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10日訊】7月9日，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6月份的經濟運行數據。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8%，CPI同比上漲1.0%，說明生產供給仍較強，但需求恢復相對緩慢。數據表明，當前中國經濟呈現出供給強、需求弱，投資強、消費弱，出口強、內需弱的特徵。而這種內生增長動力不足所導致的結構性失衡，是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面臨通縮壓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截至2025年底，中國GDP平減指數已經連續11個季度同比為負。GDP平減指數是衡量整體經濟價格水平變化的綜合指標，覆蓋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和淨出口等最終需求領域。當其長期處於負值時，說明價格疲軟已經不再局限於工業部門，而是擴散到了整個經濟體系。
GDP平減指數長期為負，通常被視為經濟存在持續性通縮壓力的重要信號。它不僅反映產品和服務價格水平偏弱，更意味著名義GDP增速持續低於實際GDP增速。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面臨銷售價格下降、利潤空間收縮的壓力，居民收入增長預期也會受到影響，進而削弱消費和投資意願。
6月27日，在北京舉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2026年中期論壇上，多名現任及前任政府顧問公開承認當前經濟核心矛盾為「供強需弱」，並呼籲當局推出務實政策糾正失衡局面，並強調解決通縮壓力、提振消費和改善內需是當務之急。
其中，央行前顧問劉世錦表示，政府應確保將超過一半的經濟刺激資金用於解決供需失衡，落腳點是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社會福利。此外，為切實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應將覆蓋農村居民和城鎮未就業人員的基礎養老金發放標準從現在的每月200多元（人民幣，下同）提升至1,000元。
體制內的顧問集體公開批評政府現行政策，呼籲給老百姓改善福利、大幅提高收入（換句話說就是給老百姓發錢），刺激居民消費。這種情況在過去並不多見。其背後反映出，通縮壓力和內需不足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
中國經濟已進入通縮螺旋
今年5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0.6%，自2022年疫情後首次出現單月同比負增長。拖累較大的類別為：汽車類零售額同比下降16.1%，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下降15.6%，建築及裝潢材料類下降13.6%，金銀珠寶類下降8.9%，家具類下降8.7%，體育、娛樂用品類下降8.0%。
值得注意的是，下滑最明顯的幾乎都是耐用品和改善型消費，而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這說明當前消費疲弱並非短期季節性波動，而是居民收入預期、財富效應和消費信心共同走弱的結果。這些消費出現兩位數或接近兩位數的下滑，說明居民正在主動消減大額支出和改善型消費。
這已經是明顯的通縮特徵了。通縮是指整體物價水平在一段時期內（通常超過半年）出現持續下跌，同時伴隨著信貸收縮、消費低迷等現象。由於企業生產能力過剩，而有效需求卻不足，導致商品滯銷、庫存增加，商家不得不通過降價促銷爭奪有限的市場需求。
產品價格持續下跌壓縮了企業營收和利潤空間，企業為了緩解經營壓力，往往會採取減少投資、減薪甚至裁員的方式降低經營成本。而這就會引起就業市場惡化、居民收入增長放緩，使老百姓對未來經濟前景更加謹慎，轉而增加儲蓄、推遲消費和投資。
當消費者普遍預期未來價格會更低而選擇持幣觀望，需求就會進一步萎縮，形成「需求不足——價格下降——收入減少——需求進一步下降」的惡性循環。通縮不是「商品太便宜」，而是收入預期不足導致需求不足。解決通縮的核心也不是擴大供給，而是改善居民資產負債表和消費能力。
官方數據顯示，老百姓現在不僅不借錢，還在拚命存錢，提前還貸。今年4月，居民貸款（住戶貸款）單月減少7,869億元，創下有統計以來新低，這說明居民部門整體在主動去槓桿。與此同時，居民儲蓄傾向顯著增強，人均存款約11.8萬元，十年翻了兩倍。
今年一季度，居民部門債務增速為-0.4%，是自1995年三季度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其中，房貸增速從去年末的-1.8%降至-2.6%，自2023年二季度起連續12個季度負增長；消費性貸款增速從去年末的0.7%降至-1.2%，首次出現負增長。
當局態度：絕不增加福利養懶人
在面對經濟通縮壓力、居民去槓桿和消費不足問題時，許多國家都曾採取過向居民部門直接轉移收入的方式，通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來刺激消費、穩定經濟。比如，日本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後，長期陷入低增長和通縮困境。由於企業和居民都開始減少借貸、壓縮支出，經濟出現「資產負債表衰退」特徵。為了刺激內需，日本政府多次採取補貼措施。
1999年，日本推出「地域振興券」，向特定居民群體發放消費券，希望通過增加居民購買力帶動消費。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日本政府再次向居民提供現金補助，以緩解經濟下滑帶來的收入壓力。2020年疫情期間，日本更是向每位居民發放10萬日元現金，以維持消費需求。
美國在2020年疫情期間，也採取了類似措施。政府通過多輪經濟救助計劃，直接向居民發放現金補貼，同時擴大失業救濟和家庭支持的範圍。這樣做的原因是：當企業投資意願下降、居民消費信心不足時，僅依靠降低利率難以有效刺激需求，政府需要通過財政轉移直接改善居民現金流。
韓國政府在疫情期間也向居民發放「緊急災難補助」，通過現金和消費券形式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防止經濟陷入收縮。這些經驗表明，當經濟陷入需求不足和通縮壓力時，政府應從過去偏重企業和投資端，逐步轉向居民部門，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增加社會保障和改善消費預期來打破通縮循環。
相比於這些國家在經濟低迷時期通過財政轉移直接支持居民部門，當局對此的態度卻是：向家庭提供救濟會削弱老百姓勞動積極性，增加財政負擔，而居民過度依賴政府補貼，容易形成「福利依賴」。中共官方在多個重要場合反覆強調要避免「養懶漢」和「福利主義陷阱」。
2022年5月，習近平在黨刊《求是》發文稱，不能搞「福利主義」那一套。文章警告稱，高福利養了一批「懶人」和不勞而獲者，福利待遇上去了就下不來，結果國家財政不堪重負，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
此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議上多次將「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陷阱」作為重要原則進行強調。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和相關文件也反覆提出，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要「適度普惠、可持續」，防止過度依賴政府救濟。2025年以來，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壓力加大，當局再次重申「要防止高福利養懶漢」。
中共不願大幅提高老百姓收入的真實原因是維持統治
事實上，中國老百姓的福利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尤其對中低收入群體而言，根本就是「保障不足」。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統計，全球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長期保持在GDP的20%以上，平均水平約為20～25%，部分北歐國家甚至超過25%。
即使是人均收入與中國相近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巴西、南非、泰國），其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普遍高於中國（15%以上）。相比之下，中國用於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領域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僅約8%，明顯偏低。
中國老百姓也並不懶。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6年5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和就業相關數據，就業人員平均每週工作時間為48.2小時，連續多年穩定在47～49小時區間，遠高於法定標準工作時間（每週40小時，不含加班）。一群每週工作近50小時的人，怎麼會是「懶漢」？
2024年底，中共啟動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公務員薪酬調整，覆蓋範圍包括公務員、教師、警察及部分事業單位人員。平均上調幅度約5～8%（發達地區約8～10%），追溯至2024年7月，並在年底一次性補發。目的是為了提振公務員士氣、穩定隊伍，並希望通過增加體制內收入間接刺激消費。
2020年5月28日，中共前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承認，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不到1,000元，還有近2億人每個月的養老金只有200元多一些。可見，收入分配結構性失衡，才是大量中低收入群體缺乏足夠消費能力、供需失衡和通縮壓力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想要改善收入分配，實質性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需要將部分國有資產（如國有上市公司股權）注入社保基金，用於提高養老金、報銷比例、社會救助等福利。另外，還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勞動報酬占比提升）。
也就是說，如果想大幅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要把過去集中在國有部門／政府手中的資源，部分轉移給居民部門。而這就等同於一定程度的財富再分配，涉及到相關各方的利益調整，與中共現有權力和資源配置格局存在根本性的衝突。
國有企業是中共執政的物質基礎和控制工具，它不僅是經濟資源，更是政治控制和利益分配的重要載體。現有體制下，國有資產收益主要用於財政、國企擴張，以及維護幹部體系。如果轉向民生再分配，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地方、國企、相關利益方）。
結語
過去四十多年，中國GDP持續高速增長，但由於分配制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卻不升反降（累計下降近20個百分點），這是當前消費疲軟、通縮壓力和供需結構失衡的深層根源。想要打破這一困局，就必須實質性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而這就需要改善收入分配、加強社保體系，進行財富再分配。
財富分配權的轉移，本質上是權利的重新配置。中共視國有資產為執政根基之一，大規模讓渡會被視為對統治地位的潛在挑戰，這對其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這也就是中共為什麼死活不願大幅提高老百姓收入來刺激經濟的原因。因為當局的目標從來就不是讓每一個老百姓生活得更好，而是要維持國家機器的基本運行。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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