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5日訊】這幾年，國學儒學等傳統文化在中國大陸重新得到了尊敬重視，朝野上下廣泛地宣傳引用其中一些辭句。千秋功過 (1)一文中提到「和為貴」一則，這是孔子《論語.學而第一》裏有子一段話的一部份。這當中的「和」字被普遍地引申接受為「和諧」，併進一步發展成國策：「和諧社會」。2008年在文匯報(或北京日報)上登載了作者劉吉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和諧社會與孔夫子思想》，核心意思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一以貫之地強調『和合哲學′，成為56個民族、13億人口、五千年持續凝聚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和合哲學是中華文化的精華、孔子儒家學說的重要組成」；而「其中最難能可貴的是『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篇第十三》)的哲學理念，這是中國和合哲學的精髓，是對和諧社會最準確的表達。」
《論語.子路第十三》裏，孔子的全部原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為什麼孔子強調君子跟小人對於「和」與「同」這一字之差？「和」與「同」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劉吉先生沒有任何解釋。以常識而論，和字有美善之義，同字亦不遜色。如和有和衷共濟，同有同舟共濟；和有和氣生財，同有同心同德；和有和合二仙，同有大同世界；等等，很多。儘管和與同有著許多相同的涵義，然而我們的祖先和孔子，看來卻對這兩個字另外充實了不同的解釋及應用。這使我想起一段小故事，摘錄如下，也許對我們思考上述的疑問有些啟發。
東周春秋時期魯國昭公二十年(公元522年，是年孔子三十一歲)的一天，齊國大夫晏嬰(晏子)在齊侯齊景公旁侍立。齊侯談起大夫梁丘據(子猶)，說：「據與我最相和。」晏子對答說：「據只不過是對您同聲相應罷了，怎麼算得上和呢？」景公問：「難道『和與同相異乎′？」晏子答道：「當然相異。和如做羹，魚肉配上醋、梅、肉醬以柴火燉；廚師調和各物，補其不足消其過分，從而製成美味之羹。君子食用如此之羹，心地平和。聲樂也同烹飪美味一樣，調劑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疏密，君子聆聽這樣的聲樂，心地平允。而心地平允，則德行和美。而今據大夫不是這樣。君王說行，他也說行；君王說不行，他必說不行。假如羹淡了，用水調兌，誰喜歡吃它呢？若琴瑟專聲寡調，誰愛欣賞它呢？這就是苟同的不當之處了。」(見《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
雖然和、同二字有著相似的意思，如和諧和睦等，然而從上面的小故事不難看到，我們的先哲還給予了它們一些完全相反的涵義。在前面孔子那段語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和」有重義、心和、及無乖戾的引申意思，而同則具有同黨同謀、阿比偏私的涵義。不僅如此，先哲們尤其偏愛和字，賦予它一個十分深刻的內涵，即調和諸物以達至善。《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周景公鑄鐘，名無射。樂官州鳩評論道：鐘鳴「小者不窕(讀挑，意細不滿) ，大者不槬(讀化，意橫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意即鐘之音小而不細浮，大而不粗蠻，那麼和順於物理，物理和美則諸事嘉成。再如，《禮記.中庸》第一段中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裏更為清楚：和，旨調劑歉與過，乃取得中、中節，即中庸的通達之路。
孔子在春秋時代所受的教育熏陶，以及社會背景實踐經歷，是他思想學說形成的基礎。因果而論，孔子「君子和而不同」一語中的「和」字，不是像劉吉先生在其文中所理解和闡發的那樣，作為中國和合哲學的精髓、對和諧社會最準確的表達」，是「幾千年來指導了中華民族多層面的行為規範」。這裏「和」的真諦在於：協調歉過以求中庸；具體到倫理道德上，則要克除偏私，舉直錯枉，秉公持正，而最終達到正果。試想：如果人們做到了公正，即公平正直，和諧社會不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嗎？反之，貪污腐化禁而更糜，貧富懸殊久而不癒，卻著力宣揚展示和諧社會，豈不是畫餅充飢自欺欺人嗎？環顧古今中外，有誰見過沒有公允正義的和諧社會？又有誰能想像存在一個和諧社會卻沒有或嚴重歉缺公允正義呢？我們可以回想一下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執政大陸的後期，內憂外患民於水火，憤而遊行示威，反飢餓反剝削反內戰；他們何嚐不愛和諧社會呢？蓋沒有前者之靖，遑論後者之享！
我們祖先的哲人，雖然創造了不少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如提出了像和、中和、中庸這樣光輝的哲理思想，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有過真正的和諧社會嗎？廣大人民享受過多久真正安居樂業的生活呢？到底什麼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糟粕，並扼殺了千百萬善良淳樸百姓的世代美好願望？探索明辨之心不禁油然而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