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1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12月30日】
二OO八年到來了。
半世紀前的這個年頭，一九五八及其後的幾年裡，一片鑼鼓喧闐、紅旗招展，掩蓋著絕望中的疲勞、飢餓、死亡。當時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無聲的，沒有葬儀，草草掩埋，親人鄰里也在生死掙扎中，甚至失去放聲一哭的力氣。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還有一家家一戶戶一個村一個鄉連片死光的，誰為他們培土立碑，誰為他們揮淚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過去，官方用納稅人的錢辦過多少隆重的慶典，辦過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為的黨國要人，頭面人物，無一及於不正常年代的千百萬死難者。
餓死多少人？三年大饑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會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災、海嘯地震、車禍空難、疫病流行、戰爭動亂，都會致人死命。而在幾乎所有極權統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獨佔最大的比例。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間全國範圍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劃分三個階段：起始的一個階段是毛澤東自己歸納的「五大運動，三大改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運動①，與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間大約相當於一九五Ｏ年至一九五六年；末後一個階段是從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提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基本路線，以階級鬥爭為綱，開展農村「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迄一九六六年開始的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兩個階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現的刑訊逼供，錯判錯殺，有以群眾運動形式出現的鬥爭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軟刀子殺人的種種辦法，或侮辱虐待，或斷其生路，造成名為自殺其實無異於他殺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後——前三年可從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和機關肅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都有無辜者死於非命；其後三年則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紅旗」後，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一九六一年直接間接死於飢餓的大饑荒時期。
這一次大饑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說「死人無算」，因為沒有官方數字。在當時是封鎖消息，在事後則行若無事。以戶籍制度嚴密著稱的大陸中國，哪家哪戶住進個外來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員會會同街道辦事處，乃至上報公安派出所來「查戶口」，難道死了成千上萬的人，竟留不下相關的記錄？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示人，就是銷毀了檔案。以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說「死亡人數超過三千萬人，另外還少出生了三千三百萬人」，還有的說達到了四千萬人以上。總之，這是全人類二十世紀和平時期人數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慘的哀鴻遍野，餓殍載道，甚至「人相食」的慘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後果，追問它的原因，則大饑荒的製造者諉過於天，堅不改口，我們眾多城市中人也多人云亦云，至今許多主流媒體還在沿用「三年自然災害」的統一提法。我是遲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雜誌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這三年，並無全局性的自然災害，在這個事實基礎上，人們查閱有關年份的人口記錄，減去依歷年平均死亡率計算的人數後，得出三年間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之譜的初步結論。更確切的數據，還有待國家民政部門、公安部門、統計部門和檔案部門詳加披露。
既然不能歸咎於天，那必然要問責於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即習稱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折衷看法。他又曾向毛澤東說過「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這樣露骨的話。雖然對大饑荒的逐步形成，劉少奇自亦不能辭其咎，但他在關鍵時刻有此直言，畢竟是嚴肅負責的態度，但也正是這一直言，開罪了毛澤東。
千百萬普通人的生命如螻蟻，如鴻毛，如敝屣
說到人禍，按照當時有些人的解釋，包括中蘇關係緊張後向蘇方還債的因素。然而，今天看來，這仍是推卸責任的一個藉口。不過，在那次大會上，毛澤東也不得不在七千名黨員干部面前，承認「我們這幾年工作上的缺點、錯誤」，並且作了簡短的表態說，「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雖說語焉不詳，蜻蜓點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經很不容易。果然，到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謂「黑暗風」、「翻案風」，指責別人把形勢說得一團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萬條生命，只是由於各級組織和幹部「工作上的缺點、錯誤」，不過是相對於「九個指頭（成績）」的「一個指頭」罷了。這令人想起斯大林說的，「死一個人是悲劇，死幾百萬人是個數字」。毛澤東更是青出於藍，他在說明原子彈不可怕，核戰爭亦不足畏時，很輕巧地說過：死一半人，還有三億——當時中國人口是六億。這樣的話傳出後，不但印度總理尼赫魯大大吃驚，就連中共黨內許多人也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他們敬愛的偉大領袖親口說的。但也只有從這個高度去領會毛澤東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為什麼會說「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在這個指導思想下，生產勞動也發動人海戰術式的「大兵團作戰」，不但調動七千萬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國農村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搞全民大煉鋼鐵動員九千萬人。典型的「馬上得天下」，復在「馬上治之」，仍然採取戰爭時期的社會動員方式，名為群眾運動，實為運動群眾，強迫命令加瞎指揮，大肆違反自然規律和價值規律，導致經濟混亂，生產凋敝，全國城鄉都處於飢餓的威脅下，餓死的首先是農民，幾千萬人（絕大多數為農業勞動者）默默地走向死亡，這是被剝奪了生存權的弱勢人群，更遑論話語權，五十年前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五十年來依然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那些人和事不見敘述，那些因和果不見研究，有個別人做了這方面的工作，卻被現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聞出版的體制所封殺。廣大在大饑荒中僥倖不死的人，也被剝奪了知情權和表達權。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確實開闢了一個新時期，但因實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開放，不久就在意識形態方面層層設卡，對例如反右、文革的話題，日益嚴控，諱莫如深，與此同時，對一九五八年後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同樣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來，隨著一兩代過來人陸續老去，四五十歲以下的中青年，對課本中絕不涉及的某些歷史現象全無所知，或略有所知卻是經過歪曲偽造的，無法辨別真偽。可見強制遺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謂沒有奏效。
拒絕遺忘：他們死於「三面紅旗」
中國大陸正走向老齡社會，有關方面公佈，目前六十歲以上的人口已達一億四千萬人；換一個角度，就是說，生於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記事的親歷者，只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魚米之鄉無錫南門外五里湖邊北祁頭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鄉為母親奔喪，在告別式上想起從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景：處於飢餓狀態中的父母，總要省下小半勺，讓他這個六七歲的孩子多吃點——「我回顧這段經歷，村上所有為我母親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歲的壯年人，都失聲痛哭。」（《隨筆》今年第五期）可見，畢竟還有一億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見證，這個人數，比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議人們，首先是曾經親歷大饑荒年代的這一億幾千萬人，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為大饑荒中的死難者放聲一哭，為一九五八年前後的死難者放聲一哭，這是壓抑了半個世紀的一腔懷念、痛楚和幽憤，——當時的死者無力一哭，當時的生者欲哭無淚——時至今日，難道還不該一吐塊壘麼。大饑荒和其他非正常死亡的製造者，以及拚命維護他們治績的後繼者們，千方百計且不惜以暴力封鎖歷史真相，企圖扼殺我們的記憶，但集體記憶仍然活在民間上億人的個體記憶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歲的人，是被譽為「生（長）在紅旗下」的第一代，他們記得許多諾言和謊言，卻也能記得近親和遠親如何在「紅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確切地說，是死於「三面紅旗」下！
但比他們更年輕的一兩代人，則不知道何謂「三面紅旗」了。比較極端的例子，一些年輕人甚至把長輩的真實記憶，當作荒誕無稽的笑談。
這裡不能不為四五十歲以下的讀者多說幾句：「三面紅旗」，指的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何謂總路線？何謂大躍進？何謂人民公社？
「三面紅旗」第一面——總路線
第一面紅旗——總路線，在這裡是指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並經大會通過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這只是一個鼓動口號，怎麼能構成一條政治路線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專家，而僅僅這十九個字後面，的確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農業合作化速度問題上，毛澤東就大反過「小腳女人」——以鄧子恢為代表的「右傾保守思想」以至「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在短短幾個月內出現了全國大多數農戶入社的高潮。毛澤東據此要求各級黨委做「促進會」，使本來要用十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完成的農業合作化即對農民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的剝奪，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這又推動了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公私合營，變相沒收，對資產階級私人所有的資產的剝奪；同時，還推動了基本建設和工業生產的高潮，實則是急躁冒進，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因此，周恩來、劉少奇等著眼於經濟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進」，毛澤東極為不滿，但他暫時按兵不動，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謂反右派鬥爭結束，他在政治鬥爭中佔了上風，便回過頭來就經濟問題指責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說去年「來了一個右傾」，「來了一個鬆勁」，說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把這個口號掃掉了」，「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本來，最早是周恩來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在後來的實際運作中，周恩來發現急躁冒進傾向跟貪多求快、不顧好省分不開，故在八大審定《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時，刪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這個短語，不料這就成為毛澤東敲打他的口實。又如毛澤東十分反感「穩妥可靠」這個話，主張代之以「充分可靠」。這類事一再發生。凡此，都不僅僅是文字上的差異，也不僅僅是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之爭。毛動輒指責右傾，已經有把意見分歧上升為路線鬥爭的趨勢，只是引而不發罷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寧會議上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時，毛澤東又一再指責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搞得六億人民沒有勁」，說：「在經濟建設裡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沒有什麼不好，反冒進……把一些同志拋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主人士陳銘樞等在「鳴放」時向毛澤東提的批評意見，陳已在反右派時打倒，此刻毛把黨內的「反冒進」相提並論，矛頭所向呼之慾出。
毛澤東主張的鬥爭哲學，圍繞著一個權字。在黨外鬥爭中，他是為了爭奪黨的領導權即統治權，扞衛一黨專政；在黨內，他是為了爭奪領導地位，扞衛個人獨裁。在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後，他從種種跡象預感到大權旁落的危機，以為第一線的同僚們要把他架空為黨的「名譽主席」，因而步步為營地加緊部署，以加速革命、建設的步伐，來加強發言權，鞏固「領導地位」。
毛深知要先抓輿論，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就率先透露了南寧會議的「精神」。鼓足幹勁者，針對的是反冒進一派的「松勁」，力爭上游者，針對的是「穩妥可靠」之安居「中游」。這兩句再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挑戰意味十足。這是第一面「紅旗」——總路線的由來和玄機。
「三面紅旗」第二面——大躍進
第二面「紅旗」是大躍進。
一九五七年秋，毛澤東見人民日報社論使用「大躍進」一詞，誇獎「發明」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因為對「冒進」的批評使他耿耿於懷，他終於找到了「躍進」這個褒義詞用來自我表述。
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慶典，聽說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要在十五年趕上美國。他隨即提出中國要在十五年超過英國，三十年趕上美國。這是國際上的「趕超」大目標。而在國內，他清醒地知道「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所以農業要「以糧為綱」。一九五五年公佈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提出三類地區分別達到畝產糧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但那是預計十二年後即一九六七年才達到的目標。
一九五八年三月，借「反右派」獲勝之勢，中共中央通知全國「開展反浪費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運動」，要求「用同樣的財力和物力，辦出比原定計劃多百分之幾十甚至多好幾十倍的事業」，這就開始失去必要的冷靜了。但這不是一般領導幹部就可簽發的，毛澤東於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就曾規定，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他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儘管他可以批示「不看了」）。此件當然經毛過目。
果然，毛澤東四月十五日寫的署名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刊於六月《紅旗》創刊號），說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革命正向前奮進，「中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國際如此，國內自然尤甚。五月下旬八大二次會議後，各條戰線掀起大躍進的高潮。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報告，提出兩年超過英國。他後來自述，「工業以鋼為綱」，也是在毛問他時，他比照「農業以糧為綱」提出來的。
斯大林曾說過「勝利沖昏頭腦」的話，不知是否包括空想中的「勝利」也能沖昏頭腦。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在制定全面大躍進計劃的同時，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為當年生產一Ｏ七Ｏ萬噸鋼而奮鬥。為什麼是一Ｏ七Ｏ萬噸呢？原來這是一九五七年實際鋼產量五三五萬噸基礎上「翻一番」的指標。請注意，這個「翻一番」「翻兩番」的思路，一直延續下來，甚至往往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總值的遠期描述。
第二個五年計劃更加膨脹：糧食年產量一萬三千至一萬五千億斤，約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二至三倍，鋼年產量八千至一萬噸，約比一九五七年增長十三至十七倍；這已是連續翻番了。
北戴河會議後，人民日報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發表社論《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現在還不知這篇社論的「來頭」，但它在大躍進高潮中的推波助瀾作用是不用置疑的。
一個糧，一個鋼，五年計劃且不說，光是當年的指標，在不斷加熱的政治氣氛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層層下壓，層層加碼。上有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全都壓到幾億農民身上。農村社隊的生產活動，也如七千萬人上河工一樣，類似經典作家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無異於罪犯或奴工服勞役。學習徐水模式，都改為團營連編制，「窪裡吃，窪裡睡」，白天黑夜「連軸轉」。貫徹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翻地越深越好，深到八尺一丈，把陰土都翻了上來，密植越密越好，哪怕密不透風，照片上小孩坐在密植田的莊稼頂上……幹部督戰，但也是事出無奈，他們都向上級立下軍令狀，社隊幹部在三（級）干（部）會上，要經歷挑戰應戰打擂台拔白旗畫烏龜以及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以及「甘居中游」等的批鬥，不得不走上浮誇謊報高指標之路。我六十年代中期到河南，還聽人說起大躍進時社隊幹部一接到三干會通知，都先把頭髮剃光，因為批鬥時是要揪頭髮的，甚焉者去開會時先跟家屬告別，不知這次能不能回來。
河南省新聞出得特別多。省長吳芝圃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當場揭發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右傾，毛澤東帶頭為他鼓掌。於是，六月間河南遂平縣衛星社在四天裡，先後放出了小麥畝產二一Ｏ五斤、三五三Ｏ斤兩顆「高產衛星」。蘇聯放飛了人造衛星，中國也絕不後人。此後，全國一片「衛星上天」之聲。直到第一顆「高產衛星」誕生地所在的信陽專區餓死百萬人，而在同年十一月政治局會議（武昌）已經獲悉農村人口中發現浮腫病。轉過年來，青黃不接時，情況更加嚴重。因為大刮浮誇風時，各社隊紛紛競報「高指標」，接著來的是「高徵購」，按你謊報的產量收購。家家已經盆干缽淨了，還不罷休，認為是干部群眾瞞產私分，便下令大搞「反瞞產」，像蘇聯當年的「餘糧徵集隊」一樣，對農民絕不手軟。農業勞動生產者，不僅是驅使和奴役的對象，且成了搜刮的對象，犯罪嫌疑人。
又是那個人民日報，傳達中共中央的聲音，為了落實當年生產一Ｏ七Ｏ萬噸鋼的突擊任務，號召「土洋結合，大建高爐，多出鋼鐵」。還是主要向農業要勞動力（城市人也要參與，但畢竟帶有走過場性質）。大隊人馬開進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戶戶，砸鍋獻鐵，一切為了「一Ｏ七Ｏ萬噸」！九月底，大煉鋼鐵的人增至五千萬，十月底六千萬，年底多達九千萬，佔全國人口近六分之一。這年年底，冶金部終於說了幾句老實話：土法煉鋼成本每噸二五Ｏ至三ＯＯ元，而生鐵調撥價格全國平均一五Ｏ元，土鐵產量估計至少一千萬噸，總計虧損十五億元左右。全國森林也經歷了空前一劫。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的八屆八中全會，繼續堅持大躍進的方針，要求在一九五九年內完成原定一九六二年完成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並且在十年內（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前）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超過英國。
這就是第二面「紅旗」大躍進的始末。
「三面紅旗」第三面——人民公社
第三面「紅旗」是人民公社。
六十歲以上的過來人都還記得一句順口溜：「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蘇聯已經醞釀在「發達社會主義」基礎上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中國在總路線、大躍進鼓舞下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捷報頻傳，以致劉少奇七月三日在石景山鋼鐵廠說，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了！毛澤東說中國的「一窮二白（指文化落後）」猶如「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長期擔任毛的秘書的陳伯達，立即在《紅旗》雜誌撰文，描繪人民公社的暢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大轟大嗡之下，到十月底，就有一億二千萬戶，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農民「自願」加入人民公社，原屬農業社所有生產資料全部轉歸公社所有，與此相應的是大辦公共食堂。最初為適應集體大生產，統一供應伙食，以解脫社員家務勞動的需要，後來轉入經常；一度惑於「衛星上天」，糧食將會吃不完的好景，索性實行「吃飯不要錢」的敞開供給制，很快發現倉廩空虛，無以為繼，只能供應稀湯寡水，公共食堂便轉化為杜絕農戶私藏糧食的手段。
人民公社的幾億社員，不但在生產上淪為大躍進機器的螺絲釘，在生活上也被管制到戶、到人、到嘴。一九五九年春，全國城鄉市場供應緊張，陳雲說中國糧食問題還沒有過關，須省吃儉用，控制銷量。這樣來保證國家庫存，符合毛澤東「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信念。毛澤東以領袖導師之尊，號召全國「忙時吃乾，閒時吃稀」，又因生豬存欄銳減，而行文全國要求「大養特養其豬」。此時此刻，許多地區的農民自顧不暇，哪裡顧得養豬？黨和政府提倡「低標準」「瓜菜代」，但他們連「代食品」亦不可得。越是浮誇風、共產風颳得厲害的地方，幹部僅求自保，群眾遂成無告。據說中央曾經訊問四川供應情況，是否需要調撥糧食，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兼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打腫臉充胖子，說不需要，使「天府之國」的農民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再如河南，歷代荒年都有外出討口的風習，但時至今日，各級政府嚴控人口，打擊「盲（目）流（竄）」，外出須持生產隊發的「路條」，這對於喪失了人身自由，又無以果腹的農村飢民來說，簡直就是要他們在家裡等死了。蘇聯一九三Ｏ年大饑荒時，各地曾有農民暴動，還有二百萬人外逃出境。這樣的事情在中國都沒有發生。最清廉愛民的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到車站勸阻準備離鄉求活的農民留下來，也只是許之以「自力更生」「生產救災」。河南作家張一弓的名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塑造了大饑荒時為救鄉親甘冒死罪，捨身打開緊鎖的糧倉這一基層幹部形象，但也只是事後的虛構，聊以寄託想像，代償歷史的遺憾而已。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廬山會議，從預擬的反「左」，轉而反「右」，把對「三面紅旗」提出批評的彭德懷、張聞天等打成反黨集團，這是大家都熟悉的。這一反覆，暴露了毛澤東「政治個性」的一個特點，就是絕不認錯，更不會下什麼罪己詔，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不得不回頭時，也要表現為個人天縱英明，是主動「糾偏」，不是別人匡正的結果，他把任何好意的建言都看作對他權威的挑戰，甚至是對他權力的挑戰。因此，更加要堅持「高舉三面紅旗」。廬山會議後，在中共黨內打了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的主要罪名就是「攻擊三面紅旗」②。到一九六Ｏ年三月，中共中央文件批轉貴州一個報告時，還在推廣公共食堂。
前述那位作者文中，說到他家鄉的公共食堂終於撐不住，恢復了每戶分灶吃飯，「當時政府給我們地區農民的糧食是每月十三斤未經加工的麥子，按三十天計，是每天二百一十六克，即四兩出頭點。」須知說的是無錫郊區，魚米之鄉尚且如此！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提出「吃飯第一，建設第二」，實際上宣佈大躍進以失敗告終。這個殘局交給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來收拾。隨後，人民公社也經由「農業六十條」而從大刮共產風的「一大二公」後退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但其「政社合一」的性質不變，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體。
一場不用兵器的大屠殺，准「全民滅絕」的嘗試
「三面紅旗」的惡果，首先是大饑荒，餓死人，不是一下子就能止住的。周恩來發現了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和北大荒農墾系統關押的右派分子大批死亡，立即採取措施，前者將倖存人員遣散，後者陸續調出另行安置。然而廣大農村裡因長期飢餓缺乏營養病弱瀕危的社員，有的還是等不到政策調整見效就死去了。
早年耳熟能詳的一句毛澤東名言，他號召生產救災時說的「不能餓死一個人」，再也不見提起了。因為這三年裡餓死的人何止十萬百萬，而是幾千萬！
主流歷史書寫謂之「三年自然災害」，我們說是「三面紅旗餓死人」。
回顧大饑荒餓死人的歷史事件，繞不開「三面紅旗」，繞不開毛澤東。
我所尊敬的李銳同志曾用三句話概括毛澤東的一生：「革命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革命有功，姑置不論，文革有罪，人所共鑑。然而兩頭之外，中間的十七年裡，僅此一端，豈是「過錯」兩字了得。當然，我們不像過去一切歸功於他的思路那樣，一切歸罪於他，他所有荒唐的主意都是在決策層中毫無異議地全票通過的，毛本人和推舉了他又聽命於他的權力集團中人，應該怎樣分擔罪責，是可以討論的；而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是橫空出世的大事件，是不動用兵器的大屠殺，難道還有疑問麼？不用說三四千萬，就依中國科學院相關研究報告提供的數字，以那三年「全國至少餓死一千五百萬人」計，如果把一千五百萬具屍骨堆疊成山，誰能想像是一幅怎樣遮天蔽日、驚心慘目的景象！
如果說希特勒搞的是種族滅絕，斯大林搞的是階級滅絕，那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人禍」造成的大饑荒，則是准全民滅絕（首先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雖然這還不過是毛澤東設想的「死一半」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人辯護說，總路線、大躍進，超英趕美，是為了加強國力，動機還是好的，只是急於求成，欲速則不達了。其實，這個問題毛澤東自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早就回答過：「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一九五八年八九月間，毛澤東還曾坦言過他的一項「動機」：「全國就是一個大公社，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民法那麼多條誰記得了，一場大躍進，就沒時間犯法了。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類似的話，他當時說過多次。他推崇法家，卻蔑視法律條文；他在原則上欣賞嚴刑峻法，甚至找到杜絕或減少「犯法」現象的途徑，就是把沒犯法的人也通過組織管制起來，通過超負荷勞動搞得他們筋疲力盡，無力並無暇「犯法」。這在當時主要是對農民和工人這大躍進的主力說的。至於知識分子，本來就不怕他們造反，同樣強迫他們在各種名義下從事「改造思想」的勞動，他們自然不但「沒時間犯法」，也無暇並無力進行創造性的精神活動了。現在朝野上下都愛說「治國理念」，然則把全國辦成「一個大公社」——一個大兵營，一個勞動營，一個限制個人自由的集中營，或如後來文革中，全黨全民都匍匐在毛澤東的陰影下，執行他片言隻語乃至匪夷所思的「最高指示」，服從權力集團的驅遣支配，那樣一種「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這就是毛澤東終極的「治國理念」嗎？
為死難者燒一炷香，為毛澤東時代做出總結
當我們想到半個世紀前的一九五八年，想到那一年起喧騰一時的「三面紅旗」，並為死於「三面紅旗」的死難者一哭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想到在這前後的千百萬非正常死亡者，他們同樣曾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他們本來該在這個世界上，在這片土地上，享受他們應有的各項權利，然而他們在暴政和惡政的迫害下死去了，甚至沒有留下墳塋，甚至沒有確切的祭日。那就讓我們在新年、清明、端午、中秋這些「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日子，以至在任何一天，為他們默哀三分鐘，獻上一瓣心香。這是良心的需要，這是感情的需要。
而我們還有理性的需要，那就是直面歷史，透過淋漓的鮮血，對綿亙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進行必要的總結。這是一切有良知的，對歷史負責的人的要求，是一切心中有死難者，更有後代子孫的人的要求。清理毛澤東時代的遺產——政治的、思想的、制度的遺產，已成刻不容緩的事。不如此，無以慰死者，更無以圖將來。對當代關鍵的歷史現象和歷史人物，有一個儘可能接近實際的瞭解，儘可能接近實際的評價，將大有助於我們做出清醒的選擇。
二ＯＯ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註：
①「毛選」第五卷四七九頁註釋，把習稱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寫作「肅清反革命」，或者意在將一九五五－一九五六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運動歸併在內。
②一九六Ｏ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劃分右傾分子標準。其中說，凡黨員犯有下列各項錯誤之一者，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公開散佈系統的右傾言論，攻擊三面紅旗者；支持彭德懷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者；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缺點，反對黨中央者；不執行黨中央的重大方針、政策，或採取其他手段阻撓總線的貫徹執行者；屢犯歷史錯誤，一九五八年以來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攻擊中共者；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後，仍不主動檢討其右傾思想言行者。
（註：作者邵燕祥，當代詩人、作家。著有《獻給歷史的情歌》、《在遠方》、《如花怒放》、《遲開的花》、《邵燕祥抒情長詩集》等詩集，還有詩評集《贈給十八歲的詩人》、《晨昏隨筆》，雜文集《蜜和刺》、《憂樂百篇》。從1980年前後發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雜文開始，又寫了大量的雜文，批評各種社會弊病。2004年出版自傳性文集《找靈魂》。）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