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日,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協會發表本年度全球新聞自由程度國家名單,芬蘭名列首位,其次依序為冰島、荷蘭、挪威和丹麥。排名最後、名列一六六的國家為朝鮮,古巴倒數第二,中國倒數第六。
言論自由
因此,為了建立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新中國,為了恢复中華民族誠懇朴實、光明正大的民族精神,為了中國人民能夠重新光明磊落、獨立自主的做人,我們必須積極“行動起來,抵制中國共產党繼續使用‘全民表態文化’來強奸民意”!
羅永忠先生因寫文章批評共產党,批評“三個代表”,抨擊專制制度,而被一審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看看對羅永忠的審判書,滿紙荒唐,滑稽透頂,“讓我再次惊詫于中共法院的愚昧(劉曉波)”。
今天党中央急眼了,抓狂了。理所當然地方就該做點什么以消減党中央的負擔。預期全國各地會有執行中央指示的一系列行動展開。因此,今后你如果看到農村的牆上出現“越級自殺就是違法!”或者“狠狠打擊越級自殺活動!”等一類標語時,請不要感到意外。
10月19日下午下班后,像往常一樣,一回到家我就赶緊打開電腦,MSN提示有8封未讀郵件,我點擊它,以為立即就可以看到期望中的回信。可是,我失望了,hotmail打不開,我再試,仍然如此。先后經過近10次努力,還是沒有結果。吃完晚飯之后,電腦被儿子占用。8點余我再上机,听見儿子嘮叨google進不去。他經常用這個查詢作文、英語和游戲网站。可是居然不靈了。我以為...
為了宣傳我們的偉大成就,為了讓世界不要小看我們,為了一些人的虛榮心、自豪感,投入數百億計的資金,發展載人航天飛船,值得嗎?為了爭取世界第三航天大國的地位值得花那么多錢嗎?
審判長曹洪光所依照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正是這种惡法。只要將這些法條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公民擁有言論自由的規定作個對照,就完全可以看出,必須在憲法規范內的刑法,居然与憲法精神直接違背。這樣的惡法,曹洪光之流居然奉若圭皋,只能說明由審判長曹洪光、代理審判員劉兵、“人民陪審...
与以往的農民運動不同,此類農民運動的目的,已非簡單的“經濟”,而是直接指向政治和人權。于建嶸展示的大量的錄音錄像資料顯示,農民是在為“正義”而斗爭。他們說,他們的行為是在“延長”党的壽命,他們要的是“做人的尊嚴”,他們要自己動手“廢除現代農奴制”,因為,“農民是現代農奴”。他們清醒地意識到:“中央一片星,省里起烏云;縣里下大雨,鄉里淹死人。”(類似的俗語很多...
農民就像一群小雞,在干部們的股掌之間誠惶誠恐。先是听信可以种植煙葉的指示,于是為了生計在還林的地里播种上了一點希望,之后卻接到罰款的通知,身為小組長的李祥無法忍受出爾反爾帶給鄉親的傷害,服毒自盡。比罰款還要可怕的,是那些“工作組”人員的冷漠和麻木。人命關天,面對李家嬸嬸的呼喚他們無動于衷,而是在第一時間急于推卻責任,甚而利用鄉干部的身份直接与派出所“打招呼”...
“有歌唱的權力的,往往并非夜鶯,而是喜鵲。有寫作的權力的,往往并非大師,而是御用文人。人們被迫听最難听的歌聲,被迫讀最難讀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鵲也就成了我們心目中的夜鶯。”當我讀到余杰這樣年輕、漂亮、剛勁、有力的話語時,一种難言的喜悅和激動油然而生。我看到七十年代人正在大踏步地開始覺醒,開始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言說。我欣喜地看到七十年代人的一股嶄新的...
小時候看電影,也許是對電影藝術的領悟力不夠,也許是電影的感染力不強,總之,在他人看得或熱淚盈眶或咬牙切齒時,筆者總是跟不上他人的情緒節奏,茫茫然無動於衷。然而,在看戰爭片如中日戰爭國內戰爭等時,每次看到「日偽軍」互轟,「蔣軍」內鬨或殺成一團時,筆者都會忍不住興奮,叫一聲痛快。
一般來說,受苦多的人心靈容易被扭曲,留下陰影。孫大午說自己是越有苦難越精神,受過人家的欺侮卻從不嫉恨,連句惡毒的話都沒有,他經常說的是原諒他們吧,良心已經在折磨他們了,我不會再計較。許多傷害過他的人在企業里工作,而且都很忠誠。至于行政官司涉及到的一些官員,他很少提到他們的名字,只說是制度造成的,不是人的品質問題。
要成為中國互聯網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四處跑著的孩子們,划動著的小船,空氣瀰漫著烤羊肉的味道,邁克爾 羅賓遜,一位年輕的美國電腦工程師,坐在青海湖畔,對著一個空空的咖啡杯板挺地坐著,低聲談論著網絡管制。「什麼好一點呢?被控制的互聯網?還是根本就沒有互聯網?」邁克爾問道。
從這里可以發現,人們之所以擁有謀求他們自身在各個方面之發展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是基于他們的擁有“人民自決權”;而人們為了擁有能力以便遂行所有這些權利、從而必須擁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公民權利与政治權利,也是基于他們擁有“人民自決權”。
中國大學教育質量大幅度滑坡的原因倒很明顯:八九年的事件導致許多人才外流,不愿意回歸,并極大地打擊了知識分子的進取心、創新、信心、勇气、朝气等,而人才是事業的基礎;教育部當年曾經下發文件搞學術腐敗,評了一些不上課、不搞研究的官員教授,使一些原來上課的教授也不上課了,而且沉重打擊了教師的積極性。
勞教隊奴隸生活方式的絕對要求是:你不能決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被允許進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時的每一分鐘裏都被安排好了,連撒尿都必須經過批准。你只要象牛馬或機器一樣絕對執行命令就行了。否則,他們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脅你的生命。政治犯當然會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裏在思想裏抗拒岸岸抗拒勞動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變成猿人,抗拒變成動物。習慣上抗拒一切,敵視...
007系列片中有一集中文名叫做《殺人執照》,說的是:特工必須要有這個特殊的許可證才可以執生殺大權。聽起來很可笑的東西,但無形的殺人執照卻普遍存在於我們的政府系統中。象這次的事件,法院本來只有權以審理來判定有罪與無罪,但現在卻規定不得立案,象死神一樣玩弄人的生死。
被稱為“苦行僧”的理想主義者胡佳,多年來致力環保,關怀愛滋病人,做出了很大貢獻。十月九日是劉荻的生日,北京下著連綿不斷的小雨,為了營救現在秦城監獄的劉荻,胡佳坐自行車奔波了一天。他在上午先給劉荻的奶奶劉衡打了兩個電話,詢問究竟是哪個司法部門拘押了劉荻,并且表明他想要幫助劉荻。劉奶奶不希望給胡佳帶來風險,她認為很難找到相關部門。 當天下午14點45分,胡佳到達...
現在農村村長選舉,上級層層掌控。為什么在一個村子,不可以自由地競選村長呢?生活在一個村子里,大家都很熟悉,彼此了解,誰能代表村民利益?誰在以權謀私?大家也都很清楚,放開讓村民競選村長,有何不可?
中國人說話,有所顧忌是一個習慣。大概是因為人口密集,歷史悠久,人際交往頻繁,說話就有很多禮儀規範。網上帶政治性的言論,所謂的顧忌倒不是出於禮儀,實在是政治性的習慣,說之前總要想一想,會有一些什麼後果。
2003年10月9日,為李思怡禁食進入第十九天。這十九天是不同尋常的。盡管北京當局几乎關閉了所有刊載禁食消息的网站,但仍有几百网民通過各种渠道、想盡一切辦法公開表達了自己的意愿。這种人道努力不僅要面對官方的圍追堵截,也要面對具有中國特色的“批評”,事實上稍有理性的人們不難理解,這些“雞蛋里挑骨頭”的批評家主要是那些狡猾的懦弱者,當然還有一些長期以來被假道理和...
當權者希望我們忘掉很多事情如:“文革”、“大躍進”、“反右派”、“批胡風”。在當時,這些事件是那么的轟轟烈烈。而現在的教科書中,報刊中,書籍中卻很難找到它們的影蹤。因為這些事件,有礙“偉大、光榮、正确”。
浙江是歷史上的人文薈萃之地,所以我不敢說浙江沒有作家,我只是說今天的浙江已經沒有作家了。所謂的浙江作家節,若不是一場帶政治色彩的所謂制造的運動,那便是一場“為賦新辭強說愁”的集體秀了。
SARS[1]已趨於平靜,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使中國政府經受了重大考驗。SARS衝擊了中國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暴露處這一體系處理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之缺失。由於政府從一開始就處置不當,導致SARS從一場普通的公共衛生危機演變為涉及社會、政治與國際關係的事件。
如果警方認為只要抓的是罪犯就不用向公眾及時交代,這樣警方就是在完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在濫用暴力。我們能信任這樣的警察嗎。不能!身邊的人莫名其妙的失蹤,在長達近一年時間裡,我們不知道她為什麼被捕,這是令人恐怖的。人有免除恐懼的自由,因為我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並強烈要求行使我們的權利。
改革開放之前,境外書刊一概不能「私自攜帶」入國門,郵遞方式也不行;只有國家圖書進出口公司有權根據「革命需要」有選擇的進口書刊,而這些書刊何人能看,也是根據「革命需要」、根據三六九等的級別由官方決定。一般老百姓和一般黨員幹部是無緣無權見到這些舶來品的。這是中共封鎖資訊、實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的一種手段。
「辯論會場」(Bian Lun Hui Chang)的前身是大陸的「碧聊室」,它本是一個為不同思想進行交鋒而設立的有聲平臺,每周六晚九時〔北京時間〕舉辦涉及廣泛議題的討論,很受歡迎。但當局不見容自由的思想和言論,怕一個小小的聊天室擾亂了中南海的安寧,故將它逐出了中國。於是「辯論會場」也流亡海外,在Paltalk網站〔Server設在以色列〕裏找到立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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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東危機及市場對能源危機擔憂等因素的影響,集裝箱運價出現大幅上漲。貨運平台Xeneta的數據顯示,從亞洲到美國西海岸的集裝箱運費在過去一週上漲20%,而自伊朗戰爭爆發以來暴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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