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胡適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批評

邵建

人氣 22
標籤: ,

【大紀元12月3日訊】胡適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批評是通過對陳獨秀的批評完成的,因為陳是一個信奉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共產黨人。陳獨秀秉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解釋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胡適的看法則正好相反。在針鋒相對的兩種看法中,誰的看法更具合理性呢?

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自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始,到了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所有國民小學第一、二年級的教材,俱用白話文。以此通令為標誌,前後三年時間,白話文與文言文的博弈,便獲得了根本性的勝利。這大大縮短了運動肇始者的預算。1923年,胡適寫信給美國的韋蓮司,說:「說到中國的文學革命,我是一個催生者。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這件事差不多已經完成了。我們在 1917年開始[這個運動]的時候,我們預計了需要十年的討論,到達成功則需要二十年。可是就時間上來說,[現在]已經完全成熟了,這要感謝過去一千年來無數無名的白話作家!」

在胡適看來,「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比宗教更為保守」,因為「當一種社會上的事物,深入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之時,它就變成非常保守的東西了」。語言正是這樣一種東西。就胡適本人而言,他也是個保守主義者。不過因了美國幾位留學朋友的刺激,轉取了一種激進態度。還沒回國,便碰上了陳獨秀他們這撥更激進的朋友,遂使這場運動以激進的方式展開。結果,三年時間,語言這個最保守的對象在現代中國就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那麼,變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陳獨秀和胡適各有不同的看法。

1923年,陳獨秀在《科學與人生觀序》後的一封信中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 陳獨秀的表述固有他的道理,我們一眼就可以看透其後的思想資源,那也是我們幾十年來最熟悉的一種哲學理論。

但,胡適很直截了當地表示了對陳的不認同。「獨秀這番議論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立場說的」,經濟史觀作為一個角度並非不可以,但問題在於,在陳獨秀那裡,抑或在陳獨秀以後漫長的歷史階段,經濟史觀成為一種歷史決定論,成為對一切歷史(人物、事件、現象)進行解釋的終極之因。這一點,二、三十年代的胡適看得就很清楚。「歷史事實的解釋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一個『最後之因』就可以解釋的了的」。即以白話而論,一千多年以前,臨濟和尚的徒弟們開始用白話來記載他們老師的禪言,這和「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有什麼關係?白話在上千年的過程中產生了那麼多的傑作,到了明代,出了一個李夢陽,提倡文學復古,於是文回秦漢,詩回盛唐,這又和「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有什麼關係?文學史的變遷代有升降,而絕不相沿。如果論及原因,胡適認為「其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都不能用一個『最後之因』去解釋說明」。

可以看出,陳獨秀和胡適的不同是兩種歷史觀的不同,一種是「唯經濟史觀」(後來它有我們更熟悉的名字「唯物史觀」),一種是多因雜陳的「反唯」史觀,且不管你「唯」的是什麼。它們之間的分歧,也就是「一元」和「多元」的區異。胡適是個多元論者,他之不認同陳獨秀,不在於陳的經濟角度,而在於對方把其他角度排斥後使這個角度變成了單一的「唯」。這樣,歷史就變成了決定論的歷史、宿命的歷史,在這樣的歷史格局中,人則成為歷史藉以實現它自己的工具。

反對一元論,反對決定論,持這樣的歷史觀勢必是一個反必然的偶然論者。1927年,胡適到英國,一次和英國比爾德教授泛論歷史,胡適提出了這樣一個見解,「歷史上有許多事是起於偶然的,個人的嗜好,一時的錯誤,無意的碰巧,皆足以開一新局面。當其初起時,誰也不注意。以後越走越遠,回視作始之時,幾同隔世!」胡適舉的例子是造字,西洋人和中國人開始造字同出於會意象形,後來一趨字母,一趨表意,很難說不是偶然的。然而,幾千年以後,兩大系統的文字就截然不同了。胡適又舉了個婦女纏足的例子,開始不過是宮廷中一二人的作始,後來貴族婦人傚法,再後來平民亦傚法,最後就成為一種「當然」,而這種「當然」和經濟也沒有關係。因此,接過話頭的比爾德教授,實際上表達了胡適要表達的意思:「史家往往求因果,其實去題甚遠。有許多大變遷,與其歸功於某種原因,如經濟組織之類,遠不如此偶然與模仿說也。試問纏足能以經濟組織來解釋否?『之』字變成『他』,能用經濟來解釋否?」

回到白話文運動,胡適梳理了一系列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最後,針對陳獨秀奉為圭臬的「最後之因」(即經濟),胡適作了很精彩的解構:

治歷史的人應該向這種傳記材料裡去尋求那多元的,個別的因素,而不應該走偷懶的路,妄想用一個「最後之因」來解釋一切的歷史事實。無論你抬出來的「最後之因」是「神」,是「性」,是「心靈」,或是「生產方式」,都可以解釋一切歷史;但是,正因為個個「最後之因」都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所以都不能解釋任何歷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拿「最後之因」的法寶解決一切歷史之後,你還得解釋「同在這個『最後之因』之下,陳獨秀為什麼和林琴南不同?胡適為什麼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後之因」可以解釋胡適,同時又可以解釋胡先骕,那豈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釋一切歷史的「最後之因」,都是歷史學者認為最無用的玩意兒,因為他們其實都不能解釋什麼具體的歷史事實。

胡適的歷史觀一以貫之,晚年的他在台灣關於白話文的一次講演中,再度重複了上面的意思:

現在有一些講歷史的人,常常說:「歷史是唯物的」,這是用經濟的原因來解釋一切歷史。又有些人主張用英雄觀念來解釋歷史,甚至於用「性學」的觀念來解釋,就是說歷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於性的問題不能滿足而發生的。這些解釋都為歷史的一元論。

而胡適認為,歷史上許多大事的來源,包括當年的白話文運動,「也都是偶然的,並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論解釋。」(同上)

可見,胡適用力反對「最後之因」,其實是在反對「一元論」。

案:胡適和陳獨秀在歷史觀上不同,最可見他們在1923年為「科學與人生觀」大討論所寫的序與(往來)書信。當胡適對陳獨秀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時,陳希望胡適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即用它來解釋一切問題或所有問題。胡適一則回答陳獨秀:「我們雖然極歡迎『經濟史觀』來做一種重要的史學工具,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思想和知識等事也都是『客觀的原因』,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與此同時,胡適也明告陳獨秀:「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胡適很清楚,這一步一進,他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他卻是實驗主義的信徒(儘管這兩個都是來自西方的主義有很為相近的地方)。陳獨秀在最後的回信中,也很乾脆,以列表方式直接把他的歷史「一元論」闡發殆盡,這一元便是「經濟」之一元,在它的統攝下,則有「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他也指出,在歷史「多元論」的譜系中,經濟和制度宗教思想等就不是統攝關係而是並列關係。以比喻的說法,制度宗教思想等在經濟面前,是「經濟的兒子」,而胡適之卻把它們「當作是經濟的弟兄」。陳獨秀坦陳:「這本是適之和我們爭論之焦點」。

道不同不相為謀。《新青年》中最重要的兩個人,不是因為別的,而是思想路徑不同,最終分道揚鑣(儘管他們的私誼始終存在)。他們的分手,意味著20世紀2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分化,也意味著《新青年》的精神解體。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相關新聞
杜正勝自比胡適信徒  余光中:胡適也用成語
邵新弈:暴君獨裁的基礎是人民的沉默
馬恆雋:論黨文化中幾個所謂的經典理論(4)
衛華:論唯物史觀的破產
最熱視頻
【新聞看點】廣州傳下死令 G7歐盟溯源火烤世衛
【專訪】前黨媒高官:良心抗命 流亡30載無悔
【遠見快評】反外國制裁法 北京揮「七傷拳」?
【小宇宙傳説】男孩天堂一遊 帶給您新的思考
【秦鵬直播】《無間道》恐成絕唱 疫苗大戰打響
【財商天下】白鶴灘水電站 抄到世界第一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