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

文革期間，全國各地紅衛兵和民眾受中共蠱惑而到處「破四舊」，剷除「封建迷信」，不僅肆意摧毀寺院、道觀、教堂等宗教場所，而且還毫無顧忌地砸爛佛像，焚燬佛經，並將僧人拉出來批鬥，甚至逼得僧人為護教而捨身自焚。我們無法確知，每個參與「破四舊」的人的結局，但根據民間流傳的說法，這些人大多結局很慘。不妨試舉幾例。

我眼前的電腦螢幕上是一張令人心痛的照片：一個手執鐵錘的學生正站在梯子上用力地砸著有著巴羅克風格的清華大學二校門，校門周圍聚集了不少學生。因為無法看清他們的表情，所以無法揣測他們當時的心境，是痛惜，是歡慶？最終，在錘子的敲擊下，在汽車拉繩的拖曳下，這座古典西洋磚石結構的大門轟然倒塌。這一幕發生在1966年8月的一天。

在中共高層領導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帶頭貼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之後，這張大字報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文革得以在北大、北京乃至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並造成了極為慘烈的後果。北大的教授、教師和行政領導當然首當其衝，成為最早的受害者。

提起曾昭掄、俞大絪夫婦，在民國時期的學界也是知名人物。事實上，二人乃是表兄妹，曾昭掄是清朝後期著名大臣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潢的曾孫，俞大絪則是曾國藩的曾外孫女、「三百年來第一學者」陳寅恪先生的表妹，其哥哥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的國防部長。在國民黨撤離大陸前，蔣介石曾力勸二人前往台灣，但二人拒絕的結果是在文革期間均被迫害致死。興盛百年的曾氏傳承，至此不復見於神舟大地。

臭名昭著的文革肇始於1956年的《五一六通知》，該通知被認為是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有毛澤東加的這樣一段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紅寶書」，即中共第一殺人魔王毛澤東寫的語錄、詩詞、最高指示等結成的文集，對於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而言並不陌生。為何被稱為「紅寶書」呢？原來，當年最流行的版本是用紅色塑料封面包裝，同時又是紅色領袖的經典言論，所以在文革中被普遍稱為「紅寶書」。

上個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造成了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後果，而且使中國經濟遭遇重重困難。中共黨內對此出現了紛爭，並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變得白熱化。彭德懷等人批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制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澤東。而毛卻拒不承認錯誤，並以另組建軍隊相威脅，打倒了彭德懷等人。

春秋時期，晉國大夫趙簡子在中山舉行狩獵，遇到一隻狼就拚命追趕。倉皇奔逃的狼遇到東郭先生說：「先生，能借你的口袋讓我苟延殘喘躲一會嗎？躲過這場災難後，我會報答你的大恩的。」善良的東郭先生幫助了狼，而躲過了追殺的狼，卻在跳出布袋後向東郭先生咬去。從此，「中山狼」就指那些恩將仇報、忘恩負義之人。

1923年3月出生於福建籍華僑家庭的王唯真，1933年11月隨父親到菲律賓讀書。抗戰全面爆發後，他受中共宣傳影響，經香港輾轉來到延安，開始在新華社從事翻譯以及編輯工作。

中共從其建政開始，先後擔任其最高領導的中央總書記或相當於總書記地位的有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王明、博古、張聞天、毛澤東、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除了胡錦濤的結局尚未有最終定論外，其餘人的結局都說不上是善終。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死了，這讓一直扶持他但卻時常被其「耍弄」的無可奈何的中共高層又喜又憂。喜的是可以有機會實現金正日「託孤」遺願，在扶植其繼承者金正恩的過程中，加強中共在朝鮮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從而將其繼續作為與國際社會週旋的籌碼；憂的是年輕的金正恩是否能「鎮住」朝鮮實力派人物，特別是那些有意改變現狀並傾向於韓國的軍方人物。

1949年中共建政後，通過一系列運動，在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都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1955年，毛澤東首次提出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超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不過，1957年，毛澤東出訪蘇聯，在回應赫魯曉夫的「蘇聯要15年趕超美國」的說法時，毛大口一開，稱要讓中國在15年內趕超英國。於是，1958年初，中共中央在做出了「全面大躍進」的戰略決策。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共出於政治需要，造出了一個又一個「英雄」，大字不識幾個但老實肯幹的掏糞工人時傳祥也被推上了這樣的舞台，從此，他的人生隨著中國政局的變化跌宕起伏，直至其人生的最後一刻。

《阿詩瑪》是流傳在雲南彝族撒尼族人口頭上的敘事長詩，故事的主人翁是美麗、善良、堅貞的阿詩瑪和聰明、勇敢的阿黑。很多人對於這個故事的瞭解是通過中國首部音樂歌舞片《阿詩瑪》。然而，這部拍攝於1964年的電影卻直到1978年後首次公映，參與拍攝的主創人員的命運同這部電影一樣，也十分悲慘。

「文革」爆發前後，中共軍方為了突出解放軍的「光輝形象」，推出了許多所謂的「英雄人物」，作為正面典型宣傳，並為此不惜美化、拔高這些人物，以達到欺騙世人的目的。這些人物中有雷鋒、王傑、劉學保、劉英俊等等。本篇說的就是那個所謂的「捨身護橋英雄」劉學保。

當今生活或曾經生活在大陸、年齡在40歲以上的國人，對於《王杰，我們的好榜樣》、《願把青春獻人民》和《王杰的槍我們扛》等幾首歌曲應該並不陌生，自然對於歌曲中謳歌的「英雄」王杰也是耳熟能詳。

劉文學（1945-1959），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中共樹立的又一典型人物，被視為「黨的好孩子」，「事跡」還被選入中小學課本，並成為中小學生人人學習的「榜樣」。他生前系重慶市合

草原小姐妹龍梅和玉榮的畫冊小時候不知看過多少遍，那時覺得她們為了保衛公家財產，真是了不起。然而，幾十年後，當我瞭解了事件背後的真相時，我只有一聲歎息。

焦裕祿，上個世紀60年代中共樹立的「人民的好公僕」形象，在中國大陸可謂盡人皆知。人們通過報刊、電影、電視的宣傳，瞭解了他在河南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時的無數「感人事跡」。迄今，他仍是中共廣大幹部學習的「光輝榜樣」。然而，在焦裕祿的光環背後又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大寨」位於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自然環境十分惡劣，後在其領頭人陳永貴的帶領下，開闢了層層梯田，並通過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而「農業學大寨」是上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親自樹立的一面旗幟，在全國影響深遠，陳永貴甚至還在毛的欽點下，出任了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然而，真實的大寨究竟展現的是怎樣一番景象呢？真實的陳永貴和宣傳中的一樣嗎？不妨先從1978年專家眼中的大寨說起。

1882年出生的馬寅初的經歷，是那個時代不少知識份子的縮影：在新式學堂學習、赴美留學、在國民政府任職、在大學任教，中共建政後選擇為其服務，但卻慘遭批判。同不少有著類似經歷的知識份子相比，馬寅初還算是幸運的：雖遭批判，但在歷次運動中因有中共高層保護，而未受太多衝擊，是以活到了99歲的高齡。

阿爾巴尼亞，這個位於東南歐巴爾幹半島的國家，曾在毛澤東時代被視為中國的「情同手足的兄弟國家」，是「社會主義在歐洲的一盞明燈」。而中共領導人對於這個好兄弟，是相當慷慨，甚至在自己的國家「一窮二白」，自己的人民餓著肚子之際，以傾國之力去援助它。比如從1961年至1978年間，中國對其援助金額就高達9,000億人民幣（按現在的匯率計算，百度數據；當時為上百億人民幣），這其中不僅包括糧食，還包括各式武器、彈藥、飛機等。

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大陸有句口號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而作為大慶油田「先進人物」代表的「鐵人王進喜」更是在中共造假的宣傳中，走入了千家萬戶。電影《創業》中描繪道：王進喜是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的採油隊隊長，帶領著石油工人戰天鬥地，艱苦創業，篝火下學馬列，泥漿池裡堵井噴等等，一個無比「光輝、高大」的形象呈現在人們面前。但歷史果真如此嗎？

說到人工修建的紅旗渠，很多中國人並不陌生，它不僅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被樹為「標桿」，視為而且二十世紀兩大奇蹟之一，而且在當今亦是中共推廣的紅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所謂的「紅旗渠精神」被中共要求「世世代代發揚下去」。美聯社曾給予了這樣的評論：「紅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澤東意志在紅色中國的典範，看後令世界震驚。」

由於毛和中共發動的旨在「超英趕美」的大躍進以及中共的體制問題，1959年至1961年在中國大陸發生了餓死至少4千萬人的大饑荒。這樣的慘禍在古今中外和平時期都是極為罕見的。更加駭人的是，在這場大饑荒中，許多人為了生存下去，而選擇了吃人肉。也許，這會讓今天的我們難以想像和接受，但我們依舊無法去指責他們，只能在心中哀歎。

很多當代的中國年輕人都不知曉，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的中國大地上，曾發生了在沒有戰亂的和平年代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慘劇。按照中共的說法，這場慘劇是源於「三年自然災害」，事實果真如此嗎？

很多人都知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有5大常任理事國，即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和俄羅斯。與其他國家不同，這五國擁有對非程序性決議案的否決權。比如前幾日中國和俄羅斯就否決了英法等國提交的譴責敘利亞的議案，這讓英法等國十分憤怒，但也無可奈何。

1911年的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發了旨在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革命，隨之革命擴展到全國多省，並最終取得了勝利。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同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清朝滅亡。因革命發生在黃曆辛亥年，史稱「辛亥革命」。

1958年，毛和中共提出了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這股躍進之風也刮進了中國的文藝界，當時不僅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新民歌運動」，而且提出了「村村有詩人」的口號，並向群眾佈置寫詩的任務和指標。2008年出版的由羅平漢編著的《1958—1962年的中國知識界》一書對這一時期文藝界的「瘋狂」和文藝界名人的「豪言壯語」有著詳盡的記述，特節選部份內容以饗讀者。

曾看到一份資料，說的是中國GDP占世界GDP總量的比重情況。1820年，中國GDP占世界GDP總量的32.4%，居世界首位；1919年為9.1%，1952年為5.2%，1978年更是降到了1.8%；2007年提高至6%。雖然這組數字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中國經濟在中國建政後至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前，在走下坡路是不爭的事實，其主因正是中共掀起的一個又一個運動以及毛澤東實行的不切實際的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