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日,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协会发表本年度全球新闻自由程度国家名单,芬兰名列首位,其次依序为冰岛、荷兰、挪威和丹麦。排名最后、名列一六六的国家为朝鲜,古巴倒数第二,中国倒数第六。
言论自由
因此,为了建立民主自由、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了恢复中华民族诚恳朴实、光明正大的民族精神,为了中国人民能够重新光明磊落、独立自主的做人,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继续使用‘全民表态文化’来强奸民意”!
罗永忠先生因写文章批评共产党,批评“三个代表”,抨击专制制度,而被一审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看看对罗永忠的审判书,满纸荒唐,滑稽透顶,“让我再次惊诧于中共法院的愚昧(刘晓波)”。
今天党中央急眼了,抓狂了。理所当然地方就该做点什么以消减党中央的负担。预期全国各地会有执行中央指示的一系列行动展开。因此,今后你如果看到农村的墙上出现“越级自杀就是违法!”或者“狠狠打击越级自杀活动!”等一类标语时,请不要感到意外。
10月19日下午下班后,像往常一样,一回到家我就赶紧打开电脑,MSN提示有8封未读邮件,我点击它,以为立即就可以看到期望中的回信。可是,我失望了,hotmail打不开,我再试,仍然如此。先后经过近10次努力,还是没有结果。吃完晚饭之后,电脑被儿子占用。8点余我再上机,听见儿子唠叨google进不去。他经常用这个查询作文、英语和游戏网站。可是居然不灵了。我以为...
为了宣传我们的伟大成就,为了让世界不要小看我们,为了一些人的虚荣心、自豪感,投入数百亿计的资金,发展载人航天飞船,值得吗?为了争取世界第三航天大国的地位值得花那么多钱吗?
审判长曹洪光所依照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正是这种恶法。只要将这些法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规定作个对照,就完全可以看出,必须在宪法规范内的刑法,居然与宪法精神直接违背。这样的恶法,曹洪光之流居然奉若圭皋,只能说明由审判长曹洪光、代理审判员刘兵、“人民陪审...
与以往的农民运动不同,此类农民运动的目的,已非简单的“经济”,而是直接指向政治和人权。于建嵘展示的大量的录音录像资料显示,农民是在为“正义”而斗争。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在“延长”党的寿命,他们要的是“做人的尊严”,他们要自己动手“废除现代农奴制”,因为,“农民是现代农奴”。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央一片星,省里起乌云;县里下大雨,乡里淹死人。”(类似的俗语很多...
农民就像一群小鸡,在干部们的股掌之间诚惶诚恐。先是听信可以种植烟叶的指示,于是为了生计在还林的地里播种上了一点希望,之后却接到罚款的通知,身为小组长的李祥无法忍受出尔反尔带给乡亲的伤害,服毒自尽。比罚款还要可怕的,是那些“工作组”人员的冷漠和麻木。人命关天,面对李家婶婶的呼唤他们无动于衷,而是在第一时间急于推却责任,甚而利用乡干部的身份直接与派出所“打招呼”...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当我读到余杰这样年轻、漂亮、刚劲、有力的话语时,一种难言的喜悦和激动油然而生。我看到七十年代人正在大踏步地开始觉醒,开始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言说。我欣喜地看到七十年代人的一股崭新的...
小时候看电影,也许是对电影艺术的领悟力不够,也许是电影的感染力不强,总之,在他人看得或热泪盈眶或咬牙切齿时,笔者总是跟不上他人的情绪节奏,茫茫然无动于衷。然而,在看战争片如中日战争国内战争等时,每次看到“日伪军”互轰,“蒋军”内哄或杀成一团时,笔者都会忍不住兴奋,叫一声痛快。
一般来说,受苦多的人心灵容易被扭曲,留下阴影。孙大午说自己是越有苦难越精神,受过人家的欺侮却从不嫉恨,连句恶毒的话都没有,他经常说的是原谅他们吧,良心已经在折磨他们了,我不会再计较。许多伤害过他的人在企业里工作,而且都很忠诚。至于行政官司涉及到的一些官员,他很少提到他们的名字,只说是制度造成的,不是人的品质问题。
要成为中国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四处跑着的孩子们,划动着的小船,空气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迈克尔 罗宾逊,一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坐在青海湖畔,对着一个空空的咖啡杯板挺地坐着,低声谈论著网络管制。“什么好一点呢?被控制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迈克尔问道。
从这里可以发现,人们之所以拥有谋求他们自身在各个方面之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基于他们的拥有“人民自决权”;而人们为了拥有能力以便遂行所有这些权利、从而必须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也是基于他们拥有“人民自决权”。
中国大学教育质量大幅度滑坡的原因倒很明显:八九年的事件导致许多人才外流,不愿意回归,并极大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而人才是事业的基础;教育部当年曾经下发文件搞学术腐败,评了一些不上课、不搞研究的官员教授,使一些原来上课的教授也不上课了,而且沉重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
劳教队奴隶生活方式的绝对要求是:你不能决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被允许进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时的每一分钟里都被安排好了,连撒尿都必须经过批准。你只要象牛马或机器一样绝对执行命令就行了。否则,他们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胁你的生命。政治犯当然会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里在思想里抗拒岸岸抗拒劳动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变成猿人,抗拒变成动物。习惯上抗拒一切,敌视...
007系列片中有一集中文名叫做《杀人执照》,说的是:特工必须要有这个特殊的许可证才可以执生杀大权。听起来很可笑的东西,但无形的杀人执照却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政府系统中。象这次的事件,法院本来只有权以审理来判定有罪与无罪,但现在却规定不得立案,象死神一样玩弄人的生死。
被称为“苦行僧”的理想主义者胡佳,多年来致力环保,关怀爱滋病人,做出了很大贡献。十月九日是刘荻的生日,北京下着连绵不断的小雨,为了营救现在秦城监狱的刘荻,胡佳坐自行车奔波了一天。他在上午先给刘荻的奶奶刘衡打了两个电话,询问究竟是哪个司法部门拘押了刘荻,并且表明他想要帮助刘荻。刘奶奶不希望给胡佳带来风险,她认为很难找到相关部门。 当天下午14点45分,胡佳到达...
现在农村村长选举,上级层层掌控。为什么在一个村子,不可以自由地竞选村长呢?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大家都很熟悉,彼此了解,谁能代表村民利益?谁在以权谋私?大家也都很清楚,放开让村民竞选村长,有何不可?
中国人说话,有所顾忌是一个习惯。大概是因为人口密集,历史悠久,人际交往频繁,说话就有很多礼仪规范。网上带政治性的言论,所谓的顾忌倒不是出于礼仪,实在是政治性的习惯,说之前总要想一想,会有一些什么后果。
2003年10月9日,为李思怡禁食进入第十九天。这十九天是不同寻常的。尽管北京当局几乎关闭了所有刊载禁食消息的网站,但仍有几百网民通过各种渠道、想尽一切办法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这种人道努力不仅要面对官方的围追堵截,也要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事实上稍有理性的人们不难理解,这些“鸡蛋里挑骨头”的批评家主要是那些狡猾的懦弱者,当然还有一些长期以来被假道理和...
当权者希望我们忘掉很多事情如:“文革”、“大跃进”、“反右派”、“批胡风”。在当时,这些事件是那么的轰轰烈烈。而现在的教科书中,报刊中,书籍中却很难找到它们的影踪。因为这些事件,有碍“伟大、光荣、正确”。
浙江是历史上的人文荟萃之地,所以我不敢说浙江没有作家,我只是说今天的浙江已经没有作家了。所谓的浙江作家节,若不是一场带政治色彩的所谓制造的运动,那便是一场“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集体秀了。
SARS[1]已趋于平静,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中国政府经受了重大考验。SARS冲击了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暴露处这一体系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之缺失。由于政府从一开始就处置不当,导致SARS从一场普通的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涉及社会、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事件。
如果警方认为只要抓的是罪犯就不用向公众及时交代,这样警方就是在完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在滥用暴力。我们能信任这样的警察吗。不能!身边的人莫名其妙的失踪,在长达近一年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被捕,这是令人恐怖的。人有免除恐惧的自由,因为我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并强烈要求行使我们的权利。
改革开放之前,境外书刊一概不能“私自携带”入国门,邮递方式也不行;只有国家图书进出口公司有权根据“革命需要”有选择的进口书刊,而这些书刊何人能看,也是根据“革命需要”、根据三六九等的级别由官方决定。一般老百姓和一般党员干部是无缘无权见到这些舶来品的。这是中共封锁资讯、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
“辩论会场”(Bian Lun Hui Chang)的前身是大陆的“碧聊室”,它本是一个为不同思想进行交锋而设立的有声平台,每周六晚九时〔北京时间〕举办涉及广泛议题的讨论,很受欢迎。但当局不见容自由的思想和言论,怕一个小小的聊天室扰乱了中南海的安宁,故将它逐出了中国。于是“辩论会场”也流亡海外,在Paltalk网站〔Server设在以色列〕里找到立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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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东危机及市场对能源危机担忧等因素的影响,集装箱运价出现大幅上涨。货运平台Xeneta的数据显示,从亚洲到美国西海岸的集装箱运费在过去一周上涨20%,而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暴涨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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