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在香港回歸10週年前夕，鄧小平的大女兒鄧林來到香港，接受電台採訪。談到六四，鄧林說，六四事件是那時領導人的集體決定，不應該說是哪一個領導人具體負責。
此話一出，立即招來一片批評。鄧小平是六四事件的罪魁禍首，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正像趙紫陽所說的那樣，「採取這樣的行動須要鄧小平這樣的人才能作出決定，而且也祇有他能作出決定。」鄧林妄圖否認這一事實，自然是徒勞的。鄧林這樣講，祇不過暴露出她的心虛。鄧小平、毛澤東都是這種人，有什麼好事盡往自己頭上攬，有什麼壞事盡往別人身上推。不是一直有人把鄧小平譽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嗎？怎麼從來不見鄧林出來謙讓一番，說改革「是領導人的集體決定，不是哪一個人具體負責」呢？為什麼一談到六四，鄧林就急急忙忙地要把責任分攤呢？這不是心虛又是什麼呢？可見鄧林心裡也清楚，六四是壞事不是好事，是罪孽不是功勞。
當然，鄧林也知道要替鄧小平開脫六四罪責是辦不到的，所以她又轉過來替六四本身辯護。鄧林說：「如果沒有六四，如果讓如吾爾開希等人來掌握中國的命運，那中國哪會有改革開放？」這話根本不通。民運不是打江山坐江山。民運所能取得的最大勝利無非是迫使當局放棄一黨專制，然後舉行自由選舉。到那時，你既可以投票給這個或那個民運領袖，也可以投票給中共官員或其他任何你中意的人物。這不是把權力交給某個學生領袖，而是還政於民，交給全體人民。
鄧林還說：「看歷史要過一段時間來看，看是對還是不對，不以當時的具體的一些事情來判斷。」這是典型的專制暴君邏輯。按照這種邏輯，「今天」沒有獨立的價值，「今天」祇是「明天」的墊腳石。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就可以對無辜的人大開殺戒。記得在10年前，也有一些好心人提出過這樣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對鄧小平時代的評價，要看鄧後的中國的發展而定。如果在今後，中共成功地實行了所謂東亞模式，像台灣和南韓一樣地轉化成一個繁榮而民主的國家，那麼，鄧時代的經濟發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礎或創造前提的重大作用。從這個角度看，六四屠殺雖然是很大的悲劇，但是既然它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所以其罪行也就可望得到某種抵消或減輕。
18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上述觀點祇是一廂情願。上述觀點的錯誤在於它完全誤解了六四的性質。僅僅指出六四是屠殺，是政府用暴力鎮壓和平示威民眾還是很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弄清中共為什麼要鎮壓，鎮壓的目的是什麼？六四鎮壓決不是為了清場和為了恢復社會正常秩序；六四鎮壓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是為了鎮壓自由民主。因此，我們怎麼能指望中共在鎮壓之後反而去放棄一黨專制和實行自由民主呢？也許有人會說，六四之後，中共並沒有停止改革呀。不對。事實證明，正是六四事件，改變了中國改革的方向。正因為六四鎮壓嚴重地打擊了體制內外的自由民主力量，權勢集團越發地橫行霸道，肆無忌憚，因而中國的改革越來越變成權勢者瓜分公共財產以及對全國人民進行的一場大掠奪。歷史上，有的是專制暴君巧取豪奪公共資產，但他們不曾搞過消滅私產的共產制度；也有過暴君（如史達林）實行過消滅私產的共產革命，但他們至少還不曾或者來不及又把公產據為己有。唯有中共、唯有鄧小平卻把這兩種相反的壞事——先是滅私充公，後是化公為私——全做了。這是雙重的掠奪，雙重的罪惡，雙重的不公正。而伴隨著這前後兩次掠奪則是始終如一的暴力壓迫和血腥鎮壓。
事實證明，隨著時間的流逝，六四的罪孽非但並沒有減輕，反而進一步蔓延增長。誠如俄國詩人布羅茨基所說：「時間祇能使邪惡升值。」不要誇耀什麼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問題是，在六四的恐怖陰影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勢必會以嚴重的社會分化和道德墮落為代價，其國力的增長勢必會強化專制暴政並且日益成為人類自由與和平的重大威脅。除非我們及時地行動起來結束中共暴政，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北京之春》07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