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作者Jerrold Post醫生是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心理學學科主任和精神病學、政治心理學及國際事務專業教授。】
關於恐怖分子有一種常見的看法，即認為他們都是些有嚴重心理問題的人。畢竟，除了瘋子以外，誰會以某項事業為名來濫殺無辜並自願充當人體炸彈呢？
事實上，我為籌備2005年3月在馬德里舉行的”民主、恐怖主義和安全問題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Democracy, Terrorism, and Security)所成立的恐怖主義心理根源委員會達成的共識是，1為瞭解為什麼會有人從事恐怖主義活動而去探究個人心理原因的做法是注定要失敗的，從個人心理的角度來進行解釋是不夠的。
確實，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可以說恐怖分子心理”正常”－－即他們並非患有臨床意義上的精神錯亂症。他們既不是抑鬱症也不屬情感嚴重失常，也不是癲狂的人。事實上，恐怖團體和組織在招募人員時往往要進行篩選，剔除那些情緒不穩定的人，因為這些人畢竟構成安全風險。
這裡面其實有多重的個人動機。對一些人而言，其動機是賦予沒有權勢的人以權力感；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一個基本的動機是報復；而還有些人則是要讓自己感到舉足輕重。
如此說來，可以讓我們瞭解恐怖主義行為的最有效的透視鏡不是個別人的心理，而是群體、組織和社會心理，特別是”群體特徵”。
群體特徵
對一些群體來說，尤其是民族主義-恐怖主義團體，群體特徵在極早階段就建立起來，因此仇恨已經深入骨髓。群體特徵以及群體特徵的形成和轉變過程是極其重要的。 恐怖分子使自己的個性特質服從於群體特徵，因此，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有利於群體、組織或網絡。
那麼，群體特徵是如何形成的呢？對監禁中的中東恐怖分子進行的採訪表明， 2這一過程很早就開始了。這可以從法塔赫(Fatah)武裝和巴勒斯坦解放陣線(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的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恐怖分子的具有代表性的陳述中得到證明：
我來自一個遵奉所有伊斯蘭傳統的宗教家庭。我最初的政治意識是在清真寺祈禱時形成的，那裡的人邀請我參加宗教學習班。在學習中，謝赫常常講述一些歷史事件，即我們的前輩實質上被逐出巴勒斯坦的過程。
以及：
謝赫曾對我們闡述以色列國防軍把軍事哨所設在我們的難民營中心的意義，將此比作人體內威脅到生命的癌症。
參加組織也並非不同尋常的經歷。事實上，當我們問起他們為什麼加入時，他們說人人都加入，凡是在巴勒斯坦”起義”(intifada)期間未報名參加的人都會受到排斥。
恐怖事業的傳承從童年時期就開始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仇恨一代代傳下去。無論是在北愛爾蘭的酒吧裡或是在貝魯特和被佔領土地上的咖啡屋裡，孩子們很早就從父母那裡聽到，”他們”對”我們”做了什麼，”他們”如何掠奪了我們的土地，侮辱”我們”。青年人對受到統治政權傷害的父母非常忠誠，因此對”他們”採取了報復行動。
這些恐怖分子為獻身其事業而採取極端行動的理由是什麼呢？這裡有一個特別能說明問題的答案。
武裝行動宣稱：我在這裡，我存在著，我堅強有力，我掌握著控制權，我依然在行動，我在地圖上。
如此說來，這種手段給弱者以力量，使卑微者具有重要性。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放棄恐怖主義道路是如此困難。
原教旨主義與自殺性恐怖主義
以上陳述反映了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恐怖分子的心理。那麼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的心理有何特徵呢？他們是”以真主(上帝)的名義施行殺戮”(“killing in the name of God”)的人。他們的行動被激進神職人員－－阿亞圖拉、拉比、牧師或神父等等－－賦予了神聖的意義。由於他們是”虔信者” ，不加思索地接受激進神職人員對經文的解釋，因此他們對使用暴力的程度不抱有與民族主義-分離主義者同樣的矛盾心理。
我們向接受採訪的真主黨和哈馬斯伊斯蘭恐怖分子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由於《古蘭經》明確禁止自殺，你們如何解釋自殺性恐怖主義行動呢？其中一位受訪者憤怒地說：
這不是自殺。自殺是軟弱，是自私，是有精神問題。這是起義 [殉教或以安拉的名義獻身。
著名的恐怖主義問題學者梅拉里(Ariel Merari)2004年秋說了一席發人深省的話，說明自殺性恐怖主義是多麼的”正常”。當時我和他在(波士頓市)繞著哈佛廣場散步，他說，他感到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都是一樣的。我問他此話怎講，他的回答是：
我走進劍橋市(哈佛大學所在地)的任何一家比薩餅店，都會看到那兒的青少年談論他們喜歡的新英格蘭愛國者球隊[(當時該球隊勢如破竹，有望奪得橄欖球超級杯)，談論愛國者球隊中他們最仰慕的人，如四分衛布拉迪(Tom Brady)，以及希望自己長大後有一天成為受人仰慕的職業橄欖球明星。在巴勒斯坦的難民營裡也是一樣，只是那裡的青少年喜歡的隊是哈馬斯，他們所仰慕的人是殉教者，他們希望長大後有一天會成為像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那樣的殉教烈士。 這是多麼讓人心寒的正常。
曾策劃了多次自殺性爆炸事件的巴勒斯坦人薩勒姆(Hassan Salame)曾說：
殉教行動是聖戰的極至，突顯出我們的信仰之深。爆炸手是執行重要信條的武裝聖戰者。
公於自殺恐怖主義的心理原因沒有單一的因果關係的解釋。哈菲茲(Mohammad Hafez)在他的《製造人體炸彈》(Manufacturing Human Bombs)3中列舉了三個先決條件：殉教文化、從戰略角度出發運用這一策略的神職人員和大量自願獻身者。事實上，使用這一手段最多的兩個組織，泰米爾猛虎組織(Tamil Tigers)和庫爾德分離組織工人黨(PKK)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沒有關係。
以色列社會科學家對93名自殺爆炸手的履歷樣本進行了分析。這些年齡從17歲到22歲的未婚男子，未受過正規教育，沒有工作。實際上，這些青年的人格尚未定型，他們在進入訓練營時，指揮自殺性爆炸的人告訴他們：”你們未來的生活豬狗不如(難民營的失業率為40%到70%，那些未唸完高中的人失業率尤其高)，你們可以做點有意義的事情。你們可以進入殉教烈士堂，你們的家人將獲得名望和尊重，他們會為你們感到自豪，並會得到錢財資助。”他們從進入訓練營起就沒有獨自一人的時候，在行動前一夜會有人跟他們在同一個房間裡睡覺，確保他們不會打退堂鼓，並會有人親自護送他們到”殉教行動”的特定地點。
與此相比，2001年9月11日的自殺性劫機分子年齡更大些(28歲到33歲)；這夥人的頭目、 33歲的阿塔(Mohammad Atta)和另外兩個同夥是漢堡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的學生。他們來自沙特和埃及的富有中產階級家庭，已經完全是成年人。這些人使個人服從於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兼具破壞性和魅力的領導。他的事業成了他的追隨者的根本使命。有意思的是，與巴勒斯坦自殺爆炸手不同，這些人在西方獨立行動長達七年，經歷了西方民主提供的機會和誘惑，他們假裝與西方社會融為一體，同時一門心思地執行死亡的使命，並要帶上千萬人與他們同歸於盡。
新的挑戰
就恐怖主義的社會心理而言，一個特別令人擔心的新動向是－－尤其在西歐－－第二代穆斯林移民變得極度激進。他們的父母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來到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和西班牙，但未能融入西方文化，而第二代人則變得極端，如2004年3月 11日馬德里火車站爆炸和2005年7月7日倫敦公共交通系統爆炸所表明的那樣。
“新媒體”－－像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這樣進行連續播放的有線新聞網，尤其是互聯網－－構成了特別嚴峻的挑戰。韋曼(Gabriel Weimann)在《互聯網上的恐怖主義》 (Terror on the Internet)一書4中估計，2006年有約4800個激進伊斯蘭網站在傳播反西方的仇恨信息，對形成明天的恐怖分子的群體特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種狀況對反恐有何意義呢？如果我們贊同恐怖主義是借用媒體展開的邪噁心理戰這一觀點，那麼反擊方式就不應是精密炸彈和導彈，而是反心理戰的手段5。這意味著信息行動方案必須包括四項內容：
阻止潛在的恐怖分子加入該組織
在其組織中製造爭端
為脫離該組織提供方便
降低民眾對該組織的支持以及剝去其領導人的正當外衣
但是，正如馬德里工作組峰會的結論所指出：”要改變仇恨和暴力文化需要幾十年時間。在這場鬥爭中，需要通過加強法治和弘揚良好治理與社會公正等方法來保持高尚的道德標準。背離這些標準意味著把我們自己降低到與恐怖分子同等的水平，從而給自由民主帶來危害。”6
註釋
(1) Jerrold Post,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Terrorism,” in Addressing the Causes of Terrorism: The Club de Madrid Series 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vol. 1 (Madrid: Club de Madrid, 2005).
(2) Jerrold Post, E. Sprinzak, and L. Denny, “The Terrorists in Their Own Words: Interviews With 35 Incarcerated Middle Eastern Terroris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5, no. 1 (2003): pp. 171-184.
(3) Mohammed Hafez, Manufacturing Human Bombs: The Making of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4)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5) For an expans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should play a central role in countering terrorism, see Jerrold Pos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and Counter-terrorism,” Joint Force Quarterly, issue 37 (Spring 2005): pp. 105-110.
(6) Jerrold Post,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Terrorism,” in Addressing the Causes of Terrorism: The Club de Madrid Series 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vol. 1 (Madrid: Club de Madrid, 2005), p. 11.
－－原載：《美國參考》，2007-05-01
──轉自《右派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