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無論人們在感情上是否願意承認接受，八十八年來，五四運動的口號「科學與民主」，以及伴隨它的以反傳統為其特徵的新文化運動，給中國帶來的是一個巨大的災難。這是一個無法否認的經驗歷史事實。它的具體表現是，在政治上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在文化上成為共產黨一次又一次文化革命，直至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最黑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在歷史上把中國導入二千年來最黑暗、最腐敗的一個時代。
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在一個更廣闊的以世界為背景的歷史中審查這個口號在中國所產生的思潮及其位置，就會立即發現，在它興起的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整個世界的思想發展史中它卻是位於反自由主義、反「民主」的各類左派和右派的潮流中。（參見筆者「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一文）
那麼，造成這個經驗事實，究竟是「科學與民主」這兩個概念出了問題，還是中國部份上一代知識份子的智力和道德出了問題，對「科學」和「民主」的理解出了偏差？
今天大批來到西方的中國學人、僑民都不僅看到，而且親自體會到，科學與民主的發源地西方，不僅傳統保留得非常好，而且絲毫看不到文化斷裂、環境、道德曾經崩潰過的痕跡。例如相對來說具有最完美的民主制和民主文化的英國、瑞典等國很好地保留了王室，挪威沒有王室，還要引入王室。相反，當代兩個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德國，從來自己也沒有產生過民主，它的民主是戰後盟軍用槍給與的，卻和中國一樣沒有了王室。中世紀最黑暗、最朦昧的基督教因為從政治中退了出去，所以宗教得以作為信仰與文化保留在民眾的生活中，社會才真正有了人權、自由、民主，保障了文化的多元性。
這個事實不僅對於八十八年徹底反傳統、全盤西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極大的諷刺性的對比，而且簡直就是給了那些今天再次杜撰出「資本主義早期黑暗」來為自己的腐敗辯護的中國知識精英一個耳光。
最重要的問題，或許正是最簡單、最直接的問題，而不是其後推論出來的雲山霧罩的討論。在剪不斷理還亂的思索中，後退一步，就能夠發現，這個五四運動的口號，「科學與民主」，居然只是兩種「方法」。正是由於對這兩個方法沒有很好地理解和定位，因此造成了眾多的誤會和偏差，乃至最後帶來災難。
筆者曾經在「『偽科學』問題爭論中的盲點」一文中提到，「科學」是一種「描述」的方法，它不包括價值判斷問題。誰把科學作為一種世界觀，作為一種對世界認識的價值判斷標準，誰就狂妄到了把人類的感知、判斷和理性推崇到無所不能的極點。
這其實是一種真正的無知，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弱智。人類中的智者，科學家牛頓、愛因斯坦，哲學家柏拉圖、康德、維特根斯坦都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認識的有限能力與無奈。康德的二律背反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對人的認識界限的探究，後者是本體論的妄自尊大。
五四及其後的半個多世紀，為什麼忽視了科學的認識論基礎的探究，而把它作為民富國強的口號？仔細考察就會發現，這不僅和那一代知識份子的智力有關係，而且和當時中國社會狀況有很大關係。由於中國的思想界從來沒有那種教條的，自以為代表唯一真理的宗教思想，更由於中國社會面臨的是列強的強勢侵入，以及對傳統文化的衝擊，所以認識論的探究遭到忽視，而伴隨科學的物質力量——技術卻佔據了人們的視野。
這一對於科學的認識論基礎探究的缺課持續到今天。知識份子一直誤以為啟蒙的對象是民眾，其實，Aufklaerung（德文），Enlighten(英文)，意味著要弄清楚、搞明白的是認識論問題、知識論問題，它的對象自然永遠首先是知識份子自身及其思想和方法。
至於民主，本來在希臘也只是一種方法。卡爾．波普指出，Democratic，在當時只是用來排除最能幹的人的一種方法。民主之成為現代「民主制度」，是因為它設立了必要的前提和價值。波普認為，現代民主制和非民主制的區別不只是一個少數服從多數的選擇問題，其最根本的是它能夠通過選舉把執政者替換掉，否則永遠不能稱之為是民主。筆者以為，對於現代民主制，最重要的問題還有它的價值基礎——人權和自由。討論建立在個人權利和自由基礎上的民主，堅持波普所說的民主的原則標準，就一定會立即排除掉那些所謂新民主主義、舊民主主義的提法，更不會有什麼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民主，大民主、小民主等渾水摸魚的討論。
把「科學」和「民主」兩種「方法」作為社會、族群奮鬥的口號，其荒謬性猶如把「幾何」和「代數」作為社會、族群的一切生活的目標一樣。一個國家和社會，往往在憲法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地闡明其立國的基礎、崇尚的價值。人們可以看到，沒有一個國家把「科學與民主」作為立國的憲法的基礎。
然而，五四以來推崇的民主，或者說具有共產黨傾向的左派文人所推崇的民主，卻從來都缺乏人權自由這些基本的原則標準與價值基礎。極權主義的共產黨人敢於玩弄各種所謂「民主」方法，從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大民主直到最近共產黨的御用文人俞可平們和胡溫們的民主言論都是拋棄和迴避了這點。
在此，筆者還要特別要提到的是，民主集中制是一個極其明顯的荒謬概念。然而，且不說俞可平等共產黨文人打手，就是李慎之等所謂「自由派」人士，以及其他很多自稱是推崇五四「科學與民主」口號的所謂知識精英，在八十年代以前，也幾十年不聞其臭。而尤其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初期，這些五四「科學與民主」的鼓吹者，「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居然要為人類歷史上最卑劣的一群人，和希特勒一樣的共產黨極權主義領導人進行 「科學與民主」的啟蒙。他們能夠給政治局的領導們大談「科學」和「民主」，並受到共產黨領導人的青睞，毫無疑問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然而事實卻還不只如此。令人更為厭惡的是，李慎之等人，直到本世紀初，在共產黨集團八九年崩潰的十幾年後，居然還在肯定和讚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這真的是讓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們所理解、宣揚的五四的「科學與民主」肯定有問題，他們的思維肯定有問題。
「科學與民主」在民主社會和極權社會的地位不同，解釋不同。它使我們看到，此「科學」不是彼「科學」，此「民主」不是彼「民主」。這個彼此區別又進一步促使我們探究，五四口號「科學與民主」的誤區究竟存在在什麼地方。
八十八年來的經驗事實告訴我們，「科學」這一描述現象的方法，若通過唯物主義變成一種真理的佔有，然後又由這種佔有真理的人來操弄民主，其結果就可能導致荒謬的民主集中制，和極權專制。
沒有認識論探究基礎的科學，沒有以人權和自由為最根本的價值基礎的民主，其結果就是共產黨等極權專制分子也能夠接受利用的口號。
對於走入這一誤區的知識份子，筆者認為，如果在認識論基礎上導致多元論的近代科學，導致寬容的近代民主，在一個地區竟引發了徹底反傳統，那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批知識精英，或者是智力，或者是道德，出了問題。
中國八十八年來的歷史，為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再也無法迴避它了。自欺欺人到頭來欺騙的是自己。
2007-4-29於德國埃森
──轉自《自由聖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