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 周恩来与曹禺早年都是南开新剧团男扮女装的旦角演员，对于戏剧的共同爱好，是这对南开老校友缔交的重要基础。
据曹禺本人的说辞，他与周恩来的初识是在1940年。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时间大抵是在这年4月国立剧专重庆公演，也就是《蜕变》一剧首演期间。鉴于此后曹禺大部分时间都远在江安，曹禺与周恩来之间更为频繁的接触，应在他1942年初从江安返回重庆之后。
1940年4月的《蜕变》首演并不顺利，真正使《蜕变》引起更为广泛的轰动同时也引出更为广泛的争议的，是中国万岁剧团1942年的重演重排。中国万岁剧团隶属于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兼任团长，郑用之任副团长。1942年夏天，重庆话剧界借到北碚消夏的机会，集中研习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中万”导演史东山率骨干团员参加，并参照斯氏体系排演《蜕变》。1942年12月21日，在重庆抗建堂扩建竣工之际，作为第二届“雾季公演”的重点剧目，“中万”隆重推出新排《蜕变》。
翻检当年的报刊不难发现，1940年《蜕变》首演时，《国民日报》给予了特别关注，一连十多次刊发消息和评论，还用一个月的时间和版面连载这部剧作。《新华日报》对此几乎毫无反应。然而到了1942年“中万”在重庆重演《蜕变》一剧时，《新华日报》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刊发着有关《蜕变》的消息和评论。这一切与周恩来及其所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的政治操作，有着绝大的干系。据曹树钧、俞健萌《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介绍，《新华日报》内部曾为此展开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个戏不应该赞扬，而应该批评，因为它歌颂了国民党。剧中主人公之一的梁公仰是国民党的视察专员，他一来，省立医院就面貌焕然一新，生活中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事？”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戏的主旋律是爱国的，是对抗战的热情歌颂，在艺术上也有份量，就是应该欢迎这样的戏”。在两种意见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是周恩来以其政治身份定下调子，这样才有了《新华日报》对于“中万”演出的大力宣传和高度评价。甚至于在1943年4月23日以《蒋介石赞誉〈蜕变〉》为题，报导了演员和观众在剧场向蒋委员长山呼万岁的场面。说是当中国万岁剧团在三青团中央团部演出该剧时，蒋介石应邀观看演出，“对该剧演出颇为赞识，当演出至第四幕，末尾荣誉军人伤愈重上前线，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时，观众均肃然致敬，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蒋委员长莞尔一笑，闭幕后，蒋委员长复对若干剧情有所指示，该剧己先后获得国民党中宣部及政治部之奖金及奖状”。
其实，早在《蜕变》重演之前的第一次雾季公演期间，由张骏祥导演、中国青年艺术剧社演出的《北京人》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同时也赢得了中共方面的关注与支援。1942年1月31日，中央青年剧社再度公演《北京人》，周恩来还公开出面分别会见了曹禺与张骏祥。据张瑞芳回忆，“周恩来同志几次去看了演出，他很喜欢这出戏，印象很好。记得他还对曹禺说过：‘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哪，我们现在已有了延安了。’他虽然提出了意见，却并没有要求曹禺修改。”
对于重庆时期自己与周恩来的交往，曹禺写于1978年的《献给周恩来八十诞辰》介绍说：“那个时候，只要是去曾家岩，走起路来就脚下生风，心里头也畅快极了。……一眼看到周总理的亲切微笑，慢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份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与此相印证，还有吴祖光的回忆：“周总理对曹禺是格外关心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后，要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约我去编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报馆给我买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是1946年元旦前夕，我去看望周总理，……他同我谈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他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整整八年的抗日战争，在美国、苏联等盟军协同作战的前提下，以惨胜而告终。一时间，古老的中国俨然已经走到人间天堂的门槛之外。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应蒋介石的邀请，于8月28日乘飞机来到重庆，与国民政府共商国家大计。9 月份的一天，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毛泽东还在上清寺会见了重庆文化界部分知名人士。作为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文化人中的一个，曹禺的回忆是这样的：“只有20多个人参加这次会见，我记忆中似乎都是进步的。沈浮对毛主席说，国统区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毛主席说，欢迎你们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毛主席还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嘞。毛主席谈笑风生，对大家充满了关怀和期望。”
1949年初，曹禺接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通知，要安排他连同已经与他同居的方瑞到解放区去。1949年2月曹禺与方瑞由上海秘密抵达香港。到香港后由中共香港工委委派胡绳的夫人负责接待，并被正式告知，这次赴解放区是应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邀请，去北京参加正在拟议与筹备之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月28日，在乔冠华的具体安排下，曹禺、方瑞一行27人乘外籍豪华客轮“华中轮”从香港出发，同行的有柳亚子、郑振铎、叶圣陶、赵超构、马寅初、王芸生、陈叔通等人。老牌革命家兼诗人柳亚子，当时曾即兴赋诗一首，其中有“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的诗句，颇能代表同行的文化名流，对于被视为天堂人间或人间天堂的革命圣地的神往之情。
曹禺一行人于1949年3月18日到达北京，曹禺、方瑞被安排在北京饭店。虽然没有个人的正式宣誓和官方的正式委任，从这一天起，曹禺已经成为被政府包下来的一名官人、公家人。
当时的曹禺还有一个最为切身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他与郑秀之间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问题和他早已与方瑞同居的情爱问题。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期间，郑秀带着两个女儿由重庆回到了南京。曹禺曾经从美国给郑秀写信正式提出离婚要求，郑秀未能同意。从美国归来后，曹禺又一再要求离婚，还是没有结果，他与方瑞之间就只能保持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关系。1950年初，郑秀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曹禺便又一次提出离婚。1997年12月13日，于曹禺逝世一周年之际，曹禺研讨会在河北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召开，文学史家董健先生在当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曾透露过当时的一个细节：由于郑秀要曹禺拿出500元钱的补偿金才答应离婚，而曹禺又实在没有这一笔款项，离婚之事再一次陷入僵局。当周恩来了解到这件事后，当即表示拔公款帮助曹禺解决这一人生难题；一场为法律手段不能顺利解决的民事案件，在政治操作下迎刃而解。对于这种假公济私的政治操作，曹禺不惟毫无疑义，还于感激涕零中当面跪倒在周的面前，表示“今后共产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把这桩个人恩怨考虑在内，曹禺建国后的种种表现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1951年春天，新婚不久的曹禺与方瑞一同到安徽农村去参加土改。返京后正赶上新一轮的整风运动。1952年初他便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当面表示自己打算写一部反映知识份子思想改造的戏。周恩来对曹禺的想法表示支援，并作出必要部署。不久，曹禺便在北京市委的安排下，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并确定协和医学院为蹲点单位。“整整三个月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和医院的专家、教授交上了朋友。三个月之内，他做的笔记有二十本以上。”到了1954年，便有了《明朗的天》的隆重推出。
1960年，苏共与中共决裂，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给正处于大饥荒中的中国民众雪上加霜。为配合宣传毛泽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政治号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老故事，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全国各地竟然一下子涌现出七十多部反映“卧薪尝胆”的戏曲剧目，却没有一个话剧剧本。在罗瑞卿等上层领导人的建议与指示下，曹禺与梅阡、于是之组成写作班子，住进北京西山脚下一个僻静的院落，创作出了又一部应景应制的政治戏剧《胆剑篇》……
到了1962年，文化政策再一次趋于松动。周恩来亲自出面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在京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并在讲话中专门针对曹禺来了一番别开生面的实话实说：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一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一九五三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为周恩来没有挑明说破的是，成就曹禺写出《雷雨》、《日出》、《原野》等传世之作的，恰恰是比“新的迷信”要博大精深不知多少倍却偏偏被“新的迷信”所封杀、所阉割、所架空、所净化的堪称是“旧的迷信”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语出曹禺《雷雨·序》）。关于这一点，曹禺当时在与青年作家的一次交谈中，就曾有所透露：“我个人的体会是，大凡中心思想早知道的，门就开得小一点，进来的东西就不多。任何一个材料，本身都含有特定的思想，当这种思想还没有找出来时，不要随意乱套，而是先把它写出来，然后多加推敲，揣磨的多了，中心思想自然会出来，许多材料就串起来了。”
到了文革后的新时期里，在更为宽松的政治气候与文化氛围中，曹禺干脆用仇虎在原野黑林子里曾经遭遇过的鬼打墙式的“活见鬼”，来形容自己在“新的迷信”的控制与强暴下的可怜相与狼狈相：“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我那时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现在，懂得那是‘左’倾的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看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对于父亲当年所受到的灵魂蹂躏与精神强暴，万方在《灵魂的石头》一文中，有更为贴切的描述剖析：“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
耐人寻味的是，“没有那样受感动的”周恩来，偏偏欣赏于《胆剑篇》中的人物处理，说是“历史人物，他的周围也是有人物的，否则就是孤家寡人，霸王别姬。勾践听了范蠡的话，最后成功了。范蠡说他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曹禺同志的《胆剑篇》这一点抓住了”。把周恩来这番与《胆剑篇》并不吻合的借题发挥与于是之所说的“我们当时想的勾践、夫差都是实有所指的，想得太实了……”连同剧中越王勾践白纸黑字的忏悔之词──“我就是脸皮厚，就是不知痛。在群臣面前，在范蠡、文种这样难驾驭、不能长居人下的大夫面前，站着我这样一个不成器的君王！”──相互印证了看，不难看出曹禺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牵涉进了党内最高层次的权利斗争，为自己文革中的在劫难逃埋下了伏笔。
1966年12月4日深夜，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中，曹禺也被从床上拖走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为彭真等大人物陪绑陪斗。是周恩来“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一句话，暂时解救了他。1967年1月，随着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的发表，左翼文化人三十多年来所积累下来的恩恩怨怨，终于戏剧性地合拢为一个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大结局、大命运。执行这场神圣罚罪的雷公崽子似的红卫兵造反派，给曹禺戴上的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黑线人物”的大帽子。大概是有周恩来关照的缘故，曹禺在数年沈寂后得以于1975年1月5日至17日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和第一次会议，他的官人地位也随之提前恢复。
在从罗瑞卿等人那里接受写作《胆剑篇》任务的同时，曹禺还从周恩来那里接受了写作《王昭君》的任务。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幻不定，《王昭君》一剧的写作一直被搁置下来。直到1978年7、8月间，随着政治形势再一次趋于缓和与明朗，曹禺为重新启动该剧的写作，在女儿万方的陪同下赴新疆感受草原风光、体验草原生活。
《王昭君》的写作基本上是由周恩来依据着毛泽东“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治标准敲定下来的政治操作。即使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曹禺依然要把《王昭君》的写作当作政治任务来予以完成：“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的一位女子。”
在政治操作的大前提下，出现在曹禺笔下的王昭君，是继丁大夫、愫方、瑞玨、鸣凤之后又一个集奴性、母性与神性于一身的“舍身爱人”的女性角色，更是继丁大夫、阴兆时、苦成之后又一个成贤成圣、修成正果的半奴半神式的牌坊人物。与《蜕变》中的丁大夫在赢得一营士兵山呼万岁的正果的同时，大包大揽地把自己的儿子贡献出去相仿佛；王昭君在被呼韩邪单于册封为“甯胡阏氏千岁、千千岁”的同时，把自己与单于男欢女爱的合欢被贡献了出去。随着合欢被飞上天空变成“像天那样大，广无垠”、“覆盖四面八方，塞南塞北，无止境”的天罗地网式的所谓“神明”，王昭君与单于之间的男欢女爱“长相知”也被公共化、共产化；最后甚至于仿照着《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窦娥冤》中的窦娥的戏曲腔，由王昭君呐喊出一句曲终奏雅跳加官的标语口号：“祝普天下没有受寒的人！”
早在1936年，鲁迅对于夏衍写得“激昂慷慨”的《赛金花》的“最中心的主题”，曾经有过一针见血的点破：“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40多年过去，出现在中共党员曹禺笔下的王昭君，所充当的依然是一个孙悟空式、“九天护国娘娘”式的半奴半神的旧牌坊、旧角色。曹禺纳入政治轨道的神道设教、替天行道所能达成的最高境界，不过如此而已。
《王昭君》完成于1978的10月，曹禺在“献辞”中写道：“我把这个剧本献给祖国国庆三十周年，并且用它来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11月，新编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北京人艺也开始了该剧的排演工作。由于有较多的政治操作和政治色彩在里边，又以周恩来的名义来号召，加之作品本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为曹禺戏剧所独有的一份诗情画意；戏还没有上演，便赢得了颇为一致的赞美与捧场……
──原载《中国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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