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4日報導】（中央社記者蔡蕙如華盛頓特稿）美國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增加未來經濟發展不確定性；處於全球經濟轉型節點時刻，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都同意，新興經濟體將逐漸取代已開發工業國家，在未來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與此同時，若雙方對責任分擔與權力分配無法取得共識，兩者衝突恐有加深之虞。
本次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秋季年會在全球經濟風險升高，油價飆升、美元下跌與信貸危機等背景下舉行。IMF總裁拉多在會議閉幕表示：「去年此時我們會面，面對的是機會，今天面對的是不確定性。」
與會的二十四個發展中國家（G24）在會後公報的記者會中，一語道破當前經濟危機與以往的不同：「已開發國家面臨危機，而開發中國家必須盡維持經濟成長之責，這樣的情況史無前例。」
國際貨幣基金會中發表的區域經濟展望報告，預示這樣的發展。報告顯示，新興市場正以超過工業國家經濟體兩倍的速度成長，而中國、印度與俄羅斯在今年上半年佔了全球成長的一半。
根據這份最新報告，歐美國家明年成長將減速，而新興經濟體將成為成長引擎。在亞洲新興經濟國，預估今年經濟成長可達百分之九點二，明年百分之八點三。
非洲國家雖然仍在對抗貧窮，今年成長也估計可達百分之五點七，明年為百分之六點五；撒哈拉以南國家今年則預估達百分之六點一，明年更高達百分之六點八。
拉多說：「新興經濟體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穩定因素。」但離會場不遠處，國際金融協會也警告，新興經濟體雖逃過震撼美歐金融市場的次級房貸與結構型融資危機，但有可能引發投資人熱錢投入，造成另一場金融泡沫。
或者是泡沫，或者是穩定，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隨著國際經濟體中扮演的份量加重，是相對的責任：而對國際金融組織來說，當全球成長與金融健全逐漸仰賴新興市場經濟，而非壓倒性地仰賴工業國家，其工作與治理結構也必須反應這樣的現實。
然而，目前為止除了政治語言，難以看到雙方有真正的行動共識，足以解決責任與權力分配間的矛盾。
首次參加年會的世界銀行新任總裁左里克兩年前任職美國副國務卿時，便曾經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說法；他在年會中，除了矢言對抗貧窮，也指出開發中國家應在全球化發展中負擔更多責任，並在記者會中，點名希望中國與世銀合作處理第三世界國家議題。
身為世界經濟體一員，中國顯然在許多議題上有責任歸屬，例如對抗全球暖化。左里克的呼籲也點出目前世界銀行在對抗非洲貧窮問題上面臨的問題：世界銀行幫助窮國的募款計畫早已因這些國家的貪污問題面臨向富裕國家募款困難，如今先進國家面對經濟減速的不確定因素更讓募款困難度增高。
同時，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其資金大量流入非洲等自然資源豐沛的第三世界國家；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對先進國家以外的新興國家負債，讓剛豁免某些非洲國家債務的先進國家擔憂投資透明度問題，也批評非洲國家再度舉債的狀況是否會讓先前努力功虧一簣。
不過，對於新崛起的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眼前更為重要的仍是經濟成長，以及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議題。他們持續批評在機構中的發言與代表權不足，無法參與重要決策與人事任命，讓世銀與IMF面臨重重挑戰。
這兩個機構雖聲明將解決問題，但改革成效遭受質疑。面對世界經濟局勢轉變，他們也亟欲尋求重新定位；然而，IMF今年六月做出三十年來的監督政策修訂，要求會員國避免可能引起對國家外部不穩定的匯率政策，這項新規定遭中國代表批判是干預自主。
IMF的政策呼應了歐美國家強調中國匯率過低造成全球失衡，不加快調整匯率政策會導致不穩定；但中國不只一次表示，匯率政策快速改革會導致中國內部不穩定。
場內共識難以凝聚。而場外一如以往，聚集了以反全球化、反戰、環境議題為訴求的抗議群眾，控訴社會公義為經濟發展犧牲。層層的警戒與週邊道路封鎖，隔絕了抗議民眾與掌管各國經濟的財政與央行代表。
全球化的利弊仍在辯論之中。世界享受全球化果實同時，也製造第三世界的被剝削勞工；然而，當這些亞洲血汗工廠的勞工與非洲棉農也必須面臨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可能進一步導致全球經濟風險時，全球化已是大勢所趨，先進國家對新興國家仰賴勢必與日遽增，而新興國家也不可能在全球化經濟體中置身事外。
只是，面對全球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欲延續全球化成果的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顯然必須共同解決兩者間存在的矛盾與衝突，在責任與權力分配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才可能真正重塑全球經濟中穩定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