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5日讯】这几年，国学儒学等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重新得到了尊敬重视，朝野上下广泛地宣传引用其中一些辞句。千秋功过 (1)一文中提到“和为贵”一则，这是孔子《论语.学而第一》里有子一段话的一部分。这当中的“和”字被普遍地引申接受为“和谐”，并进一步发展成国策：“和谐社会”。2008年在文汇报(或北京日报)上登载了作者刘吉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和谐社会与孔夫子思想》，核心意思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一以贯之地强调‘和合哲学′，成为56个民族、13亿人口、五千年持续凝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合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孔子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而“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篇第十三》)的哲学理念，这是中国和合哲学的精髓，是对和谐社会最准确的表达。”
《论语.子路第十三》里，孔子的全部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什么孔子强调君子跟小人对于“和”与“同”这一字之差？“和”与“同”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刘吉先生没有任何解释。以常识而论，和字有美善之义，同字亦不逊色。如和有和衷共济，同有同舟共济；和有和气生财，同有同心同德；和有和合二仙，同有大同世界；等等，很多。尽管和与同有着许多相同的涵义，然而我们的祖先和孔子，看来却对这两个字另外充实了不同的解释及应用。这使我想起一段小故事，摘录如下，也许对我们思考上述的疑问有些启发。
东周春秋时期鲁国昭公二十年(公元522年，是年孔子三十一岁)的一天，齐国大夫晏婴(晏子)在齐侯齐景公旁侍立。齐侯谈起大夫梁丘据(子犹)，说：“据与我最相和。”晏子对答说：“据只不过是对您同声相应罢了，怎么算得上和呢？”景公问：“难道‘和与同相异乎′？”晏子答道：“当然相异。和如做羹，鱼肉配上醋、梅、肉酱以柴火炖；厨师调和各物，补其不足消其过分，从而制成美味之羹。君子食用如此之羹，心地平和。声乐也同烹饪美味一样，调剂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疏密，君子聆听这样的声乐，心地平允。而心地平允，则德行和美。而今据大夫不是这样。君王说行，他也说行；君王说不行，他必说不行。假如羹淡了，用水调兑，谁喜欢吃它呢？若琴瑟专声寡调，谁爱欣赏它呢？这就是苟同的不当之处了。”(见《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
虽然和、同二字有着相似的意思，如和谐和睦等，然而从上面的小故事不难看到，我们的先哲还给予了它们一些完全相反的涵义。在前面孔子那段语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和”有重义、心和、及无乖戾的引申意思，而同则具有同党同谋、阿比偏私的涵义。不仅如此，先哲们尤其偏爱和字，赋予它一个十分深刻的内涵，即调和诸物以达至善。《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周景公铸钟，名无射。乐官州鸠评论道：钟鸣“小者不窕(读挑，意细不满) ，大者不槬(读化，意横不入)，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意即钟之音小而不细浮，大而不粗蛮，那么和顺于物理，物理和美则诸事嘉成。再如，《礼记.中庸》第一段中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里更为清楚：和，旨调剂歉与过，乃取得中、中节，即中庸的通达之路。
孔子在春秋时代所受的教育熏陶，以及社会背景实践经历，是他思想学说形成的基础。因果而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一语中的“和”字，不是像刘吉先生在其文中所理解和阐发的那样，作为中国和合哲学的精髓、对和谐社会最准确的表达”，是“几千年来指导了中华民族多层面的行为规范”。这里“和”的真谛在于：协调歉过以求中庸；具体到伦理道德上，则要克除偏私，举直错枉，秉公持正，而最终达到正果。试想：如果人们做到了公正，即公平正直，和谐社会不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吗？反之，贪污腐化禁而更糜，贫富悬殊久而不愈，却着力宣扬展示和谐社会，岂不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吗？环顾古今中外，有谁见过没有公允正义的和谐社会？又有谁能想像存在一个和谐社会却没有或严重歉缺公允正义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执政大陆的后期，内忧外患民于水火，愤而游行示威，反饥饿反剥削反内战；他们何尝不爱和谐社会呢？盖没有前者之靖，遑论后者之享！
我们祖先的哲人，虽然创造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如提出了像和、中和、中庸这样光辉的哲理思想，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过真正的和谐社会吗？广大人民享受过多久真正安居乐业的生活呢？到底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并扼杀了千百万善良淳朴百姓的世代美好愿望？探索明辨之心不禁油然而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