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冼岩先生經常發表一些有關中國事務的時政評論性文章，雖然我看了不少，但卻從未認同他的觀點。因為依我看這位冼岩先生，大概是個由幾個隱姓埋名的人所組成的寫作班子，大約就象文革時期北京的梁效、上海的石一歌那樣的寫作組。從他文章的內容看，大多是為中共幫腔，或者是小罵大幫忙。最近又看了他的一篇文章《中國政府反腐策略分析》（載2007-08-05》《多維新聞網》）倒有幾分新意，所謂的新意也就新在他點出了中國的反腐其實是在作秀，然而，對他在那篇文章中關於中國反腐策略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實難認同。
中共17大將於今秋召開，在此之前的近一年期間，從表面看，中共驟然加大了反腐的力度。7月10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被迅速執行死刑。他3月1日被“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5月29日被一審宣判死刑，到7月10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北京被執行死刑。一個貪污649萬的部局級高官，從案發到被處僅僅死用了這麼短的時間，這在中國政壇是非常罕見的。近年來貪污幾千萬的貪官都可以保住性命，且去年以來中共黨內以及附庸中共的一批所謂的學者更直接發出了貪官不殺的另類聲音，可鄭筱萸卻撞在了中共“反腐作秀”的槍口上了。緊接著鄭的死刑，7月26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雙開”，並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而此前的若干年裏多是某某省的貪官被曝光、被依法處理，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轄市的政壇好象很乾淨、很平靜似的。但一年多來這三個直轄市就揪出了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天津市檢察長李寶金以及上海市陳良宇等一大批高官，而且都是窩案、串案。這讓人似乎覺得中共的反腐力度創造了“歷史新高”，或者象有些媒體上所說的，有些“反腐風暴”的意味了。而且，中共對這波反腐動作做了相當明顯的宣傳，不論大報小報、平面與網路媒體，還是電視、電臺，他們的反腐宣傳也可謂力度不小，好象要力求做到家喻戶曉，而且，上海市還把陳良宇的一幫難兄難弟弄到電視臺上去曝光，去做現身說法。總之，他們盡力放大處死鄭筱萸、“雙開”陳良宇的視聽效果，給人某種暗示。
為什麼要這樣？這不能不使人想到這是在故意作秀，是為17大後的權力更替做鋪墊，是為胡溫徹底擺脫江澤民的掣肘而採取的主動加被動的步驟。
若干年來，尤其是1989年“6．4”天安門血案以來，中國官場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中國政壇早已腐敗不堪，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大案、要案、窩案、串案頻發，貪官的級別、職位越來越高，貪污的金額越來越巨大，給國家造成的損失越來越驚人，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社會風氣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越來越嚴重。雖然不能說每個官員都是貪污犯，但如果按照民主社會的評判標準，那麼，應該說中共的官員沒幾個是不貪污腐敗的。按老百姓的說法是，如果把所有官員排成一隊，逐個開槍射殺，可能會有被冤枉的；而如果隔一個殺一個，則絕對有漏網的。而另一種說法可能更切合實際，即“中共不反腐，要亡國；中共真反腐，要亡黨！”其實，兩個意思是一致的，即由嚴重的貪污腐敗所造成的最終結局只能是共產黨的滅亡。面對這樣一種局面，中共到底怎麼辦？恐怕誰也給不出妙招、絕招。
這就是中共今日所面臨的極為嚴重的局面。難道中共不想擺脫這種局面嗎？那當然不是，但從根本上來說，它擺脫不了這種局面。即使這一年多來的“反腐風暴”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甚至連個所謂的“震懾”作用都起不到。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就在刮“反腐風暴”的同時，中紀委於5月30日又發佈了《關於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其中列出了所謂的“八項禁令”，並且明示了30天的坦白從寬“大限”。好象對那些違規者頭上高懸利劍。結果如何呢？那一紙強硬的禁令如同微風輕輕吹過，既未“吹皺一池春水”，甚至連“小草”也未搖動一下。“大限”過後，各省市未見行動，連中紀委也沒有放出一個屁來。其實，中共此前頒佈的這種“禁令”、“規定”等等還少嗎？貪官們對那些東西早已習以為常，此次的禁令當然也就可以熟視無睹了，哪裡還能起到有什麼警示、震懾的作用。
為什麼中共的反腐行動如此無效？貪腐之風為什麼在當今中國根本無法消除？且無任何消除的跡象？冼岩先生的分析是在於兩點，即，其一是“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決定了社會治理必須遵循自上而下的方向進行，必須依靠各級官僚，必須賦予他們足以壓制民間反彈的足夠權力，必須拒絕、至少是減少對權力自下而上的限制；總而言之，必須使各級權力除了接受上級領導外，再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足以制衡之。”其二是，“（在中國）無論是從對社會生活的主導作用，對經濟領域的強大干預，還是從本身所掌握的資源看，政治權力都是這個社會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執掌這種權力的政府官員，不可避免地成了這個社會的一等公民，他們必然要追求與這種地位相稱的個人財富和消費能力。”我不知道冼先生這樣分析的目的何在？因為，從他的所謂分析中，給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的確，從權利結構來看，中共轄下的掌權者除了接受上級的領導外，再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夠對他們進行制約，但中央不是要進行“反腐”嗎？為什麼這“反腐”也無法對他們制約呢？這又該如何解釋呢？冼先生說，執掌權力的官員們必然要追求與他們“一等公民”地位相稱的個人財富和消費能力，但在現實的中國，官員們的財富和消費能力早已大大超過了一般大眾，中共的官員不是口口聲聲說是“為人民服務”的嗎？而且，哪個國家的官員把自己定位在“一等公民”的位置上，哪個國家的官員會去極力追求超出一般民眾的財富與消費能力？冼先生還是看出了其中的奧妙，他說：“，一強獨大的政治權力必然要盡可能把經濟資源集中到自己手中。政府如此，政府官員亦然，這是一種無法抑止的衝動。政府只能睜隻眼閉只眼，默許官員以貪瀆的形式自行縮小從政治權力到個人財富之間的差距。”於是，官員貪污就是自然而然，且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從這裏似乎看出，冼岩先生是把中國存在的無處不貪的根源歸咎於官員個人的貪瀆私欲上，也就是說，他們掌握了權力，加上個人的私欲，就使得中國官場無處不貪了。這種把遍及整個社會的貪腐行為完全歸之於個人品德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分析，完全掩蓋了造成中國官場普遍貪腐的真正原因。試問，為什麼在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官員也掌握著權力，而且，凡是人總會有私欲，但在那裏為什麼極少存在貪腐的問題？
那麼，到底什麼是中國官場貪腐的真正原因？一句話，那就是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在這種政治體制下，中共各級黨委及其官員掌握著絕不與別人分享的絕對政治權力，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名言在中國得到了最真實的印證。正是由於中共依靠這種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治體制扼殺了政壇的權力制衡，拒絕了中共之外的其他政治力量以及整個社會，包括民意、輿論對權力的監督。而且，整個中國的司法體系完全服從于、服務於這種政治體制，沒有遏制貪腐的氾濫，反而成了地方上的官員貪腐的保護神。也正因為這樣，才使得中國政壇貪腐遍地、貪官前赴後繼；正是因為這樣才有了如冼先生所說的中國反腐的策略，一方面最高當局根據需要做出“反腐秀”，就象近一年來的“反腐風暴”；另一方面，為了穩定政局，或者為了利益的需要而睜隻眼閉只眼，即使是貪官也可能把他們保護了下來，比如，最高層的黃菊、賈慶林等人，而黃菊“有幸”死去，還獲得了極高的讚美之辭，是什麼“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可笑，還是可悲？！
也是基於此，按冼先生的分析，中共的反腐策略就是，面對中共官場日益嚴重的腐敗，中共只好作秀，“通過大張旗鼓地抓腐敗典型，可以起到三種作用：一是使官員腐敗有所收斂，不會過於囂張；二是以“反腐敗”的姿態與腐敗分子劃清界限，證明政權本身的正當性；三是減輕民眾的不公正感，使他們多少對未來還抱有向善的希望。”但這種“反腐策略”真能奏效麼？我們看到，一是官員腐敗雖然不會過於囂張，但絕沒有收斂；二是“反腐作秀”的姿態僅僅是姿態而已，既然是姿態又怎能證明政權的正當性？三是官場的貪腐更增加了民眾的不公正感，老百姓把愈演愈烈的官場貪污腐敗與急遽擴大的貧富差距視為中國社會不穩定的兩大根源，哪里還有什麼公正感？
這就是結論：中共的反腐策略只是為了保住中共的一黨專政的政權，而這個政權本身正是由於這個政權的政治體制而使官場的貪污腐敗愈演愈烈，因此，中共無法遏制貪腐，也不可能遏制貪腐。那麼，結局是不言自明的。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