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文件》出版，令全球主要的新闻媒体再一次聚焦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上，令海内外的芸芸众生以至各路英雄情不自禁尽显本相。那*|起的议论，那各样的神态，最终毕竟要说明公道自在人心，正义终须伸张，中共政权绕不过自作的孽障，屠杀人民的元凶和刽子手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早知三日事，富贵万万年”！这乡间民谚道尽凡事难以逆料的幽默。
的确，谁曾料到，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没几天，举世的媒体，特别是中国人，都被一本书搅得四海翻腾，心潮激汤呢？
英文版的《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门文件》）一月初上市。从一月六日开始，海外各类媒体铺天盖地都是关于这本书的消息和“反应”了。书，当然要各人自己仔细读，才能“评介”、“商榷”或“批判”。但冷眼旁观那未曾见书先评论的众生相，倒也不?鬲O新世纪的头一场热闹。
鲍彤、丁子霖，网友、老百姓，还有戴晴
欢迎此书的居多，认为书中资料是真实的居多。
因六四而坐牢七年，现在仍被监视的鲍彤说，书中涉及他自己的事是真的。他相信书中的文件是真的，所披露的当年邓小平和其他元老的谈话，展现出偏执狂和惊悚惶恐的情绪，应是可信的。他说“只有高级领导人才看得到这类信息，一般中级干部根本无缘接触”。鲍彤说这个话自有资格，他当年是政治局常委会秘书，什么人能看什么文件，还有比他再清楚的吗？
丁子霖当然很快就受到采访，这位“天安门母亲”哽咽著称赞出版此书的有良知的行动终于使坚冰开始打破了。接着，老教授兵贵神速地组织“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一百一十一人连署欢迎此书的声明，委托中国人权次日发表。声明呼吁：希望政府高层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揭露六四真相；希望江泽民有勇气解决六四问题，结束中国的独裁专制历史，否则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李鹏当时不仅力主镇压，而且是实施镇压的刽子手，他对六四大屠杀应负的法律责任必须彻底追究；政府不应残酷迫害为替死者讨回公道而努力的受难者群体。
很多老百姓为此书奔走相告。按戴晴一月十一日文章的说法是：“这两天在北京，大家怀着如十一年前对大搜捕那样紧张的心情关注这本《天安门文件》，当然夹在紧张里的，更多的已经不是恐惧，而是兴奋和好奇”。这描述倒是不假的。至于戴女士自己的态度，却又另当别论。她那篇长达五页的“专稿”，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把该书编者“张良”骂得狗血喷头，直骂到“张良”既自称是体制内官员就不该将资料偷运出境，显系监守自盗出卖机密，并说出版这类书只会给江李加分云云。戴女士常作“改革者”状，却谁人为改革的努力都不入她的眼。真不知这位女士要中国人民怎样做才算是正确地推动政治改革了。
国内的官方报纸自然长时期地对此鸦雀无声。有些网站本来常摘刊些国外新闻，但对这条与中国息息相关的新闻却不着一字。网友贴上一两句暗示的文字都立即被“版主”删除。气得网友戳着鼠标大骂：“如果自己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怕别人看？”
“学者”不用看书，作者挞伐“港台语言”
最早对这本书表示反对的，倒不是“外交部发言人”，而是两位“学者”。一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郭震远，一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余克礼。
郭说：他没有意愿读这本书。天安门事件已过去十多年，党和政府已对此定了性，十多年来看不出当年那件事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有什么影响。他很惊讶为什么国际上这么重视这本书。
余的话比郭直接了当多了，因而也“笨”得多了。他说：他不清楚当时的内幕，也用不着看这本书。反正党和政府目前对“六四”是定性为动乱，绝不可能为“六四”平反。现在出版这本书是西方国家唯恐中国不乱，给中国找麻烦。
真有意思！作为“学者”，既然不清楚当时内幕却又唯政府之“定性”是从，声称不想看书，用不着看书，意即不必研究探讨，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好了。岂非天下奇闻！看官听其言观其行，认为这类人是学者吗？简直比丁关根手下和罗干手下的伙计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嘛！
光靠这种“学者”说几句，哪怕是骂人，也是力道不够的。而国内媒体又不便吭声，皆因恰如上述那位网友所说“怕别人看”，即一驳反而让人知道有那么一本书了。然而吾人正不必替共产党担忧，自有董特首麾下的某些媒体膺此重任。先是一家铮铮有名的报纸引述中共中央办公厅官员之言，称八九年五月至八月，亦即六四前后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因内容敏感，早于同年十月经邓小平拍板决定封存，未经全体政治局常委同意，任何人不得查阅，现在这些资料完整无缺云。这家报纸当然意在指责《文件》一书的资料不可能真实，却不料只思其一，不思其二。倘老邓拍板封存了该时期的会议资料，则该时期中共高层必有见不得人之言行，恰恰被证实了。人们现在正应穷究之。另外，以现代科技之先进，将多少资料载入磁碟都是轻易之事，那原始文件自然是完整无缺的，有何奇哉！接着，该报再报道一位号称《河殇》作者之一名谢选骏者在网上撰文质疑，直把那本《天安门文件》贬为犹如当年伪造的《希特勒日记》，其中一条振振有词的理由是：该书用了许多九十年代的港台语言，八十年代的政治局元老是不用的。紧接着，香港文汇报又将这一妙论照登了一次。我辈凡人看了都觉得奇怪：中文版还未出版哩，目下所见到的该书中文内容，都是港台记者从英文版甚至只是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所摘引的部分翻译成中文的。你不叫他用港台语言又用什么？这不是最客观的事实和最浅近的常识吗？何以偌大一位作者和偌大两家报纸都见不及此？大概那聪明才智都用去考虑如何替主子效力了，竟至闹出这般笑话来。
笑话闹出，谁来收场？只好由作家硬着头皮再与别人“笔战”，诘问“为什么有关人士不在公布英文译本的同时或稍后即公布文件原文”？并申引出许多无聊的废话，总之都是替自己擦屁股的纸就是了。人家可以拿几句淡话便回敬了他：“闭嘴！又不是你出书，先出英文版还是先出中文版你管得着吗？谁叫你自己不认真读又不认真想呢？”
风骨棱棱的社论
然则，港报大抵皆如此么？非也！那正派而具威信的《信报》便于一月八日发表社论指出：六四事件后，大陆政改停顿，贪腐更甚，公义不彰，是非颠倒，人心乖异，民风不振，台湾亦进一步与之离心离德了。社论认为，天安门屠杀中惨死的无论民众和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弟，都不该惨死；而下令镇压和开枪的人，不论生前如何权势显赫，死后如何哀荣，最终都逃脱不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运。查明六四镇压真相，旨在必须面对历史，汲取教训，避免有人再次权迷心窍，重陷孽障。这篇社论强调：“六四”是中共政权绕不过去的心结，迟早必须面对，最终必须承认其罪过。然后中华民族才能走到一起，和谐相处，踏上现代文明之路。
这声音何其义正词严！中共政权，特别是迄今仍悍然不愿平反六四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敢于直面聆听么？
说到这里，重要的当然要看中共政权当局对此书是何态度。
一天三次表态，“猫儿腻”在圣旨
这回相当奇怪。海外从一月四日开始有此消息，六日趋于高潮，旋即连续多日沸沸扬扬；但中共却久久不见动静。到了北京时间一月九日凌晨一时二十八分，忽然由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透过新华社的对外稿发布看法。而在那一天里，中共官方一连表了三次态。除凌晨这次外，第二次是上午，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回答记者；第三次是下午，再由朱邦造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驻华媒体。三次表态中，除“党和政府不会改变对六四定性的结论”等老生常谈外，均突出指责《天安门文件》是“编造材料、歪曲事实”。赵启正还特别强调这几句话很重要。朱邦造干脆翻来覆去讲这几句。
这是什么缘故？隔一天，“猫儿腻”就揭晓了。原来那几句话是江泽民说的。江泽民一月九日会晤日本社民党党魁土井多贺子时，便用这几句话批评了华莱士，称华莱士是歪曲事实，作出错误报道。
依在下推想，江泽民必是看了华莱士采访“张良”的电视镜头后龙颜不悦，大呼“I am angry”了！──你这老小子，我才褒奖了你水平高，我同你谈笑风生，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讲，伙同别人揭我的老疮疤？这还了得！着外交部表态！如此一来，从唐家璇到朱邦造，只怕还有钱其琛，谁敢怠慢？只好半夜三更让新华社发稿了。天亮了爬起来再讲，一直讲到下午。当然翻来覆去讲那几句话，因为那几句是圣旨嘛！而皇帝老倌虽不Young，却实在Too simple！见到个日本老太太，就迫不及待公开大讲。其实这类事用不着那么快就亲自出马嘛！
江泽民也该出书
看来，那江泽民虽有“戏子”之名，若遇到一点事，还真缺涵养，不会表演。上回在香港记者面前，缺涵养缺到大捧华莱士；这回在华莱士面前，缺涵养缺出了什么结果呢？
结果是让人逮个正着。
“编造材料”吗？那意思当然指材料都是假的了。如果北京认为这是假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请他们拿出令人信服的材料。
“歪曲事实，作出错误报道”吗？那好，在六四惨案中有丧子之痛的丁子霖说：如果江泽民认为有错误的部分，他有责任讲出真实情况；如果江泽民认为在美国出版的书是错误的，他应当命令当局出版官方文件。
这两项建议都不错。江泽民有种就该从善如流做了以正天下视听。素材么？邓小平拍板封存着，完整无缺嘛！你反正也想做太上皇了，你也有权拍板开启嘛！人才么？说“不”的，与总书记谈心的，济济多士，皆一时才俊，召之即来，搞这种遵命文学，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
无所谓真假，只问是否“信史”
眼下海内外纷纷纭纭纠缠于《天安门文件》一书是真是假的议论如蜂之起。其实，依在下愚见，这种纠缠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那本书，是“张良”编了来揭露六四真相的；人家并没有说出版一本“文献汇编”，故没有责任必须向读者呈示“红头文件”。人家是引用各种史料写史。写史，无所谓真的假的，只问是不是信史。书成而被公认为信史，便有其价值在，书中材料便基本上是真的。至于如何组织材料、引用材料，是全文照录还是摘引部分，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新资料自应采用，别人用过的资料也可引用。所有的史书不都是这样的吗？谁规定每出一部史书其资料必须是“全新”的、是前人没有引用过的？谁曾见所有的史书都影印着“红头文件”（皇帝的诏书，大内的档案，实质上都是红头文件）的原始模样来？至于会议记录、谈话记录之类，向来都是秘书整理的。“整理”也者，爬梳之、归纳之，清楚地保存其原意是也。上下文当然要衔接、连贯，谁规定过都要按口语原话甚至把老头子们说不清楚说不完整的话都照原样一字不差地录入存档呢？当过秘书、做过记录的人都有这种经验，这也是常识。不谙常识反而挑剌，适足以见其浅陋而已，不必与论其他。
应该议论的倒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张良”出版的书是信史，再现了六四真相呢？还是江泽民倘能接受上述建议而敢于在不久后出版的书是信史，能够再现六四真相呢？江某们能出版一本书，引用史料来说明邓小平没有下令，李鹏没有执行，解放军没有开枪，学生和市民没有死伤，“八老”没有商议也没有决定罢黜赵紫阳换上江泽民当总书记吗？否则，江泽民以至赵启正、朱邦造的“编造材料、歪曲事实、错误报道”的评语，就是不能成立的“诬指”。
人民要靠自己平反“六四”
从这场堪称“《天安门文件》风雷”的事情来看，可以肯定，江泽民同李鹏没有区别，而且还是“六四”的最大利益获得者，是绝对不打算平反“六四”的。人民不必对他寄予希望，应该抛弃他，走自己的路。
为了证实并坚定这一信念，我们应该读一读“张良”答外交部发言人的文章。该文长达八页，深刻地剖析了六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甚至每一名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结论是：六四不平反，天理不容；而平反六四，中共最高层缺乏动力。江泽民李鹏们在六四中的行为及既得利益决定他们不可能主动平反六四。共产党从来没有一次是主动地自觉地自我否定的。所以，平反六四，需要全民的力量，当然也需要党内的力量。当前最重要的是将平反六四与严惩腐败结合起来。现在腐败之所以如癌症之扩散，超过六四时千百倍，原因在于铁幕重重的专制政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确保了共产党员一旦拥有地位和权力，便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资产，掠取民脂民膏，不受法律约束和人民监督。这决非百名、千名甚至万名包丞式的清官所能惩治。如果这种制度不作根本性的改革，中国的文明、强大和复兴，永远不能实现。人民必须自己肩负起平反六四、改革政治制度、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历史重任。
“张良”此文分析深刻，立论精辟，切合中国实际，是足以启迪人们深思的。
围绕《天安门文件》前后左右的画卷刚刚展现，便神态多样，意蕴深远。再往后，大概更足静观。
原载《争鸣》2001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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