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殺》提高了斯皮爾伯格在環球公司的身價，尤其是他在技術人員中的身價，這些人多數都與環球公司有合同，為了日後好找工作的原因，他們都希望找個能給他們帶來些名氣的人合作。他們不是不在乎評論家說些什麼，而是更在乎是否能被這個孩子好好關照，以便使他們的收入看起來還不錯。
《追殺》公演兩星期後，這公司從前的導演兼製片人湯姆•勞夫林就與《追殺》的攝影師傑克•馬塔簽了合同，讓他去拍攝使他很成功的系列片《比利•傑克》(Billy Jack)。剪編弗朗克•毛裡斯發現，請求讓他剪片子的人越來越多。助理導演吉姆•法夠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挑走做了他片子的導演。
諸如此類之事，圍繞著斯皮爾伯格在繼續發生。當斯皮爾伯格1985年為環球公司拍完電視系列劇後，作曲家比利•戈頓伯格就開始為《驚奇故事》作曲了。許多參加了《惡魔孽種》拍攝工作的人都參加了斯皮爾伯格以後的拍片工作，包括攝影師比爾•巴特勒和卡爾•離特雷伯，還有在這部影片中演小角色的那些來自長灘的朋友，以及後來的和他一道合作編寫《大白鯊》的朋友。
環球公司收到了許多來自其他電影廠邀請斯皮爾伯格去拍電影的請求。不幸的是，公司一概拒絕了這些請求。萊文森和林克馬上借此機會抓住斯皮爾伯格讓他再拍一部試播片。看過《傳道》(Mission)之後，觀眾都希望馬丁•蘭多和巴巴拉這對夫婦再度於《難以完成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中出演記者保爾•塞威格和他的妻子。無論斯皮爾伯格提過多少要求拍影院影片的抗議，辛伯格仍不改變他的主意。儘管後來是由斯皮爾伯格的老朋友巴瑞•舒力文在這部片子中扮演了敲榨記者賽威格一家的法官，但這次經歷並沒有讓斯皮爾伯格感到光彩。
他瞎位乎了一陣子，把從前的片名《監視塞威格報告的人》做了修改，1971年，它以《塞威格》的片名上演了。評論家對此各執一說。斯皮爾伯格後來說，這是他惟一一次被人強迫去拍的電影，即使如此，這也不足以讓斯皮爾伯格違背公眾的意願而按自己的意願去拍片子。
在給《追殺》又加了9分鐘的內容後，環球公司把它拿去參加了5月份的法國嘎納電影節，去給歐洲電影發行充當一個小小開場白。斯皮爾伯格也去了，這是他第一次離開美國的旅行。在巴黎的一個雨天的下午。他的一位朋友拉著他穿過凱旋門，斯皮爾伯格穿著喇叭型中仔褲、方頭皮靴，細橫條襯衫，緊身夾克，像個衣著不整的小男孩兒似地跟在他的朋友身後。
斯皮爾伯格崇敬地環顧四周，巴黎!7月，斯皮爾伯格又到了羅馬，環球公司住羅馬的工作人員安排斯皮爾伯格與弗德里克•弗里尼共進午餐。讓斯皮爾伯格感到吃驚的是，這位先生帶他來的這家美國風味餐館裡的人，對弗里尼和弗里尼的客人們的態度不同，他們不讓他坐在他的客人們旁邊，只因為他沒有系領帶。弗里尼怒氣衝衝地走出飯店，扭頭說道：「好吧，我們現在去意大利餐館。」
歐洲充斥著濃厚學者氣息的氛圍並不讓人感到愜意。在羅馬，左翼評論家逼迫斯皮爾伯格同意他們在文章中對《追殺》所作的比喻：卡車象徵著工人階級，小汽車象徵著資產階級，這是一場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較量。當斯皮爾伯格表示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時，他們中有4個人吵嚷著離去。
斯皮爾伯格再也不打算捲入這類政治活動了。作為一個大眾製片人，他不能接受「電影是政治的化身」的觀點。這等於是把電影中的某個人說成是階級力量。斯皮爾伯格曾在嘎納節的記者招待會上對記者說：「這些相信『化身』理論的導演們等不到老就會得血栓。因為你不可能同時彈奏所有的樂器。」
斯皮爾伯格接受了人們對《追殺》的所有恭維，甚至包括那些聽起來有些荒謬的恭維。有人說《追殺》是一份對「機器的起訴書」，這是十分恰如其分的，因為斯皮爾伯格太熱衷於用機器操縱人們的視覺，太熱衷於操縱電子之類的玩意兒了。
《追殺》於1972年10月在倫敦上演，雖然它只在倫敦西區(富人區)外不遠處的一家電影院上演，而且至多只讓上演了兩星期，然而自從嘎納節後，它的名氣越來越大。大衛•裡恩說：「很顯然，這兒來了位出色的新導演。」英國評論家們，尤其是曾在《星期日時報》上把《追殺》描寫成「從電影院裡眾多優秀材料中紡織出來」的影片的評論家迪雷斯•鮑威爾，以極大的熱情評價了這部影片，致使環球公司終於把它拿到倫敦西街的影院去放了，並附了一則帶有過分讚美言詞的廣告。
如果說它算不上是倫敦銷售季節中最好的片子，它也可以算是一部不錯的片子，是歐洲大陸範圍內較好的片子。對於弗朗克斯•特拉福特來說，《追殺》具有他和其他新浪潮的導演們一直在追求的優秀影片的所有優秀品質：「優美、淡雅、樸素、考究、富於節奏。」而沒有他們所具有的缺點：「浮躁、缺少內在感覺、缺少自然。」
這片子最後獲利6萬美元。但更重要更關鍵的是，它給斯皮爾伯格帶來了聲譽。特別是倫敦這座城市，儘管斯皮爾伯格不喜歡歐洲，它卻逐漸變成了他的第二個電影總部。1984年，斯皮爾伯格告訴鮑威爾《星期日時報》的接班人萊恩•約翰斯通說：「如果不是你傑出的前任，我不會在這兒。」──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