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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2日讯】在“五一”长假里，我心事重重，总觉得早该为中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写下一点文字了。
初夏时节，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中国人或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或在旅途中享受良辰美景。没有人会想到4年前的这个时候，河南郑州某乡村一个弱小而无辜的生命被法律宣判了死刑（后被处决），没有人会想到3年前的这个时候，北京10位白发皤皤的知识分子为此拍案而起，进行了控诉和声援。
也许不是人们想不到，而是这个事件从来就没有进入人们的记忆。然而我却把这个事件称做中国的“得雷福斯事件”。
我们应该不会忘记，1894年法军总参谋部上尉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一年之后，法国情报人员通过一名德国间谍证明德雷福斯根本无罪。然而，法国军方却用尽各种手段，掩盖真相，伪造证据，拒不纠错。这时，法国著名作家左拉“从书本上抬起眼睛”，不顾势单力薄，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无情揭露事件真相。并于1898年2月发表了震动一时、举世闻名的《我控诉！》，控诉法国军方和整个司法制度。虽然7月左拉以“诽谤罪”被判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金而流亡英国，但他和军方的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终于昭雪。这就是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翻开1999年3月号《今日名流》和5月号《劳动人事社会专刊》杂志，一篇题为《郑州冤杀好公民曹海鑫真相》的文章赫然入目。方成、李普、杜导正、邵燕祥、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戴煌等北京10位知识分子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向全国富有良知的同胞昭告：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依法治国’、‘司法公正’、‘欢迎舆论监督’的大好时代，在新闻单位力促公正审理连发三次专供高层领导参阅的材料、最高法院也予以干预之后，青年农民曹海鑫还是被郑州市法院蓄意枪杀了！”
1995年4月，郑州市金水区祭城乡西韩砦村经过民主选举，推举曹海鑫村民为小组组长。前任组长曹新豹于是心怀嫉恨，图谋报复。当年9月28日晚，在一系列公开的挑舋之后，其弟曹新春率众闯入曹海鑫家，执铁掀、木棍等追打曹海鑫。曹海鑫无处可逃，遂操起放置于室内的猎枪，意欲吓走对方。双方在争夺猎枪过程中，猎枪走火，击中曹新春腹部，送往医院后因失血过多死亡。1997年5月16日郑州中院经过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曹海鑫死刑。1998年9月25日，在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批示对此案要“慎重处理”的情况下，在最高院要求将该案上报由该院定夺、且案卷已调至最高法院的情况下，郑州中院以半秘密地方式对曹海鑫执行了处决。
历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在这两个事件中，无辜受害的一方都是地位卑微、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施害的一方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国家机器；而拍案而起的一方都是和受害的小人物没有任何关系、无职无权仅有着良知的知识分子。更让人嘘唏感叹的是，两国的“左拉”竟然都是年近花甲、甚至年近古稀的老者。
然而，历史又是多么惊人的不相似。在法国那里，虽然反应迟钝，左拉的呼吁最终还是得到了政界、新闻界、舆论界、知识界的大力支持，并最终掀起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浪潮。而在中国这里，10位知识分子的高声呼吁，就像一片干枯的树叶飘进了一潭死水，一丝涟漪也没有激起；在法国那里，军方虽然顽固、无赖，但毕竟没有杀人灭口。而在中国这里，司法机关竟然违反司法程序半秘密地处决“犯人”，连面对“慎重处理”的勇气都没；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最终得到了昭雪。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的冤魂还在哭泣；在法国那里，“德雷福斯事件”毕竟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第三共和时期，而在中国这里，“德雷福斯事件”却几乎发生在21世纪的门槛上。
一时间，让人无法说清这到底是中国“左拉”的尴尬，还是中国知识界的尴尬。到底是中国“德雷福斯”的悲哀，还是中国司法界的悲哀。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另一段历史来。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莲因为同情刘少奇、反对林彪而入狱。1977年被枪杀时，其下颚和舌头被竹签穿在一起，双乳被割，尸体被奸。临刑前，她在一片手纸上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为什么没有一声回音？难道活人都死了吗？不，没有死，相反活得都很好。死的只是良知和灵魂。
为什么中国的左拉如此寂寞？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无需回答，法国左拉的前车之鉴——判刑、流放已足以说明一切。正像乔川先生所说：每个人的身体都是脆弱的，都会感到疼痛的。正像萨特剧中人所说：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幅可怜的、软弱的、即使令人讨厌也很难摆脱的皮囊。
但是，道义、责任、真理，总要有人担当啊。基督教创始人这样嘱咐门徒：你们都是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这一嘱咐也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这个这些“社会的良心”嘴巴都沉默了，道德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然而，不公、专治、独裁最喜欢的就是沉默，最喜欢的就是鸦雀无声。借着这沉默，它会把灾难一个一个降临到每一沉默者的头上。“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沉默啊，沉默，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1957年刘少奇在民主人士手拿《宪法》讨要公道时沉默不语，等到自己举着《宪法》讨要公道时，再也没有人为他说话；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时，中央那么多大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后来，当这些大员一个一个也受到错误批斗的时候，再也没有人为他们说话。谁面对灾难沉默，灾难就早晚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道理。
外国小说《我不能死》，讲了一位音乐家控诉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最后他因饥饿而死，但他的灵魂却不愿回到天国。他认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因饥饿而死亡，每一个人就都有因饥饿而死亡的可能。因为这个让人饿死、让人成为奴隶的制度还存在。因此即使灵魂上不了天国，“我也要继续控诉”。支持音乐家的只有道义和责任。
正如1898年左拉在法庭上所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和这些报纸制造的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历史正如左拉所言，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在感谢左拉。1994年法国隆重纪念“德雷福斯事件”，1998年隆重纪念《我控诉》发表100周年。毕竟，左拉的控诉真正检验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真正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
但是，有一天，会有人来感谢中国的左拉吗？不知寂寞的左拉还要等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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