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4日訊】隨著中共十七大臨近，關於胡溫政權能否啟動政治改革的議論和猜測越來越多，左右兩派也紛紛發言，試圖對十七大決策產生影響。然而，這些這些議論和猜測，無論是善意的期待還是悲觀的預測，都因過於關注十七大本身而顯得過於短平快。在我看來，觀察十七大的中共決策，離不開中共自身的不斷蛻變，離不開改革以來的中共所表現出的不同于毛式極權的新特徵。
毛澤東時代是意識形態目標高於一切的時代，也是階級鬥爭和化私為公的時代，徹底到靈魂深處也要爆發革命，徹底到個人被剝奪得一無所有。而當文革浩劫粉碎了共產烏托邦之後，中國逐漸進入了利益高於一切的時代，也是發展經濟和化公為私的時代。
在公共領域，中共維持政權的主要方式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政治權力私有化支撐著經濟上的權貴私有化，公權變成牟取私利的工具，黨權、軍權、政權、法權和媒體等公權力，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社會公益，統統變成特權集團牟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在私人領域，自利意識覺醒到氾濫成災，人欲解放為物欲橫流，經濟人理性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淪為不擇手段的惟利是圖，社會誠信的輪落到什麼都可以造假的程度。
這種變化的最醒目標誌就是：中共由革命黨變成了利益黨，權貴集團對既得利益的專注代替了對公共利益的關切，利益至上代替了從政之德，權宜之計代替了政治理想。
一中共對外統治的新特徵
首先，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六四之後，雖然獨裁依舊，但並不狂熱，實用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基於利益至上計算的技術統治代替了基於烏托邦狂熱的政治動員。獨裁理智對統治成本的計算越來越精細。對內“花錢買穩定”，毒化國人的靈魂；對外“花錢買友誼”，毒化世界文明的靈魂。
第二，惡法治國的黨權法制代替了無法無天的個人極權，一方面是天天高喊“依法治國”的口號，立法數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不斷地對司法制度的局部性微調和規範執法者的行為，與西方國家展開法治對話；另一方面，政治控制越來越依靠頻繁出臺的惡法，除了《刑法》上的“顛覆罪”條款之外，為了控制民眾上街而制定“遊行示威集會法”，為了控制民間組織而制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為了操控言論而出臺多項法律法規；其中，最大的惡法是為了鎮壓法輪功而制定“邪教法”，從而為六四後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提供法律依據。
第三，利益黨的統治必然是極端機會主義的統治，機會主義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獨裁呈現出模糊多面的特徵，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斷調整代替了走極端的一條道跑到黑，官員的靈活多變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時刻或由於過度的權力恐懼而作出瘋狂的決策，否則的話，它已經極少採取公開化的運動方式，而是越來越黑箱化雙面化。比如，在人權問題上，學會了與西方國家進行定期對話，學會了通過逼迫著名異己分子流亡而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條生路，以討好國際主流社會和降低國際壓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在國內民眾中貶損了異己人士的道義形象，避免了製造具有道義感召力和國際知名度的民間英雄，使一些著名異見人士處在牆裏開花牆外紅的悖論之中，從而削弱了民間反對力量的社會凝聚力和動員力。執行鎮壓的員警們也不再一味蠻橫而是為自己留有餘地，不再用意識形態高調而是以人性化的飯碗理論來為4員警職業辯護，負責監管異見人士的員警們，總是以“交個朋友”的口吻開始談話。它越來越採取隱蔽的曲折的甚至難以察覺的整肅手段，希望用各個擊破的方式把民間挑戰悄無聲息地扼殺在搖籃裏。
二中共對內控制的新特徵
首先，中共對權力的交接和分配的體制做了改革，使獨裁統治具有一定的靈活彈性和糾錯功能。鄧小平汲取毛時代終生制的教訓，率先提出定期退休的構想。在八十年代，中共建立顧問委員會，讓老人幫退出一線，將胡耀邦和趙紫陽扶上前臺，鄧本人保持“垂槍聽政”的太上皇地位，形成了鄧、胡、趙共同開創的改革黃金時代。然而，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與老人幫及其極左派發生重大衝突，鄧小平動用太上皇權力先後罷免了兩位元開明的總書記，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六四大屠殺。
六四後，鄧小平為了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權力交接危機，隔代欽定了中共第四代黨魁胡錦濤，並通過自己的全退示範促成了定期權力交接制度的形成。1997年年初鄧小平的死亡，標誌著強人政治的終結和寡頭政治的降臨，定期權力交接制度也變成中共高層的主流共識。中共十六大的權力交接踐行了鄧小平預想的定期退休體制，使江朱到胡溫的權力過渡得以平穩完成。
第二，在權力關係上，寡頭集團獨裁代替了絕對個人獨裁，各寡頭之間的討價還價的交易政治時代降臨。政治局常委會不再是最高獨裁者的自家密室，而是各寡頭之間進行政治博弈的黨國密室，密室內的討價還價可以形成寡頭之間的制約。當寡頭們的集體決策代替了極權者的一言九鼎之後，當越來越多的技術官僚執掌大權之後，對統治成本的精打細算代替了不計成本的任意粗放，中共的決策必然要兼顧左中右的平衡，決策的執行也越來越靈活務實，儘量避免可能引發危機總爆發或可能帶來全局性災難的極端決策。
第三，定期交接班機制使代際之間的互補互救得以實現。每一代接過最高權力的新權貴，即便不具有名垂千古的政治抱負和洞徹歷史大勢的政治遠見，僅僅出於收買民心和鞏固權力的需要，也會對前任執政的弊端作出某種權宜性的補救。“儲君”在掌握最高權力之前，可以暗自觀察和研究前任的統治方式，總結其利弊得失，為自己接掌權力後的調整作出準備，一旦入主中南海便可以作出相應的政策調整。比如，胡溫上臺後，針對江朱時代的弊端作出一系列調整，拋棄優惠資本家的政策而提出面向底層的“親民路線”；針對愈演愈烈的城鄉兩極分化而取消收容遣送和農業稅；用科學發展觀代替GDP崇拜的跛足發展；提出“創建和諧社會”來彌補社會裂痕的日益擴大……等等。如果中共目前的定期權力交接制度可以延續下去，每一次代際權力交接都會對前任的政策作出具有針對性的調整。
中共的所有調整，無論是親民還是反腐，也無論是和諧社會還是科學發展觀，都不會超越維持一黨獨裁體制的底線，也大都淪為口惠而實不至的政治作秀，並不能改變官權過強而民權過弱的獨裁現狀，也無法改變權貴階層的貪得無厭且肆無忌憚，政治腐敗和貧富差異也不會沒有實質性縮小，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也沒有大幅度改善；然而，某些政策調整還是能收買到一部分民心，降低民眾對現政權的不滿。比如，取消收容遣送和農業稅等等。
第四，在官僚集團內部，跛足改革造就出大大小小的權貴利益集團，而黨中央所代表的黨權整體利益則越來越空殼化。具體而言，黨國利益越來越部門化和地方化，最終落實為家族化和個人化，即利益分贓最終要量化到一個個具體的權貴家族及其個人。所以，權貴私有化浪潮洶湧澎湃，權貴利益變得越來越剛性，以至於，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
隨著大大小小利益集團的形成，官員們的從政激勵，烏紗帽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官場規則越來越向帝制時代回歸，官員道德由“無私忘我”變成“利慾薰心”，效忠是為了利益，升官是為了發財，跑官買官賣官一條龍作業，以權謀私的腐敗已經變成了通行於中共官場的潛規則。與此同時，反腐敗也變成權力鬥爭的工具和控制官員的撒手鐧，陳希同和陳良宇的倒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共在後毛時代的自我調整，與改變一黨獨裁體制和跛足改革全然無關，僅僅是出於維護政權和權貴利益的權宜性考慮，但起碼使中共高層的權力格局及其決策機制有所變化，變得比以前更靈活、更實用、更少主觀臆斷和鋌而走險的極端性，應對社會危機的能力也有所加強。
但這一切僅僅具有權宜性的維護現行統治之效，卻無法為中國開出長治久安之新局。中共十七大之新，僅僅在於最高決策層中出現幾張新面孔，而決不會在改革模式上有所創新，更不會有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之舉，甚至連十三大開啟的黨政分開試驗也不會進行。因為，任何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都將威脅到政權和權貴的根本利益。
2007年7月31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動向》2007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