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2日讯】
–市场化的结果
市场化的逐步展开，造成了中国一批批的富人，这是两条重合的轨迹。但是，真正面对富裕，可能还需要时间与勇气。关键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寻求起点公平，还是寻求终点公平？第二、是让穷人变富，还是让富人变穷？
在曹子玮看来，高收入或者说富人的出现，是这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因此对于他们可以两方面来看，其一，可以通过这一群体的变化来观察中国的制度变化；其二，可以依照中国的制度变化来考察这一群体的状况。
对曹子玮而言，中国人的富裕轨迹很清晰，简而言之，是“市场化的结果”。当然，“更严谨地看，我们所讨论的是城市里的中国人的富裕轨迹。”
曹子玮将他的市场化过程与结果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市场化的最早期，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最主要进入这一领域的是待业青年，甚至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相对文化层次较低。在80年代中期，他们以个体户之名而存在。通过也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地获取了财富，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高收入群体。但由于流通领域相当门槛较低，因此进入方便，所以，随后利润从极高迅速趋于平均。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结束。但是，他们所积聚的原始资本，在未来转向新的行业与领域，开始促使这个国家新的财富积累。
第二阶段：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这一时期开始于80年代后期，当时的“双轨制”政策是促成这一领域市场化最重要的动因。钢铁、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计划外的倒腾，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这样就诞生了中国的第二批高收入者。
第三阶段：金融领域的市场化。随着金融债务、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中国又诞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这一时期在90年代初。这一批高收入者又有不同的层次分别，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同时因为上市而衍生出的相关行业，如券商、会计、律师也因此获利；其次是上市资格的审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与前面的相关人士比较，股民在其间获利的比率最小，但却是他们浮出了水面成为富裕象征。比如上海的股民杨百万。
第四阶段：知识与技术市场化。发生于90年代中期的这一过程，比前面的所有过程更来得更为迅速。他们形成了中国的第四批高收入者。
在曹子玮看来，前三个领域的市场化是呈爆发式的，所以也会很早就成为过去。而知识与技术的市场化由于门槛较高，将会有相当时间的持续。而这一领域也不唯科技，法律、医务、作家以及导演等领域现在正在、而未来会更多地产生富裕者。
不过，曹子玮还注意到在这四个阶段过程中，始终有三种人存在着富裕的机会：
其一、由于政策或者行业属性而形成的垄断者，如电信、电力与金融等机构；
其二、拥有资源者在权力寻租过程中形成了富裕。极而言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腐败，相比而言，由于惩处严厉，这两年这批人已渐减少；
其三、归国人员。
曹子玮在与记者讨论为什么会有高收入群体调查时，已经推导过从拉动消费开始最后进入到贫富差别的讨论的过程，所以他比较担心这样的调查最后会产生歧义与误解。因此在他执笔写作的“城市高收入群体分析”一稿中，用两个疑问表达了他对理性看待高收入群体的希望。
这两个问题是：
第一、是寻求起点公平，还是寻求终点公平？这两种不同的公平选择将决定不同的社会分配方式。曹的结论是，“起点公平是我们追寻的目标，创建起点公平的竞争环境应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第二、是让穷人变富，还是让富人变穷？对这一问题，曹博士引用了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 Sen)的一段名言：“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变贫富悬殊是重要，但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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