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張平按：馬曉霖先生2007年7月在《北京青年報》上發表《有關文明和制度論的思考》，就我和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人民大學徐惟辛教授有關文明、暴力與制度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文章資料豐富，思路清晰，值得一讀。當時因雜務繁忙，未能回應，深感失禮。近日檢出舊文一篇，稍加修改，權做回應。馬先生在文中表示：「毫無疑問，張平、徐唯辛和袁偉時教授的文明論和制度論基本觀點我是高度認同的，尊重人性、人權，推崇民主、自由、法治和理性也符合我對文明國家與和諧社會標準的判斷，相信也是眾多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境界。」對此我深表贊同，也相信有了這樣一個共同出發點，沒有什麼問題是不可以心平氣和地認真探討的】
與阿以戰爭相關的任何一個主題通常都是論爭紛紜的。阿以衝突何時由民族衝突升級為民族戰爭形態，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爆發了六次的阿以戰爭究竟從何時開始，也同樣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以色列和西方學者通常有兩種看法：一說開始於1948年5月以色列宣佈獨立後五個阿拉伯國家聯軍的入侵行動，一說開始於1947年11月30日，也就是聯大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決議的第二天。阿拉伯學者和以色列親阿的修正主義史學家中則有很多人不同意這兩種說法，願意把戰爭開始的時間提前到此前幾年間的族群衝突。不同意以1948年5月劃界可以為很多人所理解：阿拉伯學者當然不願意把本民族描寫成戰爭的始作俑者。至於為什麼不同意以1947年11月30日劃界，很多人就未必清楚了，因為反對者往往都對這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含糊其詞，一帶而過。
1947年11月29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五點半，聯合國大會在紐約成功湖通過了關於以巴問題的分治決議。此時已是巴勒斯坦時間11月30日凌晨零點三十分，一直守候在收音機旁等待結果的猶太人立即行動起來，開始了萬人空巷的徹夜狂歡慶祝。
巴勒斯坦的幾乎所有猶太居民區都舉行了慶祝活動，這包括特拉維夫、耶路撒冷、海法這些大城市，也包括了耶斯列山谷的阿夫拉這樣的小鎮，以及更多的猶太農莊。各地慶祝活動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舉行慶祝遊行，開懷痛飲，將藍白兩色的猶太旗掛上建築物、路燈、樹梢，高唱後來成為以色列國歌的《希望之歌》並跳猶太民間舞蹈。在特拉維夫，近三分之一的猶太市民走上街頭，很多人還穿著睡衣就加入了狂歡的行列。一名猶太人在迪森高夫大街吹響了猶太羊角號，宣稱彌賽亞已經到來。耶路撒冷的慶祝活動開始於凌晨兩點，人群蜂擁到猶太代辦處的辦公樓下，在院子裡跳起了場面壯觀的猶太民族舞，隨後一面藍白兩色的猶太旗幟在陽台上升起，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之一梅厄夫人向民眾發表了演講。慶祝活動一直持續到30日黃昏。
在此之前兩年間一直鎮壓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英軍士兵和警察也加入了慶祝者的行列。他們跟猶太慶祝者一起開懷暢飲，一起手拉手跳起了猶太舞蹈。不少英軍裝甲車和卡車上都坐滿了揮舞著藍白旗幟的猶太少年兒童，很多英軍士兵甚至買來小猶太旗別在軍帽上，以表示與猶太人同樂的心情。
實業家們則在這一天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慷慨大方。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家商店擺出了一排六個大酒桶，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痛飲。在拉馬特甘，一家絲綢廠在高速公路邊設了一個飲酒棚，給所有的來往車輛行人提供免費美酒。特拉維夫阿倫比大街的一家冰激凌店宣佈冰激凌免費，引來大群孩子，兩個小時就分光了店內所有的存貨。這一天也出現了大量的「治安事件」，很多車庫被砸開，客車和卡車被人開出去參加慶祝遊行。特拉維夫的一家香水店被砸開，香水被用來向狂歡的人群噴灑。然而這一天卻沒有一個物主向警方報案。當一家酒店的主人看見人群砸開他的店門，向遊行人群分發美酒時，他毫不猶豫，立即興高采烈地加入了「搶劫者」的行列。
幾位世界猶太組織領導人在這一天發表了講話，除了表達對猶太人終於有了自己的國家的興奮心情，對國際社會的努力表示感謝之外，幾乎無一例外地表達了與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和平共處的願望。梅厄夫人在她的深夜講話中公開表示「向阿拉伯人伸出和平與友誼之手」。在紐約，美國猶太代辦處領導人阿巴‧希列‧斯勒夫表示向即將建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國家「伸出真誠的友情之手」。以色列國後來的開國總理本—古裡安則在當夜對未來猶太國內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做了詳細的說明：
「在猶太國生活的任何一位阿拉伯人的法律和實際地位都將跟他的猶太鄰居完全一樣……我們將用國家的憲法來保證這些承諾的有效性。阿拉伯人將享有完全的民權和政治權利的平等，他將擁有跟猶太人條件相同的公民權，他將有權進入立法和行政機構，並能以跟猶太人同樣的條件進入公務部門。猶太國將不侷限於建立形式上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平等，它將努力使所有生活在其境內的人都獲得經濟上的平等……」（《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將在猶太國內成為平等公民》，原載《巴勒斯坦郵報》1947年12月1日第4版）
然而跟所有這些和平呼籲相呼應的卻只有阿拉伯高級執委會副主席胡塞尼牙縫裡蹦出的一句威脅：「我希望你們都能活到看見聽見（巴勒斯坦分治）的那一天。」天曉得，這可不是一句空話。
1947年11月30日早晨八點，就在分治決議通過後不到八個小時，一輛載著21名猶太乘客的公共汽車像往常一樣開出中部沿海城市內坦尼亞，向耶路撒冷駛去，在法賈村附近，三名巴勒斯坦人向司機示意停車，正打算停下來的司機忽然發現其中一人的外套下竟藏著一挺輕機槍，便加大油門，試圖逃離。三名恐怖分子當即向車上掃射，並投出數枚手雷，其中一枚在車上爆炸，當場炸死四人。汽車失控，衝下公路，停在了一片泥地裡。司機與數名乘客跳下車，藏在了車輪的後邊。一名恐怖分子上車搶走了司機的票夾，當他看見車上受傷的亞里先生正打算救助重傷的亞里太太時，便舉槍將亞里先生打死。半小時以後，另一輛公共汽車也在同一地域遭到了類似的恐怖攻擊，雖然司機成功地衝出了火網，還是有一名乘客被恐怖分子打死。
至此，猶太乘客死亡六人，受傷七人。死者中有一位22歲的法爾希小姐，她本來是去耶路撒冷做新娘的，結果婚禮變成了葬禮。
當天下午，一名猶太人在雅法附近被巴勒斯坦人的冷槍打死，成為以巴分治第一天裡的第七位猶太死難者。當天晚些時候，分別又有五輛公共汽車在海法和耶路撒冷遭到襲擊，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美國和蘇聯的外交機構遭到暴民攻擊，因為這兩個國家支持了巴勒斯坦分治提案。一家猶太銀行被焚燬，沒有猶太人傷亡。
一個時常讓我困惑的問題是：一個處在歷史關鍵時刻的人在何等程度上可以意識到自己所作的一切、身邊所發生的一切的不尋常意義？當然我相信這問題因人而異，未必有統一答案。但1947年11月30日的巴勒斯坦猶太人顯然沒有意識到事件的全部內涵，因此，12月1日的《巴勒斯坦郵報》竟然對前一天的一系列事件做出了如下概括：
「在猶太巴勒斯坦的城市和村莊，聯合國的決定得到了欣喜若狂的反響，這反響從昨天凌晨一直持續到黃昏。有關公共汽車被攻擊和幾名猶太人遭到殺害的消息，以及某些民族機構的呼籲，在中午前後起到了一定的警醒效果，但沒有破壞總體歡樂的氣氛。除了這幾起孤立的攻擊事件之外，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存在緊張關係。阿拉伯人參加了定居點的慶祝活動，在城鎮裡售賣他們的貨物，並正常流動。」
應該說該報的編輯抓住了歷史進程的一個方面——猶太人被獲准建國，並因此而欣喜若狂。也許是因為這狂喜使他戴上樂觀的有色眼鏡，因而完全錯誤地理解了其他事件的本末關係：被他認為是事物本色的阿猶和睦跡象恰恰只是歷史的表象，而被他看作「孤立事件」的恐怖攻擊卻代表了歷史的未來：在隨後的一週中，巴勒斯坦人的攻擊活動愈演愈烈，猶太死亡人數超過一百。攻擊與報復的血腥循環終於引發了全面的阿以戰爭，並最終導致了綿延五十多年的流血衝突。甚至連這一天恐怖分子的攻擊方式都成了歷史的預兆：對以色列公共汽車的攻擊成了五十年來巴勒斯坦恐怖組織的最常用手段之一，世界上至今沒有哪個國家乘坐公共汽車的平民受到過如此殘暴而又大規模的襲擊。與此同時，對敘利亞猶太商業機構的攻擊實際上已經打開了另一扇歷史之門：自此以後，阿拉伯國家的猶太社區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攻擊，從而引發了幾十萬猶太難民逃離阿拉伯家園的悲劇。而這一點竟完全沒有被編輯注意到。
而另一方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顯然也只抓住了猶太人即將建國這一歷史事件，而完全沒有考慮自己的行為將給自己的民族帶來的歷史影響。1947年12月30日的巴勒斯坦人手中本來握有多種選擇。他們可以選擇和平建國，跟以色列國互助共存。當時從埃及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高級執委會都有人提出這一主張。當然戰爭也是一種選擇，但完全可以選擇打一場光明正大的堂堂正正之戰，他們可以訓練力量，積累武器，同時摸清猶太武裝的分佈情況，看好時機，一舉將其消滅。即使選擇立即開戰，也可以去攻擊已知的猶太軍事目標。然而他們選擇了恐怖主義，選擇了攻擊公共汽車上的那些手無寸鐵的猶太平民——一種沒有任何軍事價值，只會起到相反政治作用的暴行。他們顯然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行為已經封死了本民族進行其他歷史選擇的機會，並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招來了空前的災難。
今天，當我們看到以色列的公共汽車被恐怖分子炸得血肉模糊的時候，總有那麼一些人喜歡把巴勒斯坦難民、以色列佔領之類的問題扯在一起，試圖以此證明恐怖主義事出有因。然而當我們把歷史翻回到1947年11月30日時，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論調是何等荒唐。1947年的巴勒斯坦還沒有難民問題，也沒有以色列的佔領問題，更沒有所謂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欺壓。甚至所謂「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武器」的論點在這裡也同樣站不住腳。1947年的阿以軍事力量對比是如此的懸殊，以至於在1948年戰爭開始後英國的蒙哥馬利將軍預言猶太國只能存在兩個禮拜。1947年11月之後的幾個月裡，即使是在阿拉伯國家正規軍入侵之前，巴勒斯坦武裝也在很長一段時間佔有軍事優勢，不但讓猶太武裝處於守勢，而且切斷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之間的聯繫，使猶太政治中心西耶路撒冷陷入了被圍困的境地。儘管如此，巴勒斯坦武裝分子還是從一開始就選擇了恐怖主義手段，而不是選擇打一場常規戰爭。這表明產生恐怖主義的原因並不像常人想像的那樣簡單，除了現實政治經濟因素之外，顯然還有更深層次的要素沒有被發掘出來。
而這更深層次的要素之一便是我近兩年來常常談到的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傳統。所謂暴民政治，指的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中，常規政治機構失去政治領導力，政治權力通過普通民眾的暴力行為而得到表達。由於暴力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成為權力的唯一來源，因此實行暴力的程度成為權力瓜分的主要標準，換句話說，越是激進極端的暴力團體獲得的支持和權力越大，而完全沒人考慮這種極端暴力所帶來的嚴重惡果。
一般來說，暴民政治並非巴勒斯坦所特有的政治現象，任何處於動盪或革命時代的民族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染上暴民政治的瘟疫，我們熟悉的有法國大革命、中國的義和團和紅衛兵。不過，對一個政治成熟的民族來說，暴民政治通常只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次要現象，有時只是常規政治的附屬品。比如，中國的暴民政治（草莽英雄）通常只是動盪開始時期的特徵，常規政治勢力（書生秀才）很快會介入並組建常規政治機構，幫助完成從暴民政治到常規政治的過渡，而那些過渡失敗的團體往往不能攫取最後權力，而只能以失敗告終。再比如義和團和紅衛兵運動都帶有明顯的「奉旨造反」的特徵，屬於常規政治在特殊時期產生的附屬品。總的來說，由於暴民政治特有的難以制約的強大破壞力而引起的常規政治反彈，暴民政治通常都不會長時間存在。
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卻有一種有能力長期存在的特徵。這大約跟巴勒斯坦從未建立過自己的國家，缺乏常規政治經驗，傳統政治威權處於真空狀態，因而民族政治體系內部缺少對暴民政治的反彈制約能力有一定關係。暴民政治的破壞力則可以從巴勒斯坦建國歷史看得清清楚楚，從以巴分治第一天起，巴勒斯坦民族就被暴民政治牽著鼻子走，六十年來丟失了一大半的國土，總共剩下巴掌大一塊地方，如今還有兩根指頭要鬧分裂。
1947年11月30日，無論歷史學家們是否能達成一致，確定或否定這一天是阿以戰爭的開端，都不會降低這一天的歷史意義——那些被當時的人們認識到或沒認識到的意義，以及那些至今尚未被人完全認清的意義。
【張平 2006年3月15日 寫於特拉維夫，2007年11月30日定稿於特拉維夫】
──轉自《右派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