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崛起 全球共生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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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2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蔡蕙如华盛顿特稿)美国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增加未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处于全球经济转型节点时刻,先进国家与开发中国家都同意,新兴经济体将逐渐取代已开发工业国家,在未来全球经济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与此同时,若双方对责任分担与权力分配无法取得共识,两者冲突恐有加深之虞。

本次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IMF)秋季年会在全球经济风险升高,油价飙升、美元下跌与信贷危机等背景下举行。IMF总裁拉多在会议闭幕表示:“去年此时我们会面,面对的是机会,今天面对的是不确定性。”

与会的二十四个发展中国家(G24)在会后公报的记者会中,一语道破当前经济危机与以往的不同:“已开发国家面临危机,而开发中国家必须尽维持经济成长之责,这样的情况史无前例。”

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发表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预示这样的发展。报告显示,新兴市场正以超过工业国家经济体两倍的速度成长,而中国、印度与俄罗斯在今年上半年占了全球成长的一半。

根据这份最新报告,欧美国家明年成长将减速,而新兴经济体将成为成长引擎。在亚洲新兴经济国,预估今年经济成长可达百分之九点二,明年百分之八点三。

非洲国家虽然仍在对抗贫穷,今年成长也估计可达百分之五点七,明年为百分之六点五;撒哈拉以南国家今年则预估达百分之六点一,明年更高达百分之六点八。

拉多说:“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稳定因素。”但离会场不远处,国际金融协会也警告,新兴经济体虽逃过震撼美欧金融市场的次级房贷与结构型融资危机,但有可能引发投资人热钱投入,造成另一场金融泡沫。

或者是泡沫,或者是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国际经济体中扮演的份量加重,是相对的责任:而对国际金融组织来说,当全球成长与金融健全逐渐仰赖新兴市场经济,而非压倒性地仰赖工业国家,其工作与治理结构也必须反应这样的现实。

然而,目前为止除了政治语言,难以看到双方有真正的行动共识,足以解决责任与权力分配间的矛盾。

首次参加年会的世界银行新任总裁左里克两年前任职美国副国务卿时,便曾经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说法;他在年会中,除了矢言对抗贫穷,也指出开发中国家应在全球化发展中负担更多责任,并在记者会中,点名希望中国与世银合作处理第三世界国家议题。

身为世界经济体一员,中国显然在许多议题上有责任归属,例如对抗全球暖化。左里克的呼吁也点出目前世界银行在对抗非洲贫穷问题上面临的问题:世界银行帮助穷国的募款计划早已因这些国家的贪污问题面临向富裕国家募款困难,如今先进国家面对经济减速的不确定因素更让募款困难度增高。

同时,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其资金大量流入非洲等自然资源丰沛的第三世界国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对先进国家以外的新兴国家负债,让刚豁免某些非洲国家债务的先进国家担忧投资透明度问题,也批评非洲国家再度举债的状况是否会让先前努力功亏一篑。

不过,对于新崛起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眼前更为重要的仍是经济成长,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议题。他们持续批评在机构中的发言与代表权不足,无法参与重要决策与人事任命,让世银与IMF面临重重挑战。

这两个机构虽声明将解决问题,但改革成效遭受质疑。面对世界经济局势转变,他们也亟欲寻求重新定位;然而,IMF今年六月做出三十年来的监督政策修订,要求会员国避免可能引起对国家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这项新规定遭中国代表批判是干预自主。

IMF的政策呼应了欧美国家强调中国汇率过低造成全球失衡,不加快调整汇率政策会导致不稳定;但中国不只一次表示,汇率政策快速改革会导致中国内部不稳定。

场内共识难以凝聚。而场外一如以往,聚集了以反全球化、反战、环境议题为诉求的抗议群众,控诉社会公义为经济发展牺牲。层层的警戒与周边道路封锁,隔绝了抗议民众与掌管各国经济的财政与央行代表。

全球化的利弊仍在辩论之中。世界享受全球化果实同时,也制造第三世界的被剥削劳工;然而,当这些亚洲血汗工厂的劳工与非洲棉农也必须面临美国次级房贷风暴可能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风险时,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先进国家对新兴国家仰赖势必与日遽增,而新兴国家也不可能在全球化经济体中置身事外。

只是,面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欲延续全球化成果的开发中国家与已开发国家显然必须共同解决两者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在责任与权力分配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才可能真正重塑全球经济中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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