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渚貢茶，是加在長興和宜興先民身上的一項沉重負擔。曾任浙西觀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親自督造貢茶的過程中，體察到貢茶的艱辛，一次在起貢時，袁高專作《茶山詩》一首，力陳貢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諫君。其詩中有「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悲磋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造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等悲憤淒涼之句。關於揭露貢茶嚴酷的詩作，還有如李郢的《茶山貢焙歌》等，其詩句「陵煙觸露不停探，官家赤印連帖催」；「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則從另一角度，訴說貢茶限時限刻，必須在清明前三天貢到京城的艱難。唐代茶葉，有「蒙頂第一，顧渚第二」之說，那麼，貢焙為什麼不設在蒙頂而設在顧渚呢？蜀道難行，這主要就考慮要在清明前能把茶趕送到京的關係。
貢茶，實質上也是一種賦稅。如上面《新唐書》記及的貢茶，就是一種實物稅；而顧渚貢茶，則是帶有一種勞役性質的賦稅。但是，真正課收茶稅，還是德宗李适統治期間的事情。建中三年(七八二年)，為籌措常平倉本錢，趙贊上言「收貯斛豆斗匹叚絲麻，候貴則下價出賣，賤則加估收糴，權輕重以利民。從之。」於是趙贊「乃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這也是我國文獻中最早的稅茶記載。課徵茶漆十一稅第三年，朱泚亂，德宗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為減輕百姓負擔，詔罷商貨稅。但不久，如《文獻通考》所說，貞元九年正月，鹽鐵使張滂以水災兩稅不登，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德宗從之，恢復茶稅，並自此把稅茶作為定制。
貞元時茶稅歲人不超過四十萬貫，還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年)，因「兩鎮用兵，帑藏空虛」，又加「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於是鹽鐵使王播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一，使每年的茶稅一下增加到六十萬貫以上。文宗時，王涯為相，為盡取茶利，他進一步提出了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於大和九年頒令榷茶，自兼榷茶使，強徙民間茶樹於官場，並焚其積舊，商人只能購買官場的茶葉，而且大增茶稅，一時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誅，榷茶也隨之中輟。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年)，崔珙任鹽鐵使，「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榻地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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