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1日訊】
陰謀陽謀之辨
李志綏醫生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發生。」
這一見解可說與我不謀而合。我在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陸鏗先生的採訪中講過這樣的觀點。我認為毛並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放長線，釣大魚」，而是估計形勢過分樂觀，所以發動大家給黨提意見。當然，毛預先也估計到有些人會發表反動言論，但認為那祇可能是極少數，一發表出來必定會受到大家的反擊而陷於徹底的孤立，故而不足為患；殊不知一旦鳴放起來，批評反對的意見之多之尖銳，遠遠超出預先的想像，於是龍顏大怒，翻臉不認帳，於是就發動了一場反右鬥爭。
毛確實玩弄過「引蛇出洞」的陰謀。如李維漢所說，毛在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信，已經在暗中布下反右鬥爭的天羅地網，但對外卻仍然積極鼓勵大鳴大放。事實上，最尖銳的右派言論還都是在5月15日以後才放出來的。如：5月18－19日，北京大學開始貼出鳴放大字報；5月21日，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5月22日，羅隆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5月23日，人大學生林希翎演說批評中共實行封建社會主義；5月24日，清華大學貼出第一張大字報要求開闢民主牆；5月30日，葛佩琦鳴放發言被篡改為「殺共產黨人」，登在報紙上；6月1日，儲安平批評中共實行黨天下；如此等等。「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可以被看成一個轉折點，它恰好說明反右並非毛的初衷。
李慎之認為毛早在57年1月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已經決定要「引蛇出洞」。毛說：「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不錯的可以彌補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不過依我之見，毛的這段講話祇是表明他事先就估計到會有錯誤言論出籠，但並不表明他當初提出雙百方針，鼓勵大鳴大放的本來目的就是誘敵深入，就是為了搞一場反右。
這裡，我提請大家注意的是，被毛後來批為「資產階級方向」的代表的《文匯報》，本來在1956年5月就已經「自動」停刊，原班人馬被轉去北京辦《教師報》；然而到了夏天，中央又決定《文匯報》復刊，要徐鑄成任總編輯，貫徹雙百方針，並特地強調要「有職有權」。若說早在56年夏天毛就開始「引蛇出洞」，準備反右，顯然是很勉強的。若說早在56年夏天毛就在「放長線釣大魚」了，這條線豈不是也太長了嗎？
還有，丁玲、陳企霞早在55年就被打成反黨集團，可是到了56年卻又懸置起來，重新審查，大有平反之勢。胡風集團也有類似的情況。55年批胡風，一大批文化人被打成胡風分子鋃鐺入獄，可是到了56年春，若干胡風分子卻又被放了出來。不錯，等到反右運動起來後，丁玲、陳企霞和那些被放出來的胡風分子又重新被收進網中。但問題是，像這樣抓了又放，放了又再抓，何苦呢？可見中共的想法前後是不一致的，起先的想法是放，中途卻變了主意，所以後來又抓進去了。
在鳴放期間，費孝通發表文章「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在知識界引起廣泛共鳴。單單是文章的標題就表明，在當時的那些知識份子的感覺中，相對於此時的「乍暖還寒」，此前的政治氣候有如嚴冬。事實上，經過先前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民主黨派早已被邊緣化，有職無權，知識份子則萬馬齊喑，噤若寒蟬。既然如此，毛澤東有什麼必要還要對他們大動干戈呢？尤其是，毛何苦還要親手把已經繳械投降的對手再扶起來，並親手把武器交給對方，放手讓對方再來攻擊自己一陣，然後自己再還擊，從而把對手再一次打翻在地呢？
因此，合理的解釋是，在當初，毛擺出開明姿態，營造寬鬆氣氛，動員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參與鳴放應該是別有所圖。毛動員黨外幫助黨整風，說到底，就是想利用黨外整黨內。這和後來毛髮動文革，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資派的思路很類似。試比較毛的兩段講話。一段是毛在1957年3月2日的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另一段是毛在1967年2月3日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講的——「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的、由下而上的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不是很相似嗎？
流產的文革
毛憑什麼以為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可以為他所用？這固然是因為他當時極度自信，自以為功高天地，萬民皆心悅誠服。但也不盡然。毛之所以敢於發動黨外力量，也是因為他相信共產黨大權在握，黨外人士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民主黨派也好，知識份子也好，他們都沒有獨立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是依附於共產黨的，諒必不敢造次。假如「他們的子弟」由於年輕氣盛，不知天高地厚，「要學匈牙利，」毛說，「挪到他父親那裏就要打屁股。」毛的如意算盤是，正因為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長期受冷遇，如今突然受到重視，想必會感激涕零，受寵若驚，誠惶誠恐，知恩圖報；於是正好為我所用。
在當時，毛認為對自己權力形成掣肘的主要來自黨內，黨外根本沒有那份力量，所以他想利用黨外整治整治黨內。毛決不是對黨外更信賴，他當然知道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更不可信。他祇是想利用一把而已，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用完後該收拾的還是要收拾的。這就是為什麼早在57年1月毛就會講出「讓他們鬧夠」，「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這些話（見前述李慎之所引毛的講話）。毛多次在黨內高層中講「不要怕放，不要怕放出毒草」，「毒草除掉可以當肥料」。毛的意思並不是說「放」的目的就純粹是為了讓牛鬼蛇神出籠，以便聚而殲之。毛是希望「放」出對他有利的東西，毛是把放出毒草看成是在實行放的方針時不可避免的副產物，因而不要因噎廢食。
1957年3月10日，毛召見徐鑄成。徐小心翼翼地問毛怎樣才能把報辦好，既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又不犯修正主義的錯誤。毛沒有正面回答，祇是談到了防止片面性的問題，在說到魯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後，突然說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的東西，片面性比較少。」這實際上是暗示知識份子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可是，絕大多數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並沒有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隨著鳴放的深入，對共產黨的批評意見越來越尖銳。鋒芒所指，不僅涉及到毛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和毛的政策，甚至涉及到毛本人。毛想利用黨外整黨內的計劃完全破產，於是毛決定狠狠地整整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於是就有了反右。所以朱正要說「整風－反右」是流產的文革。
不妨再引用一段李志綏的回憶。作為毛的醫生，李志綏能夠觀察到毛的情緒的起落。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後矛盾的講話更能說明問題。李志綏觀察到在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緒很壞，「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後來毛還對李志綏說：「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我們知道，毛是最不肯認錯的，而這句話卻是委婉地承認自己先前的估計有誤。這對於我們弄清楚毛髮動整風和反右的動機，應該是很有說服力的證據。
一個後來人的思考
今年是反右運動50週年。餘生也晚，反右那年，我還在上小學。後來我常想，如果我早生10年，定然在劫難逃。以我的個性，不用共產黨反覆動員，也是要發言，要提意見的；以我的思考能力，講出的話多少會比一般人深刻一點，不打成「反動」才怪；就算我能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得比較縝密，不容易讓對方抓住什麼把柄，那多半也無濟於事，反右鬥爭的風暴一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有，以我的出身背景，即便在鳴放期間守口如瓶恐怕也不行，因為你架不住別人對你平時言論的揭發，因為你很難掩飾住你對那些右派言論的同情和對殘酷鬥爭的反感，所以到頭來還是很可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間，我開始瞭解到反右運動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我發現，和文革中出現的各種所謂異端思潮相比，57年的右派言論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豐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純正得多（這並不是說文革一代人的素質比右派低下。這祇是因為文革一代的成長環境更惡劣）。我從57年右派言論中獲得的啟示，要遠遠超過我從文革中異端思潮所獲得的。
反右運動無疑是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文字獄。我當年苦苦思索的問題是：從這場巨大的災難中，我們究竟應當吸取怎樣的經驗教訓；在共產極權制度下爭取自由民主，我們應當採取怎樣的原則與策略。
不少過來人事後總結道，當初他們的錯誤就是對共產黨太輕信了。這種總結未免膚淺，因為權力的本性就是擴張，越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越是容易濫用，自由民主正是要求人們對權力懷有戒心。如果你對權力一味信賴，以為一個不受制約的權力可以自我克制，那本身就說明你對自由民主還缺少深刻的理解。然而，這決不是說裝聾作啞，緘口不言就是正確明智的選擇，因為那等於是自我閹割，向暴政屈服。這就使人陷入兩難：相信共產黨有誠意而去給黨提意見，這是幼稚的；不相信共產黨有誠意而默不作聲，也不可取。那又該如何是好呢？
問題在於，任何美妙動聽的諾言，除非當它不再是單方面的恩賜而是雙方面的契約，否則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約束力。西哲說，憲法不能僅僅停留在統治者的口頭上，也不能僅僅停留在被稱為憲法的一紙條文上，憲法必須銘刻在廣大公民的心中。當毛澤東許諾言者無罪時，我們用不著費盡心機地去猜測他有沒有誠意。或者說，我們必須假定他沒有誠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首先要自問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言論自由的含義？究竟有多少人充分領會了言論自由的價值？因而當統治者試圖壓制言論自由時，究竟會遭遇到多大程度的抵抗？這種抵抗是否足以阻止住權力的濫用？如果你發現現實狀況還遠不能令人樂觀，那你就會知道，你眼下首先要做的事還不是向共產黨提意見，而應是向人民闡揚言論自由的原則。既然毛澤東講了要實行言者無罪，既然憲法上也寫有言論自由，這正好為你闡述言論自由提供了一個話頭、一個機會。如果我們不去充分利用這個機會闡述言論自由原則，努力使之深入人心。卻匆匆忙忙地就去兌現言論自由，就去放言無忌地批判共產黨，那麼祇要共產黨一翻臉，我們就必然會整得很慘。挨整之後，我們祇去怪共產黨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因為歸根到底，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是因為言論自由的原則還沒有銘刻在廣大人民的心中，故而還不足以構成對共產黨濫用權力的有效約束。我打過一個比方，屋子漏雨，你不能怪老天爺下雨，因為老天爺總是要下雨的，我們所能做的祇是努力想辦法把屋頂修理好。不是總說自由民主要靠爭取不能靠恩賜嗎？什麼叫爭取？爭取與其說是面對統治者，去測試統治者的雅量或容忍度，不如說是面對人民，爭取人民對自由的理解、領會、支持與捍衛。
應當說，共產黨在當年能夠贏得反右鬥爭的勝利，那其實跟當時大多數民眾是否真心擁護共產黨沒有多少關係。不錯，共產黨為了發動群眾鬥爭右派，他們把右派的觀點簡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復辟舊社會」。在當時，也許確實有不少民眾認為「新社會」比「舊社會」好，真心擁護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因此他們就很容易站在右派觀點的反對立場。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也不要把當時民眾對共產黨的擁護程度估計太高了。如果共產黨不是意識到右派的觀點具有相當的傳染性也就是贏得人心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有一部份工農都已經走上街頭群起抗爭，共產黨就不必那樣急急忙忙地去打壓，去反右了。更進一步地說，就算多數民眾真心擁護共產黨，這和他們贊同、附和以及參與對右派的迫害其實是不相干的。因為反對右派的觀點和侵犯右派的言論自由根本是兩回事。問題不在於當時的右派是否處於少數，問題在於當時多數人是否具有保護少數的觀念。問題在於當時多數人是否懂得、從而採取「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種立場。這也再次說明，爭取自由，首要的不是尖銳地抨擊時政，尖銳地批評統治者；也不是為民請命，代表多數老百姓去講話；甚至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啟蒙，即把自己認為正確的某種特定的主張或意見告訴大家，去贏得多數的贊同。真正重要的是，首先要讓大家學會對各種不同意見的寬容和對異議者權利的保護。簡言之，是讓大家理解和掌握言論自由原則。
重申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原則有兩個特性。一、言論自由原則是對共產黨專制制度的釜底抽薪。有些原則一時間看上去和共產黨專制制度針鋒相對，勢不兩立，但是由於共產制度的巨大靈活性，它完全可以把這些原則統統吸納而仍然不改其專制性。像資本家入黨和物權法，放在毛澤東時代都是不可想像的，如今卻堂而皇之地載入黨國的文件和法律，同時又不妨礙共產黨繼續專制下去。言論自由則不然，一旦有了言論自由，共產專制就不復存在。二、有些原則，例如三權分立，多黨制，對共產專制也有顛覆意義，但是黨國可以公開地否定它們。言論自由卻不同，言論自由原則是共產黨在公開場合下也不得不承認的。這就是說，提出言論自由原則，能夠對共產專制構成根本性的挑戰，而共產黨還拿著你無可奈何。
不過這後一點是很沒把握的。在一黨專制下鼓吹自由民主，不管你表述得多麼機智巧妙，多麼無懈可擊，遇到反右這種大風暴，還是免不了被一鍋端。在研讀57年的右派言論時，起初，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最尖銳、最大膽的言論。然而進一步的思考使我感到，這些最尖銳、最大膽的言論很可能引起了一種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們給當局的鎮壓提供了藉口，它們刺激當局放棄容忍轉而壓制；而一旦鎮壓機器開動，那些比較溫和的，當局原本想壓制卻發愁找不到藉口的言論也會受連累。八九民運也有類似的情況，運動後期，民運中的激進派佔了上風，導致中共上層開明派失勢，強硬派得逞，民運遭到殘酷鎮壓，溫和派也被一網打盡。不少人總以為，在民運中，誰最激進最大膽就最優秀最高明。沒有比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看法更誤事的了。
魯迅說中國人性好折衷，你說要開窗戶，大家都反對，等你說要拆屋頂，他們就覺得開窗戶是可以接受的了。常見人借用魯迅這個比喻，說激進派客觀上能起到保護溫和派幫助溫和派的作用。其實未必。這種事切不可一概而論。在某些情況下，激進派確實能起到保護溫和派的作用，在某些情況下正好相反，激進派常常不是保護溫和派而是連累溫和派。這就是為什麼溫和派常常要主動地批評激進派，要和激進派作出某種區隔。在民主牆時，《探索》的魏京生貼出大字報點名批評鄧小平，《四五論壇》的人趕快寫大字報反駁，倒不是他們真的反對魏京生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們擔心被當局一鍋煮，他們擔心當局對激進派採取強硬手段，到頭來把整個現有的活動空間都給壓縮了。
溫和、激進都是相對的概念。關鍵在於，我們必須要為具有一般智力和勇氣的常人提供一個他們既容易領悟，又不害怕公開堅持的原則，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個原則能夠維護人們最基本的權利，又能夠為民主的擴展開闢廣闊的前景。說來，50幾萬右派都是因言治罪的受害者，然而在整個鳴放期間，卻少見有人把言論自由的問題專門提出來大作文章以及致力於這一觀念的廣泛傳播。試想，假如在那段言論較為寬鬆的時期，有人，而且是有很多人，全力以赴地宣講言論自由原則，給知識份子大學生們講，也給共產黨幹部和工農大眾講，用對方熟悉的語言，深入淺出，反反覆覆，不厭其詳。既然這種宣講暫時不涉及對共產黨的任何具體的、直接的批評，共產黨恐怕也很難馬上就公然禁止；而一旦言論自由的原則比較廣泛地深入人心，共產黨想翻臉也就不那麼容易了。
1979年初，我在民主牆發表了「論言論自由」長文，竭盡所能地闡述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我深信那是最好的時機，當局最難壓制而公眾最能領悟。事實上，我確實沒有因為發表這篇文章而招致任何麻煩。祇是來自公眾的反應太微弱。我不能不感到，和我們經受過的巨大苦難相比，我們吸取到的教益未免太少了。直到今天，中國依然沒有言論自由。由於形勢的變化和社會心態的變化，有些過去適用的原則和策略現在還有效，有些就已經失效了。我們需要找出新的策略和進路推動我們的事業。在反右運動50週年的今天，我願意再次喚起人們對言論自由原則的重視，以便早日在中國實現言論自由。這才是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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