實踐，在歷史上劈開永遠難以癒合的傷痕。馬克思主義的崛起表明，一種意志或者理論是否能夠震撼社會現實，並不取決於它是否具有真理性，而取決於常常處在愚昧狀態的人類是否相信它具有絕對真理性。馬克思主義就是披著真理聖袍的魔鬼。
馬克思主義最初之所以能在相當多的人心中震盪起創造歷史的激情，主要在於下列因素。
首先，馬克思主義批判的鋒芒直指自由市場經濟引發的人道災難，並把苦難的勞工階層的解放，宣稱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馬克思主義由此獲得政治道德的魅力。就這樣，同夏夜的星空一起使康得心靈震撼的道德原則，便拉開了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上演的道德悲劇。
其次，馬克思主義不僅設計了共產主義的理想，而且還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的必然邏輯，築成通向理想的理論道路。儘管心靈本質上是超邏輯的，而且歷史的進程也總是侮辱必然的邏輯，但人類卻又往往在現實的範疇內被邏輯編造出的一系列因果關係迷惑，而走入思想的誤區。通向共產主義的理論邏輯是虛構的必然，但由於邏輯的力量，虛構的理論卻使共產主義由理想沉降為“必然”實現的現實目標。理想的魅力在於心靈對幸福的追求；現實目標的魅力在於實用主義的權衡。馬克思設計的共產主義則是理想的魅力和現實目標魅力的疊加，是心靈對幸福的追求和實用主義權衡的統一。儘管所有這一切都是精巧的理論虛構，然而，虛構的理論往往比真理更具吸引力。這是屬於人的精神的荒謬之處。
另外，馬克思主義還充滿魔鬼的誘惑——它允諾人們在神聖的理想主義的旗幟下，充分發洩獸性。
道德是艱難的。因為，道德要馴化人生命中的獸性。獸性與生命本能同在，而本能是來自自然，來自大地的力量。人類精神的基本努力之一，就在於將本能的獸性關入道德的鐵牢。不過，我們每日每夜都能聽到獸性本能瘋狂的呼嗥。它渴望在神聖的名義下，獲得發洩的機會。
當共產主義成為絕對真理和最高道德價值，當馬克思主義斷言，為實現共產主義，必須用鐵血方式消滅一個以資產階級命名的人類社會階層時，獸性便找到了肆意妄為的道德藉口。與共產主義運動相伴百年的人道主義大災難，都是獸性在神聖理想之旗下狂歡的結果。
雖然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曾經在世界東方激起虛假的理想主義狂潮，雖然擁有十四億人的中國，仍然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殖民地而存在，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實踐進程必將被歷史否定。原因只在於，馬克思主義違背自由人性的基本原則。
在所有生命哲學中，最卑俗並缺乏智慧靈性的，莫過於唯物論。馬克思將人歸結為物的存在形式，由此否定了人類生命的本質在於精神。馬克思式的拜物教沒有能力理解，精神是超越物性實體存在的意境性存在，而意境性存在是對宇宙本質的更深刻的表述，或者說，意境性存在構成宇宙的心靈。
人正由於是意境性的精神存在，才獲得高於萬物的獨立命運，才成為自由的可能。確認人的本質在於物，就等於確認人活著是一塊會喜怒哀樂的物，死去則是一塊註定腐爛發臭的肉。人的精神神聖性和心靈的高貴感因此蕩然無存。
人一旦被歸結為物，物欲就當然成為絕對價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各個理論系統中，物欲都被以各種變動的方式，描繪成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之源。審美激情、精神信仰、道德信念，所有這些使人類走向美麗與高貴意境的心靈衝動，都被物欲至上論逐出歷史進程。人類的歷史不再是精神的史詩，物欲則主宰著人類的命運。
於是，人就以物的名義蔑視屬於心靈的道德戒律——人本質上成為道德之外的存在，而物欲有一顆獸性的心。這正是所有攫取絕對權力的馬克思主義暴君無一例外淪為嗜血狂魔的哲學原因；這也是當代中國人整體上淪為非道德存在的哲學根據。
如果說最卑賤的哲學理論是唯物論，那麼，最陰森的哲學理念便是物性宿命論。而馬克思哲學則既卑賤，又陰森。
馬克思哲學的物性宿命論斷言，歷史本質上是依據物性必然規律運行的；歷史進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顯然，這種斷言剝奪了人類根據自己的意志和對幸福的理解創造命運的權利。創造歷史的意志降下風帆的地方，奴性就開始了。對於人類，作宿命必然性的奴隸，比作強權的奴隸更可悲。因為，前者象徵著心靈的屈服。
或許自然歷史屬於物性必然規律的範疇，但自然歷史之上的人類文明史，則屬於意志的領域。人類正是通過意志創造的文明史，超越自然進程的必然性，追求並實現心靈的自由。而追求與實現自由，則構成人類存在價值的標誌。
物性宿命論肯定物性必然規律具有主宰人類歷史的權威。這同否定自由和人的價值是同一回事——人的歷史是由物性必然規律在時間起點之處塗抹好的畫卷逐漸展現的宿命過程，而不是從人的心靈間湧現的意志與願望所創造的自由命運。在這種陰森的宿命論下，人的價值難以找到根據。因為，否定自由，就否定了人的價值。
人的尊嚴和幸福，取決於心靈自由外化為現實社會的基本人權。而基本人權需要得到國家權力的保障。極權主義的國家權力卻是心靈自由和基本人權的死敵。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則構造出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從心靈到社會生活的全面極權主義統治。
馬克思以遠在歷史地平線之外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名義，證明實施極端極權主義的現實權力的合理性。他要求人類放棄作自由人的現實權利，去作極權主義的信徒，並斷言唯有如此，才能最終實現人類最美好理想。馬克思就這樣設想出自我完滿卻又違反人性的邏輯。因為，今日的極權主義信徒，絕不可能成為屬於明日的自由理想的生命種子。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也告訴歷史，共產主義是無法實現的夢幻，而現實中的極端極權主義已經成為萬惡之源。
馬克思主義的反人性因素的終極表現，在於仇恨崇拜。馬克思用詭辯邏輯，將一種特殊的仇恨形式，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仇恨，推導為階級社會發展的心理動力和最高道德。
自由資本主義初期，人道主義災難造成的“無產階級”及其悲慘的境遇，毫無疑問應當受到歷史性關注。正由於境遇悲慘，“無產階級”是一個最少文化素質的社會階層。幫助無產階級擺脫其悲慘處境，並“消滅”無產階級，正是社會正義的要求，也是人類良知的天職。然而，馬克思卻將“無產階級”，這樣一個最少文化素質的社會階層，視為代表人類前途的階級。這就使關注勞工苦難的全部道德思考，轉化為反人性的理論謊言——文化是人類高於萬物的原因，肯定最少文化素質的階級代表人類的前途，是反文化的，因而是反人性的。
仇恨被推崇為階級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仇恨的神聖化和道德化便不可避免。身披道德金袍又受到神聖理由加冕的仇恨中，必然湧現出不受法律約束，也蔑視人道要求的無限暴力。
強制力對於建立和維持正義永遠是必要的。但是，強制力一旦超越人道原則和法的精神，成為無限的暴力，獸性就將主宰人的命運。正由於此，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歷史都是獸性肆虐的過程。
對馬克思主義反人性因素討論至此，猝然降臨的悲哀斬斷我的思緒。我為近代中國文人而悲哀。這群卑賤的思想乞丐，放棄中國文化人格的尊嚴之後，乞討到的竟是人性之敵——西方文化中極端極權主義的經典表述，即馬克思主義。
或許，這正是命運對背叛文化祖國的卑賤者的懲罰。
（未完待續）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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