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胡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评

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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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3日讯】胡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评是通过对陈独秀的批评完成的,因为陈是一个信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陈独秀秉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胡适的看法则正好相反。在针锋相对的两种看法中,谁的看法更具合理性呢?

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自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始,到了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所有国民小学第一、二年级的教材,俱用白话文。以此通令为标志,前后三年时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博弈,便获得了根本性的胜利。这大大缩短了运动肇始者的预算。1923年,胡适写信给美国的韦莲司,说:“说到中国的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们在 1917年开始[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预计了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这要感谢过去一千年来无数无名的白话作家!”

在胡适看来,“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更为保守”,因为“当一种社会上的事物,深入群众而为群众所接受之时,它就变成非常保守的东西了”。语言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就胡适本人而言,他也是个保守主义者。不过因了美国几位留学朋友的刺激,转取了一种激进态度。还没回国,便碰上了陈独秀他们这拨更激进的朋友,遂使这场运动以激进的方式展开。结果,三年时间,语言这个最保守的对象在现代中国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陈独秀和胡适各有不同的看法。

1923年,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后的一封信中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陈独秀的表述固有他的道理,我们一眼就可以看透其后的思想资源,那也是我们几十年来最熟悉的一种哲学理论。

但,胡适很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陈的不认同。“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经济史观作为一个角度并非不可以,但问题在于,在陈独秀那里,抑或在陈独秀以后漫长的历史阶段,经济史观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成为对一切历史(人物、事件、现象)进行解释的终极之因。这一点,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看得就很清楚。“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的了的”。即以白话而论,一千多年以前,临济和尚的徒弟们开始用白话来记载他们老师的禅言,这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关系?白话在上千年的过程中产生了那么多的杰作,到了明代,出了一个李梦阳,提倡文学复古,于是文回秦汉,诗回盛唐,这又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关系?文学史的变迁代有升降,而绝不相沿。如果论及原因,胡适认为“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可以看出,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是两种历史观的不同,一种是“唯经济史观”(后来它有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唯物史观”),一种是多因杂陈的“反唯”史观,且不管你“唯”的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就是“一元”和“多元”的区异。胡适是个多元论者,他之不认同陈独秀,不在于陈的经济角度,而在于对方把其他角度排斥后使这个角度变成了单一的“唯”。这样,历史就变成了决定论的历史、宿命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中,人则成为历史藉以实现它自己的工具。

反对一元论,反对决定论,持这样的历史观势必是一个反必然的偶然论者。1927年,胡适到英国,一次和英国比尔德教授泛论历史,胡适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胡适举的例子是造字,西洋人和中国人开始造字同出于会意象形,后来一趋字母,一趋表意,很难说不是偶然的。然而,几千年以后,两大系统的文字就截然不同了。胡适又举了个妇女缠足的例子,开始不过是宫廷中一二人的作始,后来贵族妇人效法,再后来平民亦效法,最后就成为一种“当然”,而这种“当然”和经济也没有关系。因此,接过话头的比尔德教授,实际上表达了胡适要表达的意思:“史家往往求因果,其实去题甚远。有许多大变迁,与其归功于某种原因,如经济组织之类,远不如此偶然与模仿说也。试问缠足能以经济组织来解释否?‘之’字变成‘他’,能用经济来解释否?”

回到白话文运动,胡适梳理了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最后,针对陈独秀奉为圭臬的“最后之因”(即经济),胡适作了很精彩的解构: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拿“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胡适的历史观一以贯之,晚年的他在台湾关于白话文的一次讲演中,再度重复了上面的意思:

现在有一些讲历史的人,常常说:“历史是唯物的”,这是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一切历史。又有些人主张用英雄观念来解释历史,甚至于用“性学”的观念来解释,就是说历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于性的问题不能满足而发生的。这些解释都为历史的一元论。

而胡适认为,历史上许多大事的来源,包括当年的白话文运动,“也都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解释。”(同上)

可见,胡适用力反对“最后之因”,其实是在反对“一元论”。

案:胡适和陈独秀在历史观上不同,最可见他们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所写的序与(往来)书信。当胡适对陈独秀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时,陈希望胡适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即用它来解释一切问题或所有问题。胡适一则回答陈独秀:“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和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与此同时,胡适也明告陈独秀:“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胡适很清楚,这一步一进,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他却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尽管这两个都是来自西方的主义有很为相近的地方)。陈独秀在最后的回信中,也很干脆,以列表方式直接把他的历史“一元论”阐发殆尽,这一元便是“经济”之一元,在它的统摄下,则有“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他也指出,在历史“多元论”的谱系中,经济和制度宗教思想等就不是统摄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以比喻的说法,制度宗教思想等在经济面前,是“经济的儿子”,而胡适之却把它们“当作是经济的弟兄”。陈独秀坦陈:“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焦点”。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思想路径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尽管他们的私谊始终存在)。他们的分手,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也意味着《新青年》的精神解体。

──原载《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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