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6日訊】藏漢兩族自古和平相處。最顯著的標誌是，唐朝王室文成公主與吐蕃王松讚干布聯姻，形成「大和盟約」的親誼關係，至今在大昭寺廣場有唐蕃會盟碑為記，布達拉宮一直供奉文成公主塑像。從元朝開始，藏漢才建立隸屬關係，西藏正式劃入中國版圖。元、明、清乃至民國，這種隸屬關係只限於不同程度地顯示中央權力的存在，不在實質上涉及藏區內部事務的管理。比如，民國時期，《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達賴、班禪額爾德尼及其他大活佛須得到中央政府冊封才有合法地位，中央政府在藏設辦事機構，處理一般性事務，如此而已。西藏對外既非獨立政治實體，對內又享受高度自治權，700年來中央與西藏形成的這種相互關係為雙方認同並不斷傳替。當今達賴提出的不追求西藏獨立、只要求高度自治，與歷史上的中央與西藏的相互關係頗為相似，是雙方數百年的利益平衡的延續。
藏漢利益磨合鏈至1949年中斷。北京要推廣自己獨特的社會統治方案。當然，中共領袖知道，達賴喇嘛不是鮑爾漢，不是賽福鼎，西藏不像新疆那樣具有共產主義滲透的經歷。對北京來說，西藏是神秘領地，必須慎之又慎。對西藏來說，中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猛士，因此，他們對大軍臨境絕無迎合之意，亦不存觀望之念，斷然擺開陣勢以示抗拒。昌都一戰，藏軍敗北，這才有了雙方談判的可能。1951年雙方代表草簽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規定：中央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藏軍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而成立駐藏軍政委員會這樣的軍事政權機構顯然不是象徵性的，它要君臨西藏噶廈之上。這就會成為對自治權的嚴重侵犯。達賴在簽署這一《協議》前，專門由噶廈對此提出質疑。為謹慎計，這一矛盾由毛澤東出面安撫：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們慢點執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執行，如果明年還害怕，就等後年執行。結果是駐藏軍政委一直未能成立。改編藏軍，也是只授了軍階、發了軍服，實質性改編未能進行。從這一回合的來往看，藏族堅持民族自治的頑強性是非常突出的，維護民族自治的堅韌不拔精神在國內少數民族中沒有出其右者。
藏族生活於雪域高原，環境嚴酷，人煙稀少。這個弱小民族經常受外界欺侮，因此對關乎政權安危的因素特別敏感。1910年因川軍3000人進駐拉薩，引起十三世達賴的恐懼，竟逃亡印度躲避。1951年中共一個軍（約兩萬人）開進西藏，約4000人進駐拉薩，此時，當今達賴已跑到邊城小鎮亞東，跨越一步就是印度，他正在憂心難斷。只是在中央代表張經武勸說下，達賴才回到拉薩。不過，兩萬大軍進藏，這樣的規模是藏史上沒有過的，終是心頭之患，所以，1956年借赴印參加佛教法會機遇，達賴滯留印度3月不歸。周恩來借出席國際會議空隙，3次赴印勸說達賴去除動搖，又向印度尼赫魯進行嚴肅交涉，才使達賴回到拉薩。中共辯解說，大軍入境是為鞏固國防。可是，槍桿子是可以轉向的。3年內戰的血腥廝殺刻印在藏族心上，教訓鮮明。何況，入藏部隊大搖大擺開進，從兩萬增至5萬，引起弱小民族極度恐懼不是很自然的麼？藏族的騷動從1956年就再次開始，終於在1959年爆發為暴動，達賴率眾流亡印度，一去不歸。北京從此變臉，噶廈被解散，達賴被貶謚，西藏從此捲入接連不斷的風暴之中。
中央與西藏地方的矛盾集中表現為：西藏表示臣屬中央，但保留高度自治，北京則以軍事力量不斷推進藏內為後盾，慾形成一種迫壓形勢，使西藏逐步放棄高度自治，服從中央的治國理念。這樣，就必須突破歷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相互聯結形式，中共將逐步佔領上層建築領域而居於統治地位，地方原有政權管理系統則將土崩瓦解，這對西藏社會當然意味著劇烈的震盪。大軍毫無顧忌地推進藏內已經預示著不祥的前途。1951年開始，幾乎是不間斷的藏族發生的不滿、騷動皆源於此，1959年藏族暴動，中央與西藏地方的聯結關係徹底斷裂。
以後的故事就無需細述了，藏區複製了中原的大政方針。斗領主、廢勞役、毀寺廟、均田地是題中應有之義。農奴被劃分為「貧苦農奴、中等農奴、富裕農奴」，深挖階級敵人則有「農奴主、富農、牧主、富牧、新資產階級分子、資本家」，還有「小班禪案、七星黨案、中華民族黨案、地下寺廟經堂案、復叛組織案、回民叛國集團案、達賴特務」等等。由黨政官員和公安人員組成工作組進駐各大寺廟，僧侶人人過關，接受審查。當局不信任者或遣送回鄉或投入牢獄，留下的表態反對達賴、效忠黨國。政府官員被安插到寺廟管理機構，任何決定必須通過他們。60年代初，規定一縣一廟，2600座寺廟只剩70座。文革後殘存的寺廟被毀，香火斷絕。因為中共奉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這個教義，中共西藏工委書記陰法唐贊成「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這樣的信念。
應該著重指出北京治藏時對意識形態的嚴峻鉗制。1957年反右被搬到西藏重演，反右對象是西藏另一精神領袖班禪額爾德尼。60年代初，班禪到各地視察，發現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產生許多消極影響，在所謂「平叛」、「民主改革」中又有許多嚴重失誤。他當時20歲出頭，血氣方剛，正是無所畏懼之時。四川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有關領導向他匯報甘孜和阿壩兩個藏族自治州的巨大變化，班禪直截了當指出：「你們這裡平叛擴大化現象非常嚴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勞動人民、基本群眾、國家幹部打成『叛匪』。」還說：「很多老百姓吃不飽肚子，甚至有餓死人的現象。」又指出：「大批寺院被毀壞，喇嘛被迫還俗，群眾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尊重和保護。」班禪質問四川有關領導：「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你們為什麼不為老百姓說話？為什麼不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為什麼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閉上眼睛？」四川省委和西南局原是把他作為統戰對象，虛以敷衍，不想他如此認真，痛揭瘡疤，直接觸及四川省委的政治前程，這些官僚大光其火是不難想像的。這位年青的班禪還同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長談13次，李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趕快整理出《談話紀要》呈報上鋒。班禪不以此為滿足，他要直接上書中央。堪布會議廳負責人、經師等都覺得此舉危險，加以勸阻，班禪不為所動。七萬言上書說：「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是極其嚴重的，若不加以糾正，藏族將面臨『滅族滅教』的危險，國家將沒有前途。」這位頗賦正義感、很少黨文化、不諳油滑世故、敢於揭露矛盾的年青人，看問題是如此敏銳，一語中的：他疾呼，中共所行將毀滅藏文化、毀滅藏傳佛教。忠言逆耳，當然不會為中共欣賞。他被撤去所有官職，接受不同層次批鬥，繫獄達9年多。達賴跑了，班禪關了，兩大精神領袖具被中共踩於腳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西藏實施的「無產階級專政」。
但是，這樣的鎮壓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在西藏。那裏的社會上層與下層因教義的維繫，是團結一致的，上層有所行動必然獲得下層支持，外藏有什麼波動必然影響到內藏。而且，中原有什麼重大舉措必然輻射到藏區。只說一件事就可以明白禁錮和打壓不能長期維持下去。西藏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盛地，信教是藏族生活必要組成部份，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特徵。中共硬要搞得西藏香火斷絕，僧人還俗，這種野蠻、暴虐行為能夠持久堅持下去嗎？搞到後來，這些土共自己都覺察到難以為繼，日子混不下去了。加上中原地區掀起批毛高潮，大量平反冤假錯案，直接引起西藏反應。所以，1959年「平叛」、「民主改革」被否定：當年參與叛亂、「平叛」時被沒收財產、批鬥加勞改的領主、大頭人一律平反，退賠財產，安排進各級人大、政協，享受統戰待遇。「民主改革」中對未參與叛亂的領主、大頭人發予贖買金，文革中停發，一律補齊。文革中被抄家，其損失或退還或折價賠償。60年代初和文革中所搞冤假錯案一律平反，一風吹。「民主改革」、社教、文革中所挖階級敵人，全部摘帽。撥出專款，重建或修復所有寺廟，鼓勵藏人信教、傳教。這些事實證明，1959年中共篡奪西藏政權以後實施的社會變革已經站不住腳了。
這是否表示中共在西藏問題上回心轉意，有所悔改？如果您作如是觀，那就上當了。中共的歷史清楚地顯示，它會隨機應變，以各種面目欺哄世人。它需要否定文革時，就信誓旦旦，作出莊嚴決議，指斥文革是不折不扣的動亂，而它又需要文革時，則會毫不猶豫地炮製文革，讓它再現猙獰，那些圍毆維權律師、動刀動槍殺害維權農民的場面不正是文革再現嗎？1959年以後，它在西藏露出凶神惡煞模樣，一面高呼「權權權，命相聯」、「奪權奪權奪大權」，一面將領主、頭人、信教藏人拎起摔下，再拎再摔，然後把他們投入九九八十一層地獄，讓他們嚐盡九九八十一種酷刑。1978年以後，它在西藏露出花顏媚笑模樣，將地獄中的原領主、頭人、信教藏人請出，一面安排他們恢復舊日生活，一面軟綿綿向他們耳邊頻送「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兩種面貌，同一心腸，目的是一個：建立並堅持一黨專制。
在西藏上演的這出一幕兩場短劇，不過是在中原演出的活劇的再版。試看，先以凶神惡煞面目登台，再以花顏媚笑面目換場，不正是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變換為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和諧社會」麼？毛、鄧、江、胡都明確宣佈：中共領導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們主政的基本原則。萬變不離其宗，這兩點是他們不變的宗旨。藏族同胞之所以不滿，反覆騷動，歸根究底，就是反對中共統治一切，反對中共暴政。西藏所以要獨立，就是要掙脫中共統治，掙脫中共暴政。這就是西藏事件的根源。
古代有五胡亂華，近代出了中共亂華，在中原，在西藏，都鬧得沸反盈天。那麼，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組織，會有這麼大的能量亂華？這裡，把它的主要脈絡清理如下：（1）它的理想：從馬克思宣佈的共產主義理論到他的傳人搞的共產主義試驗，都證明那是一種新式烏托邦，純粹空想。（2）它的組織：具有高度集權的專制性質和高度封閉的會道門性質。（3）它的施政核心：在一黨專制、領袖獨裁的前提下，追求權勢集團的特殊利益。（4）它的施政環節：組織上的嚴密控制和意識形態的嚴峻鉗制合成主要的社會統治形式。（5）它的權力手段：暴力，形諸社會群體則為暴政。（6）它的宣傳手段：以謊言惑世，特別是以「民主」為幌子招搖撞騙。（7）它的社會基礎：流氓無產者是它的依靠力量，農民階層是供其役使的農奴。以這樣一個依靠空想發家、實施專制獨裁、政教合一、役使農奴的組織去代替西藏的社會統治形式，稍有些社會科學知識的人都不難看出中共的自不量力、無自知之明。夠了，中共在西藏耍弄的一切已到收場的時候了。當局的明智者如果真的翻舊圖新，應該響應達賴召喚，將中共腐朽、落後的權力退出西藏，中央在藏只保留象徵性存在，西藏保有高度自治權，則西藏可得平安，藏文化可得發展，藏傳佛教可得流傳，中共在西南邊陲的壽命可得延長。不過，這只是普通人的善良願望，願望最終可能還是停留於願望，願望只是願望而已，最後則只剩「而已」。
中共當權者中有無明智人士，不敢妄斷。從溫家寶向記者宣佈的西藏事件「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煽動起來的」看，要找明智人士是很難的。胡錦濤集團（如果他還能湊成一個集團的話）要死硬到底，誰也救不了他們。千萬不要對這些人抱有什麼會冒出「大智惠、大手筆」的奢望，千萬不要沉溺於不切實際的幻想。
（2008.3.25）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