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
（一） 合者的用心
《衆說紛紜“愛國賊”》一文的開篇，是曠新年的《從王婆到新自由主義》，全文如下：
“從‘愛國賊’一詞的發明可以看到中國的自由主義的妖魔化功夫真是到了家了，也可見差一步就要打出‘賣國光榮’的旗幟來。中國近代以來爲什麽有那麽多的愛國運動？只是因爲中國的統治階級成了賣國階級，國將不國了，才有那麽多志士仁人起來抵抗踐踏中華民族的西方帝國主義和出賣國家利益的反動統治階級。如果自由主義連這一點歷史知識都沒有，那麽他們就明明白白挂出‘賣國光榮’的大扁來吧。其實，中國的所謂自由主義要挂這塊扁也並沒有什麽奇怪的。因爲中國沒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沒有什麽市民階層，市民社會，也沒有什麽資產階級，中國只有寄于於殖民主義垃圾裏的買辦階級，從鴉片戰爭以來，隨西方‘自由貿易’在中國孳生的就是這麽一個有奶便是娘的西化階級。這個現代的王婆缺乏一個基本的民族立場。這個階級在90年代以來快速繁殖，但是他們的利益是和中華民族根本對立的，這個階級除了從西方資本主義那裏學到了‘利益最大化’的貪婪，沒有其他。他們沒有任何道德、任何原則，當然也不會爲中國帶來什麽自由民主，他們隨時準備著出賣中國的利益。”
接下來是胖新的《祝“愛國賊”們愚人節快樂 》與任不寐的《愛國賊批判》。然後是貌似中立實則偏袒愛國賊的veron 的《警惕“愛國賊”的概念暴力！》（修訂本）。再然後就是數段對胖新和任不寐的辱駡：
“xujiankan：居然會有人一天到晚‘憂美憂歐’，難怪中國歷史上那麽多汗（應當是“漢”——楊注）奸僞軍。”
“Xujiankan：請看看當代自由主義者的真面目吧？胡適真是比他們強多了，再怎麽說，胡適還不至於如此吧。自由主義一代不如一代，現在淪落到比周作人還不如。”
“xujiankan：胖新、任不寐這樣的人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如果在戰爭年代。”
往下是巴赫的《從“愛國賊”一詞的發明可以看到的》，全文與曠新年《從王婆到新自由主義》一字不差。
再接下來是餘暇的一段話，用以引出我的《愛國賊》一文。餘暇說，他看到了我的《愛國賊》，但“‘愛國賊’這個詞不通。它容易被賣國賊利用。那些王八蛋，一聽說沒有賣國賊這稱號，實在會舒心得如同六月裏喝了雪水”。除了作爲反面教材全文引用的胖新、任不寐和我的文章之外，只有這位餘暇先生的話是沒有愛國賊氣息的。但把整篇組合文章綜合起來看，組合者也是爲了駁斥我們這些“賣國賊”才把它編進去的，包含了把餘暇罵真正賣國賊的話用到我們身上的禍心。可以說，餘暇先生的話是被組合者強姦了。
在我的文章之後，組合者用一段完全是黃口小兒罵人的話結束了這篇組合文章。一個化名yangzi的人再次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話，然後他說：“小子，你不錯，明天我就扇你一耳光，比你爸好吧，他常打你，我才打你一次，你是不是該叫我做爸。”
即使這些辱駡我們的話沒有一句是組合者自己寫的，但他這樣以污蔑自由主義的文章開篇，以對我個人的辱駡結束，兩次引用曠新年污蔑自由主義者的言論，而且每次引用我們這些人的文章後都接著來一段或數段破口大駡，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嗎？
（二）“概念”是如何成爲暴力的？
《衆說紛紜“愛國賊”》的組合者當然可以說他純粹是編輯，沒有加入自己的一句話；但是經我把他的組合文章一壓縮，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另一個貌似中立而比較具有欺騙性的是veron 的《警惕“愛國賊”的概念暴力！》（修訂本）。他的結論是“對於愛國之類的無理性的言說，我們自然必須警惕和反省，但是對於我們粗暴的概念批評，我們這些自以爲真理在握的作者們，難道不需要同樣的反省嗎 ？”
veron不久又在世紀沙龍炮製了一篇組合文章，題爲《“愛國賊”的批評與反批評》，全文由“邊緣人”的按語、胖新的《祝“愛國賊”們愚人節快樂 》、任不寐的《愛國賊批判》、veron的《警惕“愛國賊”的概念暴力！》（修訂本）與“花生”的《嘴皮賊，賊性難改》組成，最後注明是“veron摘自《不寐夜話》”。可見這個veron八成就是“邊緣人”的又一化名。他假裝中立的目的也更清楚地暴露出來：用“嘴皮賊”這個“概念暴力”把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一同打倒，將“概念暴力”據爲一己獨有。veron既批胖新又批任不寐，惟獨全文引用而一字不批“花生”，可見他和“花生”是一夥。但是這樣一來，veron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了：究竟是誰在使用概念暴力呢？
veron的把戲並不新鮮，既僞裝了中立，又可以顯得自己比論爭的雙方都高明，這是每一個熟悉“中庸之道”而又想取魚翁之利的中國人所慣用的伎倆。他在“愛國賊”問題上其實是並不中立的。他雖然說那些大喊“愛國”口號的人不理性，但承認他們其心可嘉；同時又認定我們這些批判“愛國賊”的人是存心把這些其心可嘉的人們“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不知這算不算語言暴力？）。他傾向哪一方不是很清楚嗎？至於“花生”，他把"自由主義賊"與"新左派賊"關於"愛國賊"問題的爭論歸結爲"捍衛自由主義"和"保衛馬克思"的"思想碰撞"。他既不懂得“一群人的自治”（這意味著既要民主又要反對異族的奴役）是“一個人的自治”的邏輯延伸，也不瞭解馬克思關於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著名論斷，“工人無祖國”（馬克思語）與“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列寧語）這樣的馬列主義政策恐怕也是不知道的吧？顯然他是不讀書的，不讀書還不許別人爭論，把爭論雙方都稱爲“嘴皮賊”，鼓吹道路以目的獨立思考，公然爲鉗制言論辯護。這不是名副其實的愛國賊嘴臉嗎？
至於概念暴力或語言暴力這樣的說法，本身是很含糊的，它混淆了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事物：真正的語言暴力與比喻意義上的語言暴力。後者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道德譴責。
真正的語言暴力中，有一類是迫害思想異端的，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例如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前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走資派”，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民運分子”等等。但這些“概念”是怎麽成爲暴力的呢？無它，乃是因爲這類“批判的武器”背後有“武器的批判”做後盾，相當於魯迅所痛斥過的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批評”人家“在電杆上寫武裝保衛蘇聯”。這樣的“概念”帽子往誰的頭上一罩，才能真正將他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但像“盜竊犯”、“殺人嫌疑犯”這一類的語言暴力恐怕就不能徹底廢棄。儘管這些概念背後有刑罰的巨大威懾力，從而可能置無辜者於死地；但是它們兼具道德譴責的功能，可以阻止某些有羞恥心的亡命之徒違法犯罪。只是對於這樣的語言暴力，我們務必慎用。
但是道德譴責這個“概念暴力”卻是維護人類生存的基本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減少真正暴力懲罰的唯一手段：道德譴責有史以來不知阻止了多少人走向犯罪的深淵，從而免遭法律的審判！請問veron是不是要把、“惡棍”、“地痞”、“寡廉鮮恥”、“說謊成習”這樣的“概念暴力”統統從詞典中刪除呢？如果veron真有這個願望並且得以實現，寡廉鮮恥的人們可真是有福了。
常識告訴我們，用於道德譴責的“概念暴力”是不能廢除的，但是也有一個用得對不對的問題。用得不對就會傷害人，甚至導致人的自殺。避免誤傷好人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慎用，另一個就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使得被譴責者可以爲自己辯護，或者攻擊譴責者的不合邏輯、不講信用，從而挽回因不當譴責形成的不良影響。但是對於這種純粹的道德譴責，慎用的程度可以比“盜竊犯”、“殺人嫌疑犯”這樣的真正語言暴力低得多：一則它不伴隨真的暴力，二則要求絕對的謹慎本身就會極大地限制言論自由。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與“惡棍”、“地痞”、“寡廉鮮恥”、“說謊成習”這樣一些概念相比，與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相比，“愛國賊”這一概念就是用得不對，可能帶來的傷害也小得多：因爲它的深刻（當然是相對於那些常用的道德譴責而言）與陌生，所以它缺乏群衆心理基礎。
（三）到底有沒有“愛國賊”？
現在我們來看看“愛國賊”這個概念是不是無的放失，會不會傷及無辜。
我們並沒有指明誰是愛國賊，可是許多人跑出來對我們破口大駡了，這不是不打自招嗎？
所謂“愛國賊”，指的就是那幫打著“愛國”的旗號做賊的傢夥，難道現實生活中沒有這樣的人嗎？
胡一刀在《床上的愛國主義》一文中所描寫的一心想操外國妓女來顯示自己愛國的人是不是愛國賊？黃鍾在《汪精衛也是愛國主義者》裏所說的大搞“愛國衛生運動”、通過檢查衛生來收受賄賂的官員是不是愛國賊？抗日戰爭中那些一面高喊愛國口號一面大發國難財的人是不是愛國賊？像戰國七雄與曹操、孫權、劉備那樣以維護祖國統一爲名長期內戰屠戮同胞是不是愛國賊？像希特勒這種權欲熏心而利用民族感情發動對外戰爭給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人是不是愛國賊？像“巴赫”那樣苦心等待“大使館事件”與“撞機事件”，以便把跟他觀點不同的自由主義者都打爲賣國賊，把整個中國人民拉回到食不果腹的毛澤東時代，算不算愛國賊？
既然如此，veron爲什麽說我們傷害了那些跟著起哄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的感情呢？ Veron說民間沒有愛國賊，笑話，難道抗日戰爭中當漢奸的百分之百都是國民黨官員嗎？veron又說“愛國賊”這個概念傷害了那些喊愛國而並不作賊的人們，他的言下之意是我們把高喊愛國口號的人都算做愛國賊了。原來veron先生是這麽理解“愛國賊”這一概念的：說“愛國”，就是賊。
“笑面虎”這個概念並不包含“笑面的人就是虎”的意思，“柿子椒”這個詞也不包含“柿子就是椒”的意思。批判人家本來應該尊重人家對概念的解釋，“屬加種差”又是漢語最常見的定義方法，可veron卻對愛國賊這一概念做了別出心裁的解釋，這究竟是爲什麽？即使不是企圖借助民衆的義憤來消滅我們，恐怕也有些禿頂的人聽別人講“龜兔賽跑”的故事而生氣的味道吧。
我承認，作爲veron主要批評物件的任不寐的“愛國賊”概念外延是太大了。譬如賊喊捉賊吧，許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跟著喊，導致被盜的人反倒被賊與幾個特別恨賊的人打了一頓。跟著亂喊和幫著亂打是盲目的，也是自私的，因爲他們本能地知道這麽做可以很安全地既表達他們的“義”又泄掉他們的憤，而且客觀上也起了幫兇的作用。但是他們畢竟不是賊，因爲他們沒有做賊的動機。任不寐的“愛國賊”概念，顯然是把這些人跟真正的賊混爲一談了。但是任不寐並沒有像veron所說的那樣簡單地對人進行兩分法，他沒有把那些既不捉真賊也不跟著亂喊的人包括進去。而那些幫賊喊“捉賊”的人如果事後並不後悔，反倒指摘批評他們的人侮辱了他們，恐怕就不僅僅是客觀上的幫兇，而極有可能是主觀上的同謀了。
（四）“愛國賊”黔驢技窮
最後我們來看看yangzi是如何罵我的。
他在我的《愛國賊》一文之後再次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話：
“歷史上中國人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與外國人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相比，前者不止是後者的千萬倍；愛國賊的危害，實在遠較外國侵略者的危害大。所謂‘寧可被外國人打一耳光，不如被中國人打兩耳光甚至十耳光’，實在不過是愛國賊們的欺人之談。”
最後他說：“小子，你不錯，明天我就扇你一耳光，比你爸好吧，他常打你，我才打你一次，你是不是該叫我做爸。”
我的意思很清楚：我們既不應做外國人的農奴，也不應做中國人的農奴，更不應接受比外國人的奴役更深重的中國人的奴役。我在《“國”與“家”豈能相提並論？》（《問題與主義》第6期）中曾很清楚地表達了我反對把“國”與“家”、“君”與“父”相提並論的觀點。如果yangzi非要強迫我對“爸爸”這個概念表態，那麽我顯然認爲最愛我的年長男人是我的爸爸，我相信大多數網友也會同意這個觀點。Yangzi則認爲虐待他最多的是他爸爸。可見yangzi不但有很陳腐的“君父”與“父母官”思想，而且有很嚴重的受虐狂心理變態症。我在我所轉貼的這篇組合文章的最後說“yangzi實際上承認了歷代暴君與酷吏都是他爸爸”，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如果yangzi不願意承認他有這麽多爸爸，非要從中找出一個，只怕很難。“最愛我的年長男人”不難確定，但要確定最能毒打yangzi的男人就不那麽容易了，即使找到了一個，也難保以後不出來一個打他打得更多更毒的，畢竟使勁虐待一個人比付出父親般的愛要容易得多。所以說到底yangzi或者有無數的爸爸，或者一個爸爸也不敢認。可憐啊可憐！
現在我來歸納一下《衆說紛紜“愛國賊”》到底用了些什麽高招來攻擊我們這些批判“愛國賊”的人。
首先是說我們傷害了愛國的人們的感情，也就是打著愛國的旗號來攻擊我們。我記得上小學前我跟人打架，我哥哥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幫我打別人的，有一次竟一筷子戳在人家的鼻孔裏，害人家流了不少血，害得我父母從家裏拿了十個雞蛋去向人家賠禮道歉。既然是中國人跟美國人發生了衝突，那當然應該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砸麥當勞、肯特雞的牌子，把那24個迫降在中國的美國兵抓起來爲王偉抵命，甚至向美國佬宣戰，何必管事情的來龍去脈與後果如何呢！這當然不是《衆說紛紜“愛國賊”》的“作者”說的，但這位作者認爲這樣的搞法雖不理性但其心可嘉，而我們這些人倒是居心叵測。看來還是做其心可嘉的人保險，讓我們回到學齡前兒童的思維水平吧。
其次是各打五十大板，這也是“中庸”而想取魚翁之利的中國人所慣用的方法，連一個狡猾的文盲都會用的。魯迅先生曾經寫了七篇《論“文人相輕”》來嘲笑這種人，使得他在世的最後幾年再也沒有人敢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來擡高自己了。
第三呢，就是謾駡，在罵人家“貪婪”、“賣國”、“汗奸”、“有奶便是娘”、“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之外，最後還要來一句黃口小兒式的“我是你爸爸”，難怪要將“漢奸”寫成“汗奸”了。好一副頑童相啊！可是我記得好象是黑格爾說過：在小兒身上是天真的流露，若由成年人故意地做來就變成無恥了。
看來愛國賊真的已經黔驢技窮了。
附錄： 愛國賊
楊支柱
愛國賊這個詞也不知是誰發明的，我看實在應該給他（或者是她？）評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爲什麽要一面愛國、一面作賊呢？因爲財富只有先弄到自己的國土上，尤其是弄到自己所在國家的國庫裏，才便於竊取；更何況鼓吹愛國還可以轉移人民不滿的矛頭。因爲這些緣故，愛國賊多出於官府。把慈禧太后稱爲賣國賊，實在是冤枉了她，她比誰都愛國，因爲大清帝國是她家的天下。平心而論，慈禧太后是大清帝國的頭號愛國賊。
當然，慈禧太后主政期間也有一些賣國行爲。對於這些賣國行爲，近年有人做翻案文章，把它們說成是爲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理由是與其打下去遭受亡國之災，不如割地賠款減少損失，也省得生靈塗炭。對此我同樣不敢苟同。愛國也好，賣國也好，都只是手段，關鍵是一個“賊”字。所以愛國賊與賣國賊之間，是很容易相互轉化的。一旦國內政局不穩，專制者往往以喪權辱國的條件引進外國軍隊剿滅國內的反叛者，這是古今中外都不鮮見的事。同樣的道理，如果打不過外國侵略者，愛國賊也往往最先轉變成賣國賊；因爲做兒皇帝總比遭受滅頂之災強。一句“寧贈友邦，勿與家奴”，到底還是泄露了天機。但即使是喪權辱國的兒皇帝和他們的臣僚們，他們的行爲在當時也總是自稱和被稱爲愛國行爲的。他們被稱爲賣國賊，那是他們滅亡以後的事。因爲這個緣故，我傾向於仍然把他們稱爲愛國賊。
民間有沒有愛國賊，我看也是有的。因爲財富只有在自己所在的國土上，才便於自己偷盜或搶劫。《水滸傳》裏的那幫“英雄”可以作爲例證：他們聚嘯山林、劫奪州縣、濫殺無辜、放蒙汗藥、賣人肉包、要買路錢，靠劫來的財物過著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共産主義生活”，卻高唱愛國的調子，高喊替天行道的口號。他們後來歸順朝廷做了官方的愛國賊，抗完遼兵，又殺方臘。可是到了最後，愛國領袖宋江卻爲了蔭及子孫而親手毒死了他手下的心腹愛國將領李逵。這既說明了民間愛國賊的本質，也說明了民間愛國賊是可以轉化爲官方愛國賊的。
單純的賣國賊到底有沒有？我是很懷疑的。人類的行爲之不同於動物，就在於人的行爲是有動機的；豈有不謀私利而賣國者？而在富有“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的民族傳統的中華古國，做賊的最好辦法就是愛國。如果愛這個國不合算，那就愛那個國。我們說汪僞政權的走卒們是賣國賊，其實是從蔣介石政權或共產黨政權的角度看的；如果從他們自己的角度看，也就是從汪僞政權的角度看，他們也都是愛國的。
歷史上中國人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與外國人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相比，前者不止是後者的千萬倍；愛國賊的危害，實在遠較外國侵略者的危害大。所謂“寧可被外國人打一耳光，不如被中國人打兩耳光甚至十耳光”，實在不過是愛國賊們的欺人之談。
要消滅愛國賊，惟有依靠民主。
(https://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