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文件》出版，令全球主要的新聞媒体再一次聚焦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上，令海內外的芸芸眾生以至各路英雄情不自禁盡顯本相。那*|起的議論，那各樣的神態，最終畢竟要說明公道自在人心，正義終須伸張，中共政權繞不過自作的孽障，屠殺人民的元凶和劊子手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早知三日事，富貴万万年”！這鄉間民諺道盡凡事難以逆料的幽默。
的确，誰曾料到，剛進入二十一世紀沒几天，舉世的媒体，特別是中國人，都被一本書攪得四海翻騰，心潮激湯呢？
英文版的《The Tiananmen Papers》（《天安門文件》）一月初上市。從一月六日開始，海外各類媒体鋪天蓋地都是關于這本書的消息和“反應”了。書，當然要各人自己仔細讀，才能“評介”、“商榷”或“批判”。但冷眼旁觀那未曾見書先評論的眾生相，倒也不?鬲O新世紀的頭一場熱鬧。
鮑彤、丁子霖，网友、老百姓，還有戴晴
歡迎此書的居多，認為書中資料是真實的居多。
因六四而坐牢七年，現在仍被監視的鮑彤說，書中涉及他自己的事是真的。他相信書中的文件是真的，所披露的當年鄧小平和其他元老的談話，展現出偏執狂和惊悚惶恐的情緒，應是可信的。他說“只有高級領導人才看得到這類信息，一般中級干部根本無緣接触”。鮑彤說這個話自有資格，他當年是政治局常委會秘書，什么人能看什么文件，還有比他再清楚的嗎？
丁子霖當然很快就受到采訪，這位“天安門母親”哽咽著稱贊出版此書的有良知的行動終于使堅冰開始打破了。接著，老教授兵貴神速地組織“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群体一百一十一人連署歡迎此書的聲明，委托中國人權次日發表。聲明呼吁：希望政府高層有更多的人站出來揭露六四真相；希望江澤民有勇气解決六四問題，結束中國的獨裁專制歷史，否則將成為歷史的罪人；李鵬當時不僅力主鎮壓，而且是實施鎮壓的劊子手，他對六四大屠殺應負的法律責任必須徹底追究；政府不應殘酷迫害為替死者討回公道而努力的受難者群体。
很多老百姓為此書奔走相告。按戴晴一月十一日文章的說法是：“這兩天在北京，大家怀著如十一年前對大搜捕那樣緊張的心情關注這本《天安門文件》，當然夾在緊張里的，更多的已經不是恐懼，而是興奮和好奇”。這描述倒是不假的。至于戴女士自己的態度，卻又另當別論。她那篇長達五頁的“專稿”，東一榔頭西一棒地把該書編者“張良”罵得狗血噴頭，直罵到“張良”既自稱是体制內官員就不該將資料偷運出境，顯系監守自盜出賣机密，并說出版這類書只會給江李加分云云。戴女士常作“改革者”狀，卻誰人為改革的努力都不入她的眼。真不知這位女士要中國人民怎樣做才算是正确地推動政治改革了。
國內的官方報紙自然長時期地對此鴉雀無聲。有些网站本來常摘刊些國外新聞，但對這條与中國息息相關的新聞卻不著一字。网友貼上一兩句暗示的文字都立即被“版主”刪除。气得网友戳著鼠標大罵：“如果自己沒有做錯事，為什么怕別人看？”
“學者”不用看書，作者撻伐“港台語言”
最早對這本書表示反對的，倒不是“外交部發言人”，而是兩位“學者”。一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郭震遠，一是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余克禮。
郭說：他沒有意愿讀這本書。天安門事件已過去十多年，党和政府已對此定了性，十多年來看不出當年那件事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有什么影響。他很惊訝為什么國際上這么重視這本書。
余的話比郭直接了當多了，因而也“笨”得多了。他說：他不清楚當時的內幕，也用不著看這本書。反正党和政府目前對“六四”是定性為動亂，絕不可能為“六四”平反。現在出版這本書是西方國家唯恐中國不亂，給中國找麻煩。
真有意思！作為“學者”，既然不清楚當時內幕卻又唯政府之“定性”是從，聲稱不想看書，用不著看書，意即不必研究探討，政府說什么就是什么好了。豈非天下奇聞！看官听其言觀其行，認為這類人是學者嗎？簡直比丁關根手下和羅干手下的夥計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嘛！
光靠這种“學者”說几句，哪怕是罵人，也是力道不夠的。而國內媒体又不便吭聲，皆因恰如上述那位网友所說“怕別人看”，即一駁反而讓人知道有那么一本書了。然而吾人正不必替共產党擔憂，自有董特首麾下的某些媒体膺此重任。先是一家錚錚有名的報紙引述中共中央辦公廳官員之言，稱八九年五月至八月，亦即六四前后的政治局會議記錄，因內容敏感，早于同年十月經鄧小平拍板決定封存，未經全体政治局常委同意，任何人不得查閱，現在這些資料完整無缺云。這家報紙當然意在指責《文件》一書的資料不可能真實，卻不料只思其一，不思其二。倘老鄧拍板封存了該時期的會議資料，則該時期中共高層必有見不得人之言行，恰恰被証實了。人們現在正應窮究之。另外，以現代科技之先進，將多少資料載入磁碟都是輕易之事，那原始文件自然是完整無缺的，有何奇哉！接著，該報再報道一位號稱《河殤》作者之一名謝選駿者在网上撰文質疑，直把那本《天安門文件》貶為猶如當年偽造的《希特勒日記》，其中一條振振有詞的理由是：該書用了許多九十年代的港台語言，八十年代的政治局元老是不用的。緊接著，香港文匯報又將這一妙論照登了一次。我輩凡人看了都覺得奇怪：中文版還未出版哩，目下所見到的該書中文內容，都是港台記者從英文版甚至只是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所摘引的部份翻譯成中文的。你不叫他用港台語言又用什么？這不是最客觀的事實和最淺近的常識嗎？何以偌大一位作者和偌大兩家報紙都見不及此？大概那聰明才智都用去考慮如何替主子效力了，竟至鬧出這般笑話來。
笑話鬧出，誰來收場？只好由作家硬著頭皮再与別人“筆戰”，詰問“為什么有關人士不在公布英文譯本的同時或稍后即公布文件原文”？并申引出許多無聊的廢話，總之都是替自己擦屁股的紙就是了。人家可以拿几句淡話便回敬了他：“閉嘴！又不是你出書，先出英文版還是先出中文版你管得著嗎？誰叫你自己不認真讀又不認真想呢？”
風骨棱棱的社論
然則，港報大抵皆如此么？非也！那正派而具威信的《信報》便于一月八日發表社論指出：六四事件后，大陸政改停頓，貪腐更甚，公義不彰，是非顛倒，人心乖异，民風不振，台灣亦進一步与之离心离德了。社論認為，天安門屠殺中慘死的無論民眾和軍人，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弟，都不該慘死；而下令鎮壓和開槍的人，不論生前如何權勢顯赫，死后如何哀榮，最終都逃脫不了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命運。查明六四鎮壓真相，旨在必須面對歷史，汲取教訓，避免有人再次權迷心竅，重陷孽障。這篇社論強調：“六四”是中共政權繞不過去的心結，遲早必須面對，最終必須承認其罪過。然后中華民族才能走到一起，和諧相處，踏上現代文明之路。
這聲音何其義正詞嚴！中共政權，特別是迄今仍悍然不愿平反六四的中共高層領導人，敢于直面聆听么？
說到這里，重要的當然要看中共政權當局對此書是何態度。
一天三次表態，“貓儿膩”在圣旨
這回相當奇怪。海外從一月四日開始有此消息，六日趨于高潮，旋即連續多日沸沸揚揚；但中共卻久久不見動靜。到了北京時間一月九日凌晨一時二十八分，忽然由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透過新華社的對外稿發布看法。而在那一天里，中共官方一連表了三次態。除凌晨這次外，第二次是上午，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回答記者；第三次是下午，再由朱邦造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駐華媒体。三次表態中，除“党和政府不會改變對六四定性的結論”等老生常談外，均突出指責《天安門文件》是“編造材料、歪曲事實”。趙啟正還特別強調這几句話很重要。朱邦造乾脆翻來覆去講這几句。
這是什么緣故？隔一天，“貓儿膩”就揭曉了。原來那几句話是江澤民說的。江澤民一月九日會晤日本社民党党魁土井多賀子時，便用這几句話批評了華萊士，稱華萊士是歪曲事實，作出錯誤報道。
依在下推想，江澤民必是看了華萊士采訪“張良”的電視鏡頭后龍顏不悅，大呼“I am angry”了！──你這老小子，我才褒獎了你水平高，我同你談笑風生，你怎么一點面子都不講，夥同別人揭我的老瘡疤？這還了得！著外交部表態！如此一來，從唐家璇到朱邦造，只怕還有錢其琛，誰敢怠慢？只好半夜三更讓新華社發稿了。天亮了爬起來再講，一直講到下午。當然翻來覆去講那几句話，因為那几句是圣旨嘛！而皇帝老倌雖不Young，卻實在Too simple！見到個日本老太太，就迫不及待公開大講。其實這類事用不著那么快就親自出馬嘛！
江澤民也該出書
看來，那江澤民雖有“戲子”之名，若遇到一點事，還真缺涵養，不會表演。上回在香港記者面前，缺涵養缺到大捧華萊士；這回在華萊士面前，缺涵養缺出了什么結果呢？
結果是讓人逮個正著。
“編造材料”嗎？那意思當然指材料都是假的了。如果北京認為這是假的，那么最好的辦法是請他們拿出令人信服的材料。
“歪曲事實，作出錯誤報道”嗎？那好，在六四慘案中有喪子之痛的丁子霖說：如果江澤民認為有錯誤的部份，他有責任講出真實情況；如果江澤民認為在美國出版的書是錯誤的，他應當命令當局出版官方文件。
這兩項建議都不錯。江澤民有种就該從善如流做了以正天下視听。素材么？鄧小平拍板封存著，完整無缺嘛！你反正也想做太上皇了，你也有權拍板開啟嘛！人才么？說“不”的，与總書記談心的，濟濟多士，皆一時才俊，召之即來，搞這种遵命文學，是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的！
無所謂真假，只問是否“信史”
眼下海內外紛紛紜紜糾纏于《天安門文件》一書是真是假的議論如蜂之起。其實，依在下愚見，這种糾纏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那本書，是“張良”編了來揭露六四真相的；人家并沒有說出版一本“文獻匯編”，故沒有責任必須向讀者呈示“紅頭文件”。人家是引用各种史料寫史。寫史，無所謂真的假的，只問是不是信史。書成而被公認為信史，便有其价值在，書中材料便基本上是真的。至于如何組織材料、引用材料，是全文照錄還是摘引部份，可以有多种多樣的方式方法。新資料自應采用，別人用過的資料也可引用。所有的史書不都是這樣的嗎？誰規定每出一部史書其資料必須是“全新”的、是前人沒有引用過的？誰曾見所有的史書都影印著“紅頭文件”（皇帝的詔書，大內的檔案，實質上都是紅頭文件）的原始模樣來？至于會議記錄、談話記錄之類，向來都是秘書整理的。“整理”也者，爬梳之、歸納之，清楚地保存其原意是也。上下文當然要銜接、連貫，誰規定過都要按口語原話甚至把老頭子們說不清楚說不完整的話都照原樣一字不差地錄入存檔呢？當過秘書、做過記錄的人都有這种經驗，這也是常識。不諳常識反而挑剌，适足以見其淺陋而已，不必与論其他。
應該議論的倒是這樣一個問題：是“張良”出版的書是信史，再現了六四真相呢？還是江澤民倘能接受上述建議而敢于在不久后出版的書是信史，能夠再現六四真相呢？江某們能出版一本書，引用史料來說明鄧小平沒有下令，李鵬沒有執行，解放軍沒有開槍，學生和市民沒有死傷，“八老”沒有商議也沒有決定罷黜趙紫陽換上江澤民當總書記嗎？否則，江澤民以至趙啟正、朱邦造的“編造材料、歪曲事實、錯誤報道”的評語，就是不能成立的“誣指”。
人民要靠自己平反“六四”
從這場堪稱“《天安門文件》風雷”的事情來看，可以肯定，江澤民同李鵬沒有區別，而且還是“六四”的最大利益獲得者，是絕對不打算平反“六四”的。人民不必對他寄予希望，應該拋棄他，走自己的路。
為了証實并堅定這一信念，我們應該讀一讀“張良”答外交部發言人的文章。該文長達八頁，深刻地剖析了六四以來的中國社會，剖析了中國共產党甚至每一名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結論是：六四不平反，天理不容；而平反六四，中共最高層缺乏動力。江澤民李鵬們在六四中的行為及既得利益決定他們不可能主動平反六四。共產党從來沒有一次是主動地自覺地自我否定的。所以，平反六四，需要全民的力量，當然也需要党內的力量。當前最重要的是將平反六四与嚴懲腐敗結合起來。現在腐敗之所以如癌症之擴散，超過六四時千百倍，原因在于鐵幕重重的專制政治制度。正是這种制度确保了共產党員一旦擁有地位和權力，便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資產，掠取民脂民膏，不受法律約束和人民監督。這決非百名、千名甚至万名包丞式的清官所能懲治。如果這种制度不作根本性的改革，中國的文明、強大和复興，永遠不能實現。人民必須自己肩負起平反六四、改革政治制度、使中國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歷史重任。
“張良”此文分析深刻，立論精辟，切合中國實際，是足以啟迪人們深思的。
圍繞《天安門文件》前后左右的畫卷剛剛展現，便神態多樣，意蘊深遠。再往后，大概更足靜觀。
原載《爭鳴》2001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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