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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在“五一”長假里，我心事重重，總覺得早該為中國的“德雷福斯事件”寫下一點文字了。
初夏時節，草長鶯飛、雜花生樹。中國人或在家中享受天倫之樂，或在旅途中享受良辰美景。沒有人會想到4年前的這個時候，河南鄭州某鄉村一個弱小而無辜的生命被法律宣判了死刑（后被處決），沒有人會想到3年前的這個時候，北京10位白發皤皤的知識分子為此拍案而起，進行了控訴和聲援。
也許不是人們想不到，而是這個事件從來就沒有進入人們的記憶。然而我卻把這個事件稱做中國的“得雷福斯事件”。
我們應該不會忘記，1894年法軍總參謀部上尉德雷福斯被法國軍事法庭以泄密罪判處終身流放。一年之后，法國情報人員通過一名德國間諜證明德雷福斯根本無罪。然而，法國軍方卻用盡各种手段，掩蓋真相，偽造證据，拒不糾錯。這時，法國著名作家左拉“從書本上抬起眼睛”，不顧勢單力薄，連續發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無情揭露事件真相。并于1898年2月發表了震動一時、舉世聞名的《我控訴！》，控訴法國軍方和整個司法制度。雖然7月左拉以“誹謗罪”被判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罰金而流亡英國，但他和軍方的斗爭卻一直沒有停止。1906年蒙冤12年的德雷福斯終于昭雪。這就是法國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翻開1999年3月號《今日名流》和5月號《勞動人事社會專刊》雜志，一篇題為《鄭州冤殺好公民曹海鑫真相》的文章赫然入目。方成、李普、杜導正、邵燕祥、張思之、張黎群、牧惠、謝和賡、藍翎、戴煌等北京10位知識分子在文章一開頭就說：“我們向全國富有良知的同胞昭告：在我們党和國家領導人反复強調‘依法治國’、‘司法公正’、‘歡迎輿論監督’的大好時代，在新聞單位力促公正審理連發三次專供高層領導參閱的材料、最高法院也予以干預之后，青年農民曹海鑫還是被鄭州市法院蓄意槍殺了！”
1995年4月，鄭州市金水區祭城鄉西韓砦村經過民主選舉，推舉曹海鑫村民為小組組長。前任組長曹新豹于是心怀嫉恨，圖謀報复。當年9月28日晚，在一系列公開的挑舋之后，其弟曹新春率眾闖入曹海鑫家，執鐵掀、木棍等追打曹海鑫。曹海鑫無處可逃，遂操起放置于室內的獵槍，意欲嚇走對方。雙方在爭奪獵槍過程中，獵槍走火，擊中曹新春腹部，送往醫院后因失血過多死亡。1997年5月16日鄭州中院經過審理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曹海鑫死刑。1998年9月25日，在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批示對此案要“慎重處理”的情況下，在最高院要求將該案上報由該院定奪、且案卷已調至最高法院的情況下，鄭州中院以半秘密地方式對曹海鑫執行了處決。
歷史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在這兩個事件中，無辜受害的一方都是地位卑微、極其普通的小人物；施害的一方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國家机器；而拍案而起的一方都是和受害的小人物沒有任何關系、無職無權僅有著良知的知識分子。更讓人噓唏感嘆的是，兩國的“左拉”竟然都是年近花甲、甚至年近古稀的老者。
然而，歷史又是多么惊人的不相似。在法國那里，雖然反應遲鈍，左拉的呼吁最終還是得到了政界、新聞界、輿論界、知識界的大力支持，并最終掀起一次次要求平反的浪潮。而在中國這里，10位知識分子的高聲呼吁，就像一片干枯的樹葉飄進了一潭死水，一絲漣漪也沒有激起；在法國那里，軍方雖然頑固、無賴，但畢竟沒有殺人滅口。而在中國這里，司法机關竟然違反司法程序半秘密地處決“犯人”，連面對“慎重處理”的勇气都沒；在法國那里，德雷福斯最終得到了昭雪。而在中國這里，“德雷福斯”的冤魂還在哭泣；在法國那里，“德雷福斯事件”畢竟發生在100多年前的第三共和時期，而在中國這里，“德雷福斯事件”卻几乎發生在21世紀的門檻上。
一時間，讓人無法說清這到底是中國“左拉”的尷尬，還是中國知識界的尷尬。到底是中國“德雷福斯”的悲哀，還是中國司法界的悲哀。
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另一段歷史來。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蓮因為同情劉少奇、反對林彪而入獄。1977年被槍殺時，其下顎和舌頭被竹簽穿在一起，雙乳被割，尸體被奸。臨刑前，她在一片手紙上寫道：“我向冰冷的鐵牆咳一聲，還能听到一聲回音，而向活人呼喚千万遍，恰似呼喚一個死人！”
為什么沒有一聲回音？難道活人都死了嗎？不，沒有死，相反活得都很好。死的只是良知和靈魂。
為什么中國的左拉如此寂寞？其實，這個問題根本無需回答，法國左拉的前車之鑒——判刑、流放已足以說明一切。正像喬川先生所說：每個人的身體都是脆弱的，都會感到疼痛的。正像薩特劇中人所說：每個人都有這樣一幅可怜的、軟弱的、即使令人討厭也很難擺脫的皮囊。
但是，道義、責任、真理，總要有人擔當啊。基督教創始人這樣囑咐門徒：你們都是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這一囑咐也同樣适用于知識分子。如果知識分子這個這些“社會的良心”嘴巴都沉默了，道德都腐化了，那還到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然而，不公、專治、獨裁最喜歡的就是沉默，最喜歡的就是鴉雀無聲。藉著這沉默，它會把災難一個一個降臨到每一沉默者的頭上。“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后來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后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沉默啊，沉默，多少罪惡假汝以行！
1957年劉少奇在民主人士手拿《憲法》討要公道時沉默不語，等到自己舉著《憲法》討要公道時，再也沒有人為他說話；1959年，彭德怀在廬山會議受到錯誤批判時，中央那么多大員几乎沒有一個人為他說話。后來，當這些大員一個一個也受到錯誤批斗的時候，再也沒有人為他們說話。誰面對災難沉默，災難就早晚會降臨到他的頭上。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這個道理。
外國小說《我不能死》，講了一位音樂家控訴社會不平等的現實，最后他因飢餓而死，但他的靈魂卻不愿回到天國。他認為，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人因飢餓而死亡，每一個人就都有因飢餓而死亡的可能。因為這個讓人餓死、讓人成為奴隸的制度還存在。因此即使靈魂上不了天國，“我也要繼續控訴”。支持音樂家的只有道義和責任。
正如1898年左拉在法庭上所說：“上下兩院、文武兩制和這些報紙制造的惡毒輿論都可能反對我；幫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實和正義的理想”，“然而將來，法國將因為我拯救了她的名譽而感謝我。”歷史正如左拉所言，法蘭西共和國一直在感謝左拉。1994年法國隆重紀念“德雷福斯事件”，1998年隆重紀念《我控訴》發表100周年。畢竟，左拉的控訴真正檢驗了世界上第一個《人權宣言》，真正推動了民主和法制進程。
但是，有一天，會有人來感謝中國的左拉嗎？不知寂寞的左拉還要等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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