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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5日訊】
高尚是誰的墓誌銘﹖
北島有詩雲﹕“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可惜在北島作詩的時候﹐事實也不是完全如此。以市井們的心理﹐應該說“愚蠢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才比較切合實際。麻木的看客﹐更不要說幫凶們﹐都是決不肯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良心上的自責的。因此他們必定想方設法在高尚者的墓誌銘上加上一條﹕不適合中國國情﹐不適應時代需要。許許多多的冤假錯案平反的時候後面都留個小尾巴﹐例如“反革命是冤枉﹐但受害人有一些錯誤言論”云云﹐不就是一個證明嗎﹖老實說﹐能得到這種留尾巴的昭雪﹐就是幸運了﹐儘管這可能已經是修改過後的墓誌銘。還有許多高尚的人﹐因為太高尚﹐大概是要被“歷史”永遠埋沒或污辱的﹔他們的墓誌銘上寫的可能還不是愚蠢﹐而是卑鄙﹗這或許是因為證據的被淹沒﹐或許是因為揭露他們的受冤屈﹑受迫害將使那些參與迫害他們的人──也就是我們這些自私﹑愚弱﹑卑瑣的國民──太不堪﹗這些被埋沒或死後還背著黑鍋的高尚者﹐他們是如此的高尚﹐以至於沒有任何地位和名聲﹐悄無聲息地就被迫害致死了。知道真相的人因為不願暴露自己的醜惡而存心讓事實淹沒﹐不知道真相的人更無從為他們喊冤。於是他們的墓誌銘上將永遠刻著“卑鄙”的字樣﹐或者竟至連尸骨都不知散落到何處去了。
斗轉星移﹐現在卑鄙仍然是卑鄙者的通行證﹐但高尚就成了高尚者的墓誌銘了麼﹖我想仍然跟過去一樣﹐有幾個﹐但是不多。多數高尚者的墓誌銘上﹐仍然刻著“愚蠢”或者“無能”。面對政治高壓﹐高尚者還可以做一個不識時務的英雄﹐博一個“愚蠢但高尚”的墓誌銘。在金錢的奴役之下﹐恐怕連這也不可得了。既然卑鄙仍然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那就註定高尚者一般都將一事無成──沒有這個通行證﹐怎麼能行得通呢﹖更何況在一個卑鄙作為通行證的社會裡﹐榮譽必被卑鄙者搶去。就算高尚者機緣湊巧小有所成﹐高尚的墓誌銘也落不到他們頭上。看看那些被揪出來的貪官們﹐在被揪出來以前﹐哪個不是榮譽一大堆﹐財源滾滾來。行賄者得了好處不願揭發他們﹐老百姓沒有證據不能揭發他們﹔如果不是在權力鬥爭中失敗﹐或者貪得無厭﹑沒有後台而又碰巧撞在中央“嚴打”的槍口上﹐那些榮譽理所當然就會刻在他們的墓誌銘上。有位偏激的朋友說﹕只要卑鄙還是通行證﹐任何官職﹑財富和榮譽就都是一種恥辱。有人說這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為自己的無能辯護。然而我覺得﹐他說的未嘗沒有道理。北島的詩﹐這樣改一改大概要準確一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卑鄙者的墓誌銘。
警惕愛國賊
“愛國賊”這個詞也不知是誰發明的﹐我看實在應該給他（或者是她﹖）評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為什麼要一面愛國﹑一面作賊呢﹖因為財富只有先弄到自己的國土上﹐尤其是弄到自己所在國家的國庫裡﹐才便於竊取﹔更何況鼓吹愛國還可以轉移人民不滿的矛頭。因為這些緣故﹐愛國賊多出於官府。把慈禧太后稱為賣國賊﹐實在是冤枉了她﹐她比誰都愛國﹐因為大清帝國是她家的天下。平心而論﹐慈禧太后是大清帝國的頭號愛國賊。
當然﹐慈禧太后主政期間也有一些賣國行為。對於這些賣國行為﹐近年有人做翻案文章﹐把它們說成是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理由是與其打下去遭受亡國之災﹐不如割地賠款減少損失﹐也省得生靈塗炭。對此我同樣不敢苟同。愛國也好﹐賣國也好﹐都只是手段﹐關鍵是一個“賊”字。所以愛國賊與賣國賊之間﹐是很容易相互轉化的。一旦國內政局不穩﹐專制者往往以喪權辱國的條件引進外國軍隊剿滅國內的反叛者﹐這是古今中外都不鮮見的事。同樣的道理﹐如果打不過外國侵略者﹐愛國賊也往往最先轉變成賣國賊﹔因為做兒皇帝總比遭受滅頂之災強。一句“寧贈友邦﹐勿與家奴”﹐到底還是泄露了天機。但即使是喪權辱國的兒皇帝和他們的臣僚們﹐他們的行為在當時也總是自稱和被稱為愛國行為的。他們被稱為賣國賊﹐那是他們滅亡以後的事。因為這個緣故﹐我傾向于仍然把他們稱為愛國賊。
民間有沒有愛國賊﹐我看也是有的。因為財富只有在自己所在的國土上﹐才便於自己偷盜或搶劫。《水滸傳》裡的那幫“英雄”可以作為例證﹕他們聚嘯山林﹑劫奪州縣﹑濫殺無辜﹑放蒙汗藥﹑賣人肉包﹑要買路錢﹐靠劫來的財物過著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共產主義生活”﹐卻高唱愛國的調子﹐高喊替天行道的口號。他們後來歸順朝廷做了官方的愛國賊﹐抗完遼兵﹐又殺方。可是到了最後﹐愛國領袖宋江卻為了蔭及子孫而親手毒死了他手下的心腹愛國將領李逵。這既說明瞭民間愛國賊的本質﹐也說明瞭民間愛國賊是可以轉化為官方愛國賊的。
單純的賣國賊到底有沒有﹖我是很懷疑的。人類的行為之不同于動物﹐就在於人的行為是有動機的﹔豈有不謀私利而賣國者﹖而在富有“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民族傳統的中華古國﹐做賊的最好辦法就是愛國。如果愛這個國不合算﹐那就愛那個國。我們說汪偽政權的走卒們是賣國賊﹐其實是從蔣介石政權或共產黨政權的角度看的﹔如果從他們自己的角度看﹐也就是從汪偽政權的角度看﹐他們也都是愛國賊。
歷史上中國人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與外國人對中國人犯下的罪惡相比﹐前者不止是後者的千萬倍﹔愛國賊的危害﹐實在遠較外國侵略者的危害大。所謂“寧可被外國人打一耳光﹐不如被中國人打兩耳光甚至十耳光”﹐實在不過是愛國賊們的欺人之談。
要消滅愛國賊﹐惟有依靠民主。
《水滸》寫的是農民起義﹖
梁山泊哪裡是什麼農民起義﹖王倫是落第秀才﹐晁蓋一夥七人和林沖只是些出身各異的“好土匪”。後來的梁山泊﹐就更不堪了﹕孫二娘是賣人肉包子的﹐時遷是竊賊﹐穆春是惡少﹐李逵是殺人魔王﹐蔡福﹑蔡慶是劊子手﹐柴進﹑李應是大財主﹐關勝﹑秦明﹑董平﹑張清是朝廷降將﹐張橫﹑張順﹑李俊﹑穆弘是當地一霸﹐雷橫﹑朱仝﹑戴宗﹑宋江是警匪一家。要在梁山泊一百單八將裡找出幾個曾經吃不飽﹑穿不暖的農民﹐那比在梁山泊裡找地主老財還難得多。
梁山泊一百單八將中﹐有被官府逼上樑山的（如林沖）﹐更多的是被宋江﹑吳用之流自己逼上樑山的﹐但是沒有一個是被地主“黃世仁”之類的人物逼上樑山的。
至於歷史上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根據秦暉先生的研究﹐開始的時候也多是土寇（地主武裝）與流寇（我們通常所說的“農民起義”）並起﹐共同反對朝廷﹔土流之爭不過是朝廷崩潰或嚴重削弱之後的次生矛盾﹐並且衝突雙方之間並無主佃關係（詳見秦暉﹕《求索與“主義”與“問題”之間》﹐《問題與主義》第441頁﹐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我們甚至無須查證﹐也無須依靠秦暉先生的學術聲譽﹐就能初步判斷他是對的﹕在交通通訊條件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全國各地幾乎同時出現“農民起義”﹐必定有一個共同的敵人﹐而這個共同的敵人只能是朝廷。
因此所謂“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理論﹐是毫無“事實基礎”的。新左派所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的說法﹐也同樣沒有事實根據。沉難愈的農民負擔問題和公有企業職工“下崗”問題﹐還有日益嚴重的官場腐敗問題與整個社會風氣的腐敗問題﹐顯然都不是勞資矛盾造成的。許多私營企業（包括所謂“三資企業”）對勞工的剝削的確很殘酷﹐改善私營企業勞工的處境也是理所應當的。但是在中國目前的情形下﹐由於私企勞工幾乎都是自願放棄自己的農民身份或“鐵飯碗”去私企工作的﹐他們中的大部份人並不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也不認為自己處於社會的最底層。私企的勞資雙方在人口上也之佔全國總人口的一小部份。在這種狀況下大叫勞資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睜眼說瞎話嗎﹖依我看﹐中國社會一直就是個等級社會（儘管與歐洲中世紀和印度古代的等級社會有所不同）﹐階級尚未形成﹐談什麼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且就是將來階級形成了﹐只要我們還承認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我們所努力的方向就應當是階級合作﹐階級鬥爭只應當作為階級合作的工具來使用。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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