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电】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亚瑟．施勒辛格（ArthurM.Schlesinger,Jr.），今年已八十三岁，但每日埋首写作十小时，年前推出广获好评的第一卷回忆录，目前正全力撰写第二卷。他希望以三年时间完成回忆录，如脑力与体力许可，则将进行“罗斯福时代”第四卷的撰述计划，以遂其多年未了的心愿。施勒辛格于一九六○年出版《罗斯福时代》第三卷之后，即加入甘乃迪总统团队，“学而优则仕”，以史家身份成为总统特别助理，此后虽重返学界，然因改变写作方向，而始终无暇完成“罗斯福时代”的完结篇。
据中国时报记者林博文11日编译报道，犹太裔的施勒辛格，是个近乎天才型的读书种子，十六岁进哈佛大学，主修历史与文学，四年后以“最优成绩”毕业，毕业论文获荣誉奖（A+）并予出版。在剑桥大学研究一年后，获选为哈佛文理学院院士，自己做研究，不必攻读博士学位。二次大战先后服役战时新闻处和战略情报处，二十七岁即和父亲一起在哈佛历史系教书，爸爸是正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他是副教授，同时他写的《杰克逊时代》荣获普立兹奖和全国书卷奖。施勒辛格总共写了十六本专书和无数的学术论文、政论文章及影评，其中，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一千日：甘乃迪在白宫”，为他获得第二次普立兹奖和第二座全国书卷奖。
施勒辛格的第一卷回忆录“二十世纪的一段生活”，从出生写到一九五○年。为人机智、风趣而又博闻强记的施勒辛格，脖子上挂一个大蝴蝶结，是他的注册商标。他不是一个坐在象牙塔中皓首穷经的蛋头学者，他极为关心政治、热中政治并亲自参与政治；他是一个正统的民主党自由派，他组织了一个“美国人促进民主行动”（ＡＤＡ）团体，以推动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在五○年代积极支持史蒂文生竞选总统（两度败给艾森豪）；他反共，也反法西斯，因此，老左派、新左派和右翼分子皆曾大肆攻击他。然而，没有疑问的，施勒辛格不但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专治美国史），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而又受到学界、政界与知识群众的同声敬佩。
甘乃迪总统和施勒辛格同庚，但在哈佛比他小两届，经甘乃迪的弟弟罗伯特的推荐，施氏在白宫做了三年的史官，为甘乃迪撰写“起居注”，名义上是总统特别助理。
甘乃迪执政时，一批哈佛学者齐赴华府助阵，经济学家高伯瑞（J.K.Galbraith）出任驻印度大使、史学家赖世和（E.O.Reischauer）、哈佛文理学院院长麦克乔治、彭岱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高伯瑞说，施勒辛格不仅书写历史，且目击和参与历史的创造；施氏说他在白宫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遗憾的是，好日子过早结束。另一憾事为他和国务卿鲁斯克曾发生过数次冲突，施氏在“一千日”一书中说，鲁斯克每次在白宫开会皆一言不发，像一尊老弥勒佛一样坐着不动，又说甘乃迪准备在连任后换掉他。鲁斯克则在回忆录“如我所见”中，猛烈嘲讽施勒辛格是弄臣、马屁精和大嘴巴。
由于施勒辛格极度效忠甘乃迪兄弟，华府政坛曾讥讽施勒辛格是“第十个甘乃迪”，因老甘乃迪有九个子女，施氏刚好是第十个。也有不少人对施氏四十年来不遗余力、不问是非地维护甘家形象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一九三八年和施勒辛格一起毕业于哈佛的同学，不乏名人之后，如小罗斯福之子约翰、名报人赫斯特之子伦道夫、老甘乃迪的长子约瑟夫，以及日后当上国防部长的温柏格。但施勒辛格认为同级同学中最有名的是名记者白修德。
一九三三年（民国廿二年）秋天，施勒辛格和他的父母亲及弟弟，专程到远东旅行，他们从神户搭船到塘沽，再坐火车至北平，正在清华大学做研究、写博士论文的费正清偕妻子费慰梅，热情接待施家一行（七年后，施勒辛格娶了费慰梅的妹妹，和费正清成了连襟；施氏夫妇于一九七○年离婚，育有四个子女；施氏于一九七一年再婚）。施家四人游览了长城、明陵和燕京大学（现为北大校址），施勒辛格并在紫禁城度过十六岁生日。施家又到上海、杭州、香港和广州参观，施勒辛格对北平的印象很坏，他说北平是一座死气沉沈的古都（adyingcity），街上到处是乞丐和士兵，喇嘛身上发出阵阵臭味，广州则“其脏无比”（afilthycity），但对上海的朝气与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施勒辛格回忆道，他在北平旅行时，中国老百姓畏惧的是日本人，他们认为日本人迟早会占领华北，而华中和华南一带担心的是共产党。在上海，有人告诉施家父子，国民政府如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则中共将有可能夺取政权。施勒辛格于五十四年后（一九八七年）重访中国大陆，他说，中共早已将未能改善农民生活的国府赶出大陆，卅八年前他在上海听到的预言，终告实现。
中国问题虽非其本行，但他对两岸事务的关注，并不亚于一般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两岸事务的看法与观点，与民主党自由派的主张是一致的：在冷战时代，美国即应承认中共，支持中共加入联合国，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应继续军售台湾，使台湾拥有自卫能力，同时，美国亦应与北京维持友好关系，但须敦促其改善人权。质言之，施勒辛格和绝大多数民主党自由派一样，在过去一直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现虽反对中共对台用武，但亦不赞成台独；基本上，希望台海维持现状。
施勒辛格在白宫担任总统特别助理时，甘乃迪总统曾告诉他，台湾在联合国号称代表全中国，是可笑的、不合理的（irrational），但甘乃迪不敢在执政第一年即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而且艾森豪总统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甘乃迪宣誓就任前一天－在白宫当面警告四十三岁的新总统说：“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外交政策，只有一个例外：如你让中共进入联合国以及美中（共）相互承认，我会挺身而出，强烈反对你。”艾森豪的国防部长盖茨(ThumasGates，后曾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并将一份国家安全会议的机密研究报告交给甘乃迪，这份报告指出美国可能卷入战端的“全球五大祸源”是台湾、韩国、寮国、伊朗和柏林。
一九六一年七、八月间，国府副总统陈诚访问美国，与甘乃迪进行两次会谈后，甘乃迪对施勒辛格说，陈诚是他所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中国人”(themostmysteriousChinese)，又说，他和陈诚完全没办法沟通，陈诚只会一股劲儿重复蒋介石给他的指示，其时担任翻译的是国府驻美大使叶公超。叶大使日后透露，这项传译工作是件苦差事，陈诚在会谈中，引述孙子兵法上的一句话：“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包括国府外长沈昌焕在内的访问团代表，无人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连才高八斗的叶公超，亦不太了解其义，叶氏说：“难怪甘乃迪听了无动于衷。后来我便干脆不再照译，而仅把握说话重点，自圆其说，才算转换了气氛。”
华府和台北当时为了外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问题，发生过外交龃龉。国府曾于一九五五年否决外蒙入会，苏联以否决十三个非共国家入会，作为报复。一九六一年，外蒙入会问题再成热门话题，美国坚决支持外蒙入会，台北依然表示反对，美国颇为不悦，甘乃迪曾和陈诚谈及此事，亦不得要领。愤怒的甘乃迪对施勒辛格等人说，蒋介石所具有的“人神俱灭”的脾气，大概会不顾一切地进军中国大陆。甘乃迪又说，关于外蒙入会问题，他将写一封信力劝蒋介石改变立场，他也会嘱咐前任驻联合国大使洛奇拜托“时代”及“生活”杂志创办人鲁斯，敦劝蒋介石，他自己则将和周以德众议员联络，请他协助向台北说项。鲁斯和周以德都是“中国游说团”的主力。国府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于一九六一年十月联合国安理会票决外蒙入会问题时，采缺席方式，俾使和台北有邦交的茅利塔尼亚及外蒙同时入会。但叶公超却因不赞成台北当局反对外蒙入会以及遭沈昌焕告发以言词侮辱元首与执政党，而在联合国开会前即匆匆奉召返台，从此形同软禁。
施勒辛格仅访问过台湾一次。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施氏偕其好友、一九七二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高文，连袂访问台北一周，会晤了朝野人士，并在中央研究院发表演说。施氏返美后，曾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卅日在“华尔街日报”以“台湾的黄昏”为题，发表其访台印象记。当时台湾仍实施戒严法、国会仍充斥“万年民代”、民进党仍叫“党外”。在台北的美国消息来源告诉施勒辛格，国府仍关押数百名政治犯，施氏在文章里批评台湾仍是一个“独裁国家”（anauthoritarianstate），并称台湾上上下下充满了不确定感，执政当局和在野人士都无法对台湾的前途，提出一套合理的、具体的方案。施氏表示，台湾独立论在某些方面而言，是合乎逻辑的，但台独会引发中共动武，而美、日对台独亦不赞成。施氏又说，由于对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感，因此，台湾的政治讨论也就带有一种薄暮中的空幻感觉。施氏指出，台湾的年轻一代必须在民主化的环境中，为台湾前途进行崭新和认真的思考。麦高文亦在离台记者会上强调，台湾应朝重视人权和多党制度发展，走一条与大陆不一样的道路，只有这样，台湾才能获得民主国家的支持。
施勒辛格访台时，他所接触到的中美人士都告诉他，蒋经国一旦去世，副总统李登辉不可能出任总统。结果大家都猜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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