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蘇伊士運河事件及以後
保守黨關於政策問題的考慮也變得更加自信，更加激進。把近年來保守黨出版的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一個國家》（1950年10月）及《變革是我們的盟友》（1954年5月）進行比較，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兩部著作是由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議員撰寫的。他們包括伊諾克‧鮑威爾、安格斯‧莫德、羅伯特‧卡爾及特德‧希思、伊恩‧麥克勞德（後兩位只參加《一個國家》的撰寫工作）。眾所周知，《一個國家》涉及的是社會政策，而社會政策是一個很難的話題，特別是在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減少公共開支的時候。但該文件相對溫和的態度表明保守黨採取的是守勢的辦法和思想。文件強調（當然很有說服力地強調）保守黨仍將致力於建立一個福利「安全網」，保證每個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於某一標準，保守黨也將堅持安東尼‧艾登提出的濟貧而不是劫富的主張。
《變革是我們的盟友》是一份更為令人振奮的文件。80年代後期，我重溫這個文件，發現我成為黨的領袖後我們對許多事情的分析與書中的相同。本書從探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經濟中的集體主義不斷擴大的原因寫起，然後大膽地批駁了那種和平時期應該繼續像二戰時期那樣對經濟進行計劃的論調。本書甚至指出了一個每個人都知道是正確的，但戰後多年來基本上沒有人說出的事實，即不管戰時的計劃體制在當時國家面臨緊急情況時是多麼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費的、官僚的。 如果把貝弗裡奇勳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報告《一個自由社會的充分就業》（1944年出版）中提出的設想與十年後的情況作個回顧性比較，就更能揭示對經濟進行詳盡預測並制訂數量指標的經濟計劃之愚蠢與荒唐。令人敬佩的是報告的一切論述均在情理之中。《變革是我們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黨競選宣言的作者們沒有做的——這不是說我當時已想到他們應該做—— 建議從根本上消滅工業中的集體主義，或者對福利國家進根本性的改革。50年代中期以來，保守黨至少已經開始考慮對自由市場進行一項連續性分析。一旦保守黨有了執政的機會，將可能自然導致自由市場政策。但未來情勢的發展並非如此。
1955年4月，丘吉爾辭去首相職務，由安東尼‧艾登接替。接著很快發生了一連串事件，舉行了新的大選，產生一個新的保守黨政府，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慘敗，哈囉德‧麥克米論——這個善於變革的人入主唐寧街10號。
在1955年5月的大選運動中，我到一些選區發表演講，這對我來說基本上是枯燥無味的事。一旦你當過候選人，其他的事情均對你沒有吸引力了。另外，大家對此次大選的結果看得比較清楚。果然不出所料，保守黨以超出對手5８席的優勢贏得大選的勝利。但艾登政府的政治蜜月期卻十分短暫。艾登政府上台後不久即覺得拉布‧巴特勒在選舉前制訂的預算太寬鬆，隨後就於10月制訂了一個較為緊縮的預算，這使巴特勒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６個月後，哈囉德‧麥克米倫取代巴特勒任財政大臣——也使政府的聲譽受到嚴重影響。但是，真正使艾登垮台的將是外交事務。
1956年7７月至11月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背景一直是各界不斷討論的問題。當時，大家總的感覺，至少保守黨人的感覺是英國作為一個強國不能受到納賽爾的埃及的擺佈，應該教訓埃及一下，決不能鼓勵專制者。當時，公眾對英法及以色列是如何合作的許多細節並不知道。因此，對我們來講，安東尼‧納丁及後來我的老朋友愛德華‧博伊爾為抗議政府干預運河事務而辭職幾乎是難以理解的。雖然即使這麼多年後我仍然不能表示贊成，但現在覺得更容易理解他們的行動。
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要在利益和原則之間找到平衡，決非易事。我絲毫不懷疑英國有權對納賽爾非法攫取國際航道作出反應——只要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但是，夏季以來，比我們更聰明的獨裁者使我們陷入了一個要保護我們的利益就必須犧牲我們的法律原則的處境。英、法、以相互合作受到批評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之一是有人認為一旦事情暴露——肯定會的，也確實這樣發生了——我們的聲譽將受損。同時，蘇伊士事件可能是歐洲大國頂住並搞垮一個第三世界獨裁者的最後一次機會。這個獨裁者對遵守國際協議不感興趣，除非協議對他有利。納賽爾的勝利成果還有：伊拉克親西方的政權被推翻；埃及佔領了也門；以色列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圍，並導致了六‧五戰爭。到我離任時，我們還不斷收到這場戰爭的帳單。
隨著我對蘇伊士運河事件的瞭解越來越多，我從這一悲傷的事件中總結出4方面的教訓。首先，我們不應該進行軍事行動，除非我們已下決心並有能力取勝。第二，在影響英國利益的重大國際事務中，我們再也不能站在美國的對立面上。第三，我們應保證我們的行動符合國際法。最後，優柔寡斷者必輸。
當時，我堅決支持英國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上的行動。工黨起初支持政府，後來又反對政府的軍事行動。我對工黨的這種投機行為（我這麼認為）十分反感。丹尼斯和我與許多讀者一樣取消了《觀察家報》的訂閱，並發誓不再讀該報，因為它反對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上的作法）這並不是說我對政府的行動沒有任何看法，即使那時我對國際法的細節不如後來那樣清楚，我冒著大雨衝過檔案巷去買的晚報竟然登出這樣的標題：「最後通碟！」英國和法國要求埃及和以色列從運河撤軍，使英、法軍隊將埃、以軍隊隔開並保護航道。我當時不太清楚英國人怎麼能向埃及人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從自己的領土上撤出。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支持艾登。
從政治上來講，在蘇伊士事件中的失敗行動是一個嚴重挫折。雖然，事件的全面情況多年後才逐漸清楚，但當時立刻看見的是政府無能，而它的無能是以一種極其令人羞辱的方式暴露出來的。對保守黨政府，特別是對由一個在處理外交事務方面享有信譽的人領導的政府來說，這個事件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保守黨支持者有一種近乎絕望的詛喪感。丹尼斯作為一名前皇家炮兵的軍官，對軍事行動快要結束時被迫中止而使我們的軍隊受到愚弄感到十分氣憤，因此，他的反應愈加強烈。他對我說：「當你的部隊正在外巡邏時，你絕不應宣佈停火。」我將記住這一點：在戰爭時期，政治家們在作決定時必須充分考慮他們的決定對實地作戰的部隊意味著什麼。
我們也嚴厲指責美國的表現，一些保守黨人從來沒有寬恕美國人。到我任首相時，一些較右翼的圈子裡的人仍懷有反美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與此有關。我也覺得我們的傳統盟友確實讓我們失望了——雖然那時我當然也未意識到英、法在美國總統大選前決定採取軍事行動同樣讓艾森豪威爾失望，因為和平是他的主要競選口號。但不管怎麼說，我也感到我們與我們大西洋彼岸近親的「特殊關係」的基礎是十分牢固的，即使像蘇伊士運河事件這樣的危機也不會破壞它。一些人認為蘇伊士運河事件表明美國人極力反對英國的大國作用，美國已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我們不應該再信任他們，歐洲進一步的一體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堅持認為，還有另外一個結論，並且是完全相反的結論。這就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如果沒有取得美國的支持就無法持久。實際上，現在回過頭來看，蘇伊士運河事件還發揮了一個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國最終取代英國成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國際經濟制度的維護者，而這種力量的轉移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雖然十分關注蘇伊士事件，但並非對1956年11月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惡毒野蠻行為無動於衷。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僅幾個月前曾攜其為人友善的妻子訪問了英國。當時，還有一件對我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後，蘇聯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對匈牙利採取的殘酷的、野蠻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為烏有。
數年後，我同鮑勃‧康奎斯特談起我當時的反應。我後來任反對黨領袖時，鮑勃‧康奎斯特給我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他在60年代後期寫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殘殺大量無辜的情況。他說，我們在與蘇聯人打交道時犯的典型錯誤是我們認為他們會像西方人處在他們的形勢時那樣行事。影響他們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殘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為想到以上這些，1980年9月伊拉克進攻伊朗後，我要求情報部門回顧一下像匈牙利這樣的事件。我們未能預測事件會發生是因為我們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們將採取行動的結論。
當然，對於匈牙利悲劇的發生，我們幾乎無能為力——而且無論有沒有蘇伊士運河事件，北約都不會為了匈牙利去冒險打一場大戰。但許多匈牙利人卻不是這樣想，這就更加使他們對我們的背叛感到氣憤。我記得一家星期日報紙採訪了一名隱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婦女。她說：「西方不會來幫助我們。自由是很自私的。」聽到這種指責，我感到心如刀絞。
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大丟面子後，很明顯安東尼‧艾登不能繼續擔任首相了。他在這場危機中患病，195７年1月辭職。我所處的圈子裡許多人都在猜測誰會繼任首相——因為那個時候保守黨領袖是「應運而生」，而不是通過選舉產生。我的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們相信女王絕不會召見拉布‧巴特勒，因為他大傾向左翼了。相比之下，財政大臣哈囉德‧麥克米倫被認為是右翼候選人。這一切都說明我對這兩個人——特別對那個十分聰明、令人難以捉摸的，不久將成為首相的人——的過去和現在的信念了解得多麼少。
哈囉德‧麥克米倫具有任何老練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力量和弱點。他養成一種倦怠並且幾乎很陳舊的風格。這不足以——也不是為了一一掩蓋他背後的精明。他是一個戴多個面具的人。例如，你不可能看得出他雖然外表對什麼都不在乎，但實際上是一位十分虔誠的政治家。
哈囉德‧麥克米倫最大的也是影響最深遠的成就是修補與美國的關係。這是英國恢復其信譽和地位的基本條件。不幸的是，他未能修補蘇伊士運河事件對英國政界的士氣造成的損害——一種十足的「蘇伊士綜合症」。他們從相信英國無所不能到幾乎神經質地認為英國將千事無成。這總是滑稽可笑的誇張。那時，我們仍是一個繼美國和蘇聯之後的中等強國，北約的重要國家，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偉大的英聯邦的中心。
麥克米倫對國內事務的影響是兩方面的。在他的領導下，195７年政府取消了對私房房租的控制，這就大大減少了自1915年以來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存在的對房租控制的程度。這是一項必要的，但決不是受到歡迎的舉措。但總的來說，在麥克米倫領導下的保守黨逐步向國家干預的方向邁進，而這種趨勢在1959年以後變得更加明顯。
即使在那時一些事態的發展也使我感到不安。當彼得‧桑尼克羅夫特、伊諾克、鮑威爾、尼吉爾‧伯奇一一麥克米倫的整個財政班子——因為1958年1月公共開支增加了5000萬英鎊而辭職時，麥克米倫詼諧地稱之為「小小的局部困難」。我無權評論爭端本身的是非，但我覺得節約公款並非是辭職的不體面的原因。只要在偏離財政道德的道路上邁出了最初的幾步，那麼最終放棄財政道德就變得容易得多。而放棄財政道德又帶來自身的負面影響。這就是後來幾年的情況。
但麥克米倫確實是一位極其精明能幹的政治家。早在1957年夏天，他就已經意識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迅速提高，而這是政治成功的最好希望。他就是在那個時候斷言「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工黨及批評者則攻擊這一點，說這表明麥克米倫滿足於現狀、追求物質享受。但實際上這是對的，在政治上是有說服力的。大家有一種感覺，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好過，而且這歸功於私有企業而不是計劃。這個國家最不願意做的是回到那種粗布襯衣式的緊縮簡樸的時代。因此，對「超級麥克」的攻擊反而於己不利。
雖然這樣，保守黨人在政治上恢復元氣並不是馬上就能實現的。在1957年10月黨的年會召開時——這是我未出席的少數幾次年會之一——民意測驗顯示對工黨支持率為52％，而保守黨僅為33％。更糟的是，自由黨在1958年3月的托靈頓補缺選舉中獲勝，對我們是嚴重的打擊。
直到那年夏未，保守黨才在民意測驗中趕上工黨。1959年大選時，兩個主要政黨都毫不掩飾地競相附和全國要求物質改善的願望。保守黨宣言直率地稱，「保守黨使你的生活更好，不要讓工黨破壞了。」宣言接著承諾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英國的生活水平翻一番，而工黨領袖休‧蓋茨克爾則在竟選運動開始幾天後宣佈，雖然工黨計劃增加開支，但將不會提高所得稅——這個承諾即使在當時的樂觀的政治氣氛中也是根本難以令人置信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